朱鼎卿

朱鼎卿原籍湖北省黃岡縣陽邏鎮朱旗杆灣，1902年出生在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其父早喪，由母親帶着朱鼎卿兄弟姐妹七人，靠種幾畝薄田維持生活。朱鼎卿是家中長子，要靠他支撐門户，所以儘管窮困，母親還是讓他斷斷續續讀了七年私塾。1920年，朱鼎卿隨堂兄朱懷冰離開家鄉，到江蘇淮陰鎮守使馬守仁部當兵。不久，又被朱懷冰介紹到石青陽部，在連隊當書記。當時，軍隊裏流傳着這樣的説法：“窮書記，富軍需”。朱鼎卿對於傭書於人，遭受歧視的境遇十分苦悶，隨時準備另找出路。

1922年10月，石青陽部在軍閥混戰中被擊潰。朱鼎卿輾轉到四川，投入川東邊防軍教導營。該營營長石潤碧，欣賞朱有文化，處事幹練，讓他當了幾個月書記以後，擢升他為排長。石是雲南講武堂畢業的，就鼓勵朱鼎卿報考這所學校。1923年6月，他考入該校第十八期步科，在那裏接受了兩年軍事教育。畢業前夕，朱鼎卿接到在廣東國民革命軍第三軍任團長的石潤碧的信，邀其前去共事。他考慮在雲南和家鄉湖北祁沒有人事背景，難得升遷，於是畢業後欣然去廣東投入石部。他先當參謀。後當連長，參加了討伐廣東境內鄧本殷等軍閥的戰鬥。

1925年12月，朱鼎卿所在部隊的領導人因“西山會議派”嫌疑被革職，該部軍官也都被遣散。那時，他到廣東才幾個月，人地兩生，不知到哪裏去找出路，只好隨石潤碧來到重慶。石想通過川軍的舊關係謀個差事，但經過活動，沒有結果，當然也就顧不上照顧朱鼎卿了。這樣，他生活沒了着落，十分窘迫。就在萬般無奈的時候，他打聽到當年在雲南講武堂的同學，有不少人在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供職。這個師駐防湖南桃源、澧州一帶，師長是賀龍。朱鼎卿到了該師以後，得到賀龍的多方照顧，先後當過參謀和教導隊隊附。在北伐戰爭中，他隨部打到武漢。這時，朱鼎卿萌生了思鄉之念，不願再隨部遠行，就自動離開部隊回到老家。但是，他畢竟已經過了多年軍隊生活，回家幾個月，感到無所適從，對沉悶、閉塞的農村環境很不習慣，於是又回到武漢。經人介紹，投到桂系胡宗鐸部任營長、副團長。

1929年上半年，朱鼎卿指揮部隊，在麻城一帶參加了對鄂東蘇區的“圍剿’。他把所有壯丁編為“鏟共團”，參加站崗放哨；在防區實行五家聯深制，挨户清查赤衞隊員；對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限期自首登記；在赤衞隊活動的山區，劃出二十里警戒線，將居民一律搬出。這些辦法得到了上司的賞識。

蔣桂戰爭結束後，胡宗鐸下野，其部下軍官紛紛自找出路。朱鼎卿找到在夏鬥寅師當旅長的朱懷冰，謀了個營長。1932年，朱懷冰為了栽培堂弟，保薦他進入南京中央軍校高級班進修，學習德國軍事學術。學習結束後，又由朱懷冰介紹，到了陳誠的第十八軍，被分派在參謀處工作。在這裏，朱鼎卿瞭解到，各級帶兵主官大都是黃埔出身，自己如果沒有突出的表現，就只能長期充當幕僚。於是，他決心卧薪嚐膽，做出一番成績來。平時，他着裝整潔，行動利索，辦事嚴謹細緻；深得陳誠喜歡。一次行軍，其他參謀人員都僱有挑夫，唯獨朱鼎卿和士兵一樣，自己揹着揹包、糧袋、槍械等。陳誠問他為什麼不找挑夫，他回答説：為了鍛鍊體力．也為了鍛鍊堅韌頑強的軍人精神，他的話贏得了陳誠的嘉許，不久就被陳誠委任為第六十七師第一團團長。當時，該師正在江西“圍剿”紅軍，由南豐逐漸向贛南的廣昌、寧都一帶推進。1934年，在廣昌城附近的一次戰鬥中，第六十七師的兩個團被紅軍擊潰，師部被包圍。師長傅仲芳眼看要當俘虜，急電遠離戰場的朱鼎卿團向師部靠攏。這時，已經激戰了幾晝夜，雙方士兵都疲憊不堪，戰場呈膠着狀態。朱鼎卿團趕到廣昌後，紅軍作戰術撤退，放棄了廣昌城。他因“行動迅速”受到嘉獎。

上海抗戰爆發後，朱鼎卿帶領本團防守市郊羅店一線。那是日軍進攻的重點地段之一。在飛機大炮掩護下，日軍一天數次向朱部衝擊。以指揮果斷、不惜犧牲見稱的朱鼎卿常説：“軍人的事業在戰場上”。在三個月的防守戰中，他一直堅持在塹壕中指揮作戰，帶領官兵，以劣勢裝備，一次又一次地挫敗了敵軍的進攻。這次戰鬥結束後，他升任副旅長。

1938年1月，朱鼎卿調到第七十五軍十三師任旅長。他奉命率部在山東境內對日軍作戰。年底，第十三師撤到湖南常寧縣改編整補，因取消旅的建制，他改任副師長。1939年初，十三師進入湖北省宜都縣整訓。是年冬，第二十六軍和七十五軍奉命對襄河(即漢江)東岸日軍發起冬季攻勢。在七十五軍方面，第十三師是第一線的攻擊部隊。朱鼎卿指揮官兵蒐集了三百多條木船，集結在張截港西岸黃家場地區，並選好了三個渡河點，作了充分的渡河攻擊準備。12月8日拂曉，第十三師安全渡到襄河東岸。但是，由於指揮失當，兩軍的“襄河攻勢”沒有取得任何進展。13日，部隊奉命撤回襄河西岸原防區。在通過襄河浮橋時，遭到日軍飛機轟炸，以致秩序混亂，損失較大。第十三師沒有隨大部隊後撤、而是突過漢宜(漢口-宜昌)公路，經柳門口山區，又穿過京山，鍾祥兩縣，進入大洪山區，繞了一個大彎，於12月到襄河西岸休整。和其他部隊相比．第十三師損失較小。

不久，朱鼎卿升任第十三師師長。1941年春，十三師擔任武昌東北分鄉場一帶的守備任務。是年夏，日寇以兩個聯隊兵力進攻十三師陣地。朱鼎卿帶領官兵浴血奮戰，以火網嚴密封堵，使敵人遭到重大傷亡。第二天，敵人出動飛機，對十三師陣地狂轟濫炸了一整天。傍晚，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敵步兵發起衝鋒，突破了該師三十七、三十八兩個團的銜接部。這時天色已黑，日軍不熟悉地形，不敢輕易深入，停下來鞏固陣地。朱鼎卿抓住這個時機，迅速調整兵力部署，即讓開正面，佔領兩廂，將少部分兵力撒到原陣地左側後涼風埡一帶，誘敵深入，主要兵力撤到原陣地右後側，側擊深入之敵，師預備隊為第三十九團，埋伏於分鄉場西南，準備從正面迎頭痛擊日軍。一夜之間，佈置成了一個完整的“口袋陣”。第二天，日軍見十三師全部撤離了守備陣地，以為是怯戰而逃，就放膽向西追擊，進入口袋”。這時，朱鼎卿令潛伏在“口袋”左側涼風埡的部隊首先打響，把敵人吸引了過去。接着，指揮右側部隊和正面的三十九團，出其不意地從側後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後，敵人死亡甚多，狼狽潰逃。

1942年冬季，為了策應長沙作戰，國民黨軍隊組織了“宜昌攻勢”。第十三師官兵在朱鼎卿帶領下，強行軍越過漢宜公路敵人封鎖線，向宜昌方向急進。黃昏前，全師在土門埡東北展開，入暮開始攻擊。宜昌外圍，日軍築有地堡羣，地堡之間有塹壕聯絡，並設有重層鐵絲網及其他障礙物。激戰一夜，僅突破了第一道鐵絲網，部隊傷亡比較大。拂曉，日軍開始施放毒瓦斯，不少土兵中毒，進攻停頓下來。其他部隊的進攻也都沒有奏效。“宜昌攻勢。就此結束，第十三師仍然撤回分鄉場守備。

十三師官兵全都是湖北籍，朱鼎卿視這支”家鄉子弟”部隊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對部隊的訓練要求比較嚴格，也比較體貼士兵的疾苦。當時國民黨軍隊“吃空額”現象十分普遍。十三師也吃空額，但是他要求把空額的錢糧集中使用。在興山縣城整訓時，曾經把“吃空額”得到的大米換成黃豆，磨豆腐給士兵改善生活。平時，只要部隊能安定幾個月，就要求各團、營修建澡堂，讓士兵勤洗澡，勤理髮。宜昌附近多雨多霧，朱鼎卿見士兵被服常被打濕，晚上無法安睡，就下令軍需處購了一批土布，然後塗上熟桐油，並印上“十三師”三個字，發給士兵每人一塊，當雨布包被服。他對軍官很嚴厲，甚至予以申斥辱罵，而對士兵卻比較和氣，閒暇時常到士兵中間談天説笑。這樣，他在官兵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1943年3月，朱鼎卿調任第七十五軍副軍長。但是，他不願離開經營多年的十三師，更不願失去主官地位，聽命於別人，沒有到職。後來，他跑到重慶活動被調任第八十六軍軍長。

1945年5月間，國民黨軍隊進行第一期整編，八十六軍被撤銷。朱鼎卿調任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但未到職，就改任第八軍軍官總隊隊長，負責資遣安排編余軍官。當時，這些編余軍官有門路的經過活動，仍然可以回部隊任職，無門路者則怨天尤人，為去向惶惶不安。在這樣的環境裏，朱鼎卿也感到難安於事，希望軍官總隊早日結束。

1947年5月，朱鼎卿調到徐州擔任第一補給區司令，歸顧祝同指揮。他在徐州任職的一年零一個月期間，正值國民黨軍隊大舉向沂蒙山解放區進犯，繼之又與解放軍展開了蘇北、魯西、豫東會戰，補給頻繁，維持艱難。聯勤總司令郭懺聽到各方面對朱鼎卿責難很多，又惜其是老十八軍陳誠系統人，就將他調任漢口第九補給區司令。上任時，郭懺對他交待説：“你到漢口雖然受白崇禧指揮，但除了法令規定的東西以外，不要隨便接受他的補給命令。否則會受到處罰，這是總統的意思。”可是，到漢口以後．又接到聯勤總部的書面命令；“第九補給區歸華中剿總戰鬥序列，執行白總司令的命令，不得貽誤戰機”。當時，朱鼎卿左右為難。一方面，郭懺指責他不應該亂受白崇禧的補給命令，另一方面，白崇禧又經常在作戰會議上指桑罵槐地説：“我這個總司令，連一支槍一塊錢的批准權也沒有，這仗怎麼打呢?”同時，前線的國民黨軍隊連吃敗仗，帶兵的軍官為了推卸責任，不斷電告蔣介石、白崇禧，説是補給跟不上，彈盡糧竭，無法打仗。在這種境況下，朱鼎卿整天提心吊膽，害怕災難臨頭。

1949年初，白崇禧突然提出要朱鼎卿擔任湖北省主席。朱心裏明白，武漢解放只是時間問題了，白這樣安排是為了掌握補給區堆積如山的軍用物資；讓自己當省主席，就是要自己去“跳火坑”，當“替死鬼”。但是，他想到呆在補紿區司令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有好結果，就勉強答應了。

朱鼎卿一直在軍界任職，對如何組織“省政府”，心中完全無數。恰巧，朱懷冰賦閒在武漢，便幫助其物色省政府人選。那時，許多官員都在做逃跑的準備，對當省政府的這“長”那“長”都不大感興趣。朱鼎卿原擬由廖廓出任教育廳長，廖堅辭不就。有一天，朱鼎卿等正在為物色教育廳長髮愁，突然房門一推，一個腦袋伸了進來，但很快又縮了回去。這時，在座的一個人若有所悟地笑了起來：“教育廳長有了，就請剛才推門的王介庵擔任吧！”這個王介庵，是為參加實業公司董事會來的。他剛才咳嗽含了一口痰，四處找不着痰盂，以為室內有，推門一望，見幾個人坐在那兒議事，就很快縮了回去。後來，有人説王介庵是“一口痰吐了個廳長當!”就這樣七拼八湊，省政府的班子總算拉起來了。2月26日，朱鼎卿正式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時兼任省保安司令、軍管區司令朱鼎卿和朱懷冰等人反覆商討，起草了一個“湖北省施政重點”。提出精簡機構、實行戰時體制；一甲一兵，實行全面自衞；節制資本，實行財產累進税；改革土地，實行戰士授田等等。他對這個“施政重點”寄以很大希望，企圖使湖北“起死回生”。然而，由於戰況日趨緊張，除了省級機關裁減了幾個人以外，始終沒有哪個部門拿出貫徹計劃來。因此這個“施政重點”沒走出省政府大門就滅亡了。

南京、上海相繼解放以後，武漢惶惶不可終日，省政府公務人員的薪水無處可領。每天從早到晚，朱鼎卿忙於接見來省府請願的公教人員和潰散的地方團隊，不管是勸説也好，發脾氣也好，都無法解決他們提出來的現實生活問題。他責成財政廳長許季坷每天向漢口中央銀行催款，但銀行總是閉門不納。迫不得已，他親自去找華中“剿總”參謀長徐祖冶，批借到鎳幣五萬元，發給每個公教人員五元。經濟方面是這樣，政治方面更是人心渙散，士氣消沉，有錢有勢的人，早巳逃之夭夭。朱鼎卿目睹這種情景，不再談什麼“施政重點”，開始考慮撤退。他主持省政府制定了“應變方案”，決定在鄂西、鄂東南和鄂北設立三個行署，以朱懷冰為鄂西行署主任，駐恩施，命令各縣地方武裝改編為團或者總隊，由專員、縣長兼任團長或總隊長，不得離開轄境；由省保安司令部和建設廳共同組成疏運指揮部，自任指揮官。

4月底，白崇禧提出“保衞武漢，相機撤退”的方針。朱鼎卿擔心白逃跑時，會強令保安隊留下來當替死鬼，就預先把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撤到鄂南。同時指示擔任省府警衞的保安第八團，隨時準備行動。5月12日清晨，解放軍已經逼近武漢，華中“剿總”早已撤到武昌長春觀。這時候，長江上游航運不太暢通，省公路局的汽車因缺燃料大都癱瘓。朱鼎卿向白崇禧“剿總”司令部要車，都被敷衍推脱。他再也顧不得什麼官場顏面，只好依賴老關係，到第九補給區借了兩輛卡車和必需的汽油，逃往長沙。臨走前，他害怕被人留住不放，佯稱到黃州開會，暗中指示民政廳長彭曠向，保安副司令楊達等帶着省府機關和保安部隊逃向鄂西。

朱鼎卿原來打算經長沙去廣州。他在長沙停留期間，得知湖北在廣州的要人何成浚、徐源泉等，在行政院和國防部説他聞風喪膽，棄職潛逃，便臨時改變主意，先去鄂西整頓逃到那裏的機關和部隊，然後再去廣州申辯。

7月，朱鼎卿來到鄂西。這時候，他還沒有看清蔣介石政權已經全面崩潰的形勢，想在鄂西打開一個“新局面”，提出了“一切從頭來”的口號，企圖振奮人心。他把從武漢跑去的人員和鄂西行署人員合併，重新組織湖北省政府，並抓節約開支，籌劃財政。規定上至省主席，下至士兵公役，每人每月薪金八元，願留則留，不願留者可自由離去。收入來源，除向“中央”催領經費以外，由省銀行經營貿易和發行輔幣。將湖北軍管區和保安司令部撤銷，合併改編為湖北綏靖總司令部，自己兼任司令。建立湖北幹部學校，輪流訓練文武職員，以期形成私人力量。

可是這時，朱鼎卿與駐在鄂西的宋希濂發生了尖鋭的矛盾。宋早退到鄂西，把當時還沒解放的縣，按二至三個縣不等，劃為綏靖分區，委派部下的軍長任分區司令，操縱了各縣的財政、糧政、役政等權力。後來朱鼎卿委派的縣長、科長等地方行政人員，便成了“空頭官”。這樣，他的“一切從頭來”的打算又成了泡影。

朱鼎卿為了能在鄂西站住腳，專門整理了一份關於宋希濂干涉地方行政職權的材料。8月，他前往廣州告狀，希望“中央”將宋希濂調走，好讓自己施展手腳。到了廣州，他先挨次見了閻錫山、李宗仁，何應欽等人，後被蔣介石召見。蔣對他説，現在是危難時期應該和宋希濂和衷共濟，並要他準備去“敵後”打游擊。他看達不到目的，就悻悻然返回鄂西。當時，朱鼎卿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公教人員和部隊官兵的吃飯穿衣問題。他多次催請“中央”撥款，都沒有結果。10月底，他只好親自去重慶，找到財政部長關吉玉，要錢要糧，關答覆説：“財政部目前要籌劃的是胡宗南、白宗禧、宋希濂部隊的經費，對行政費無能為力。”他又去找行政院院長閻錫山，閻卻隻字不提撥款的事。朱鼎卿見撥款無望，只好硬着頭皮去找參謀總長顧祝同，要求給兩個軍的正式番號。經過討價還價，顧才答應下來(暫八、暫九兩個軍)，每軍每月暫發給維持費五萬元，先發兩個月的用費，其餘被服、槍械、器材等以後再談。不料，原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私自到重慶活動，被顧祝同委任為暫八軍軍長，直接向財務部門領了一個軍兩個月的經費逃走了。朱鼎卿只好領了剩下的十萬元。 ^[2] 

由於朱鼎卿和宋希濂不能合作，國民政府國防部乃令朱鼎卿指揮本部及原歸宋希濂節制的第七十九軍，擔任巴東至漁陽關一線守備任務。但他還沒離開重慶，鄂西就已經宣告解放。顧祝同召見朱鼎卿，責備他和宋希濂鬧意見，鬧得丟了鄂西，影響整個戰局。他怕顧加害於己，就勿勿離開重慶趕到四川萬縣，收容從鄂西潰逃來的機關和部隊。

在萬縣，川鄂綏靖公署主任孫震向朱鼎卿轉達了國防部的命令：(一)將湖北原來所有的軍政名義一律撤銷，改為第三兵團，轄暫八暫九兩個軍，朱鼎卿任兵團司令。(二)省政府文職人員給資就地遣散，願隨軍行動的，編為第三兵團政工隊。這時候，朱部約有三萬人，裝備不全。

朱鼎卿的部隊改編為第三兵團後，奉孫震之命擔任萬縣以西直至忠縣的江防任務，待國民黨主力部隊轉移以後，再撤至渠縣附近。他在萬縣呆了兩天，再和孫震打電話聯繫時，孫已經不知去向了。這時重慶已經解放，朱鼎卿看到天氣嚴寒，部隊衣食兩缺，便決定撤守，命令各部隊到梁山附近集合，向川西撤退。

12月2日，朱鼎卿部從江防線上撤下後，經過兩天急行軍，到梁山附近。這時，他的部隊已經狼狽不堪，半夜聽到槍聲就驚惶失措，四散逃命。行軍途中，尾後的兩個師被解放軍包圍繳械。

朱鼎卿帶領部隊繼續西行，但究竟走到哪裏落腳，心裏沒數，成天無目的地跑。官兵情緒低落，都感到前途無望，私自離開隊伍的很多。他想到自己和顧祝同、宋希濂有裂痕，即使到了川西，仍然要仰他們的鼻息，也不知如何辦才好。

朱鼎卿部進到三台附近時，一部分人馬，械彈，器材和僅存的少量經費，又被孫震部劫走。經過反覆交涉，僅將官佐放回。他為此大為惱火，想和孫震開仗，但最後還是強忍住了。隨後，朱部到達郫縣邊境，該地警戒部隊不讓進入。地方幫會勢力見朱部是“外來户”，人地生疏，也不斷進行圍攻，搶槍劫人。不得已，他只好帶着部隊轉向新都縣。這時，朱鼎卿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經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了。

進入川東以後，朱鼎卿沿途看到了解放軍張貼的“約法八章。佈告，從中瞭解到解放軍對待起義投誠部隊的政策。12月23日，他在新都縣召集親信幕僚和軍、師長，徹夜商談部隊以後的去向。最後決定了不打，不跑、謀求和平三條意見，派人與駐成都的國民黨部隊取得聯繫，採取一致行動，舉行起義。25日，他派參謀長李超君、暫九軍軍長楊達，馳赴金堂縣趙鎮，會見了解放軍六十六軍一八〇師政委張其善、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商談有關部隊改編事宜。雙方確定：三兵團的一部分集中在成都附近的石板灘，一部分集中在新都縣的大面鋪，聽候編遣。接着，解放軍向朱部發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小冊子，供部隊學習。朱鼎卿召集班長以上人員講話，要求部隊遵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行事，並規定所有給養由地方政府按人數供給，不得私自向老百姓索取。經清點，朱部官兵還有八千人左右。

部隊安排就緒後，朱鼎卿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郭曙南陪同，前往成都，謁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見面時，朱鼎卿説：“司令員還記得我嗎？。賀龍説：“一時記不起來了!”他當即報告説；“我在湖南桃源，澧州隨您辦過教導大隊，也當過參謀。”往事一提，賀龍司令員馬上記起來了，説；“你是雲南講武堂十八期畢業的?。他回答後，賀龍説：“你搞得很快”。他説：“慚愧得很，往事皆非。”賀龍又親切地詢問了朱鼎卿的年齡，並鼓勵他説：。不要緊，可以從頭來嘛！”接着，賀龍又説：“你為什麼不在湖北起義?”他答道：“那時候談不上。我不敢向部下講這話，部下也不敢向我講這話。現在後悔已經遲了。”接着，朱鼎卿彙報了起義經過。賀龍聽後，介紹他和參謀長張經武見面，並由張經武寫信，介紹他往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周士第。賀龍對朱鼎卿説：“周士第司令員是黃埔一期畢業，善於指揮作戰。北伐時打汀泗橋負過傷。他當過我的參謀長，你見他就像剛才跟我談話一樣，不要拘束。”

朱鼎卿和周士第司令員見面以後，又回到賀龍那裏，並和賀龍一起參加了元旦會餐。期間賀龍對他説：“你過完節就回部隊去，把部隊好好整編收容，不能再坑害人民了。從前紀律不好可以原諒，以後紀律不好就不行了。把部隊整頓好以後，再回成都多住幾天。”

後來，朱鼎卿又和賀龍見過幾次面。有一次，賀龍送給他一本東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並説：“你看這本書，要邊看邊提問題，可以來找我談談。”這時，成都剛解放，秩序比較混亂。由 國民黨特務串連，一部分國民黨殘雜部隊糾合散兵遊勇、土匪和地方幫會勢力，發動了一次武裝叛亂。他們首先集中兵力圍攻石板灘，企圖搶劫武器，拉起義部隊一起叛亂。當時，朱鼎卿正在石板灘，他看到叛亂分子切斷了電話，無法和駐成都的解放軍取得聯繫，便立即組織了兩個營的兵力，向叛軍發起猛烈的反攻，打開了一條出路，派入急赴成都報告。成都警備司令部迅速派出兩個騎兵團，和朱部一起會剿叛匪，很快平定了這場叛亂。後來，成都的《川西日報》發表文章表揚朱部説；“在平定石板灘叛亂中，起義部隊第三兵團與解放軍並肩作戰，頗著成績，應予表揚。”

全國解放以後，朱鼎卿歷任湖北省政協常委，第四屆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於1982年5月24日逝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