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鏡我

1901年生於浙江省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在他10歲那年，父母相繼去世，被寄養在外祖母家。1920年7月，朱鏡我以優異成績被錄取為浙江公費留日學生，並於1924年考取了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系，1927年畢業。 ^[4] 

1927年10月朱鏡我回到上海，加入創造社，主編《文化批判》月刊，翻譯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此書成為我國最早出版的恩格斯名著的全譯中文單行本。

1928年5月，經黨中央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成立，朱鏡我為文委成員，參與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0年3月起，先後任文委書記和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同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朱鏡我任第一任黨團書記。隨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成立，朱鏡我兼任黨團書記。

1931年冬，朱鏡我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32年秋介紹陳賡同魯迅面談。1933年秋，朱鏡我被任命為黨的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長。1935年2月19日，被反動當局逮捕。1937年6月，經黨組織營救，身患重病的朱鏡我獲釋。

1937年9月起先後在寧波和杭州建立了中共寧波臨時特別委員會、中共浙東臨時特別委員會，以及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朱鏡我便奔走浙江各地宣傳抗日。當時，地方黨的活動經費很困難，朱鏡我回到老家，將家產抵押，變賣10多畝土地，用作黨費和革命事業的活動經費。 ^[4] 

1938年春，朱鏡我奉調到江西南昌新四軍辦事處和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宣傳部工作，主編《劍報》副刊。同年秋到皖南新四軍軍部，任軍政治部宣傳教育部第一任部長，兼軍部刊物《抗敵》雜誌主編。朱鏡我創作了《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鐵軍》一歌歌詞，在新四軍中廣為流傳。

1941年1月，在皖南事變中，朱鏡我隨軍部撤離安徽涇縣雲嶺，遭遇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12日，朱鏡我在突圍時壯烈犧牲，時年40歲。

朱鏡我1901年3月17日出生於浙江鄞縣朱家峯村。在他10歲那年，父母相繼去世，19歲的大哥、7歲小弟和已出嫁的姐姐也先後夭亡。他和二哥朱德和孤苦伶仃，只得寄養在奉化吳江涇外祖母家。朱鏡我先在那裏讀高小，之後考入免收學費的寧波師範講習所。

1922年11月，第八高等學校教授坂本公然在課堂上肆意侮辱中國，污衊中國國民頑冥而不知恩義，斷言中國極難強盛。朱鏡我聽了十分氣憤。1924年他毅然選擇並考取了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系，專攻社會科學。

1927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不久，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院(即研究生院)從事研究工作。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上。

1927年10月，為了加強國內革命文學事業，他中止了學業，應創造社元老成仿吾的邀請毅然回國到了上海，經郭沫若介紹成為文化革命團體——創造社的主要成員，主編《文化批判月刊》。

1928年初，朱鏡我和他的戰友們深感要使廣大文化工作者跟上時代的步伐，必須加強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宣傳。於是在朱鏡我主編、出版的《文化批判》及《創造月刊》等刊物上，響亮地提出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旗幟鮮明地宣傳馬列主義。朱鏡我是提倡革命文學的闖將，他在這期間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大多發表在《文化批判》等刊物上，從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社會和文藝等方面，宣傳和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批判了資本主義文化和思想，受到廣大讀者，尤其是大革命失敗後迷茫彷徨的進步青年的歡迎。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兼任宣傳部部長的瞿秋白，看了朱鏡我所寫的《科學的社會觀》一文，非常欣賞，親自約朱鏡我談話。這一時期，朱鏡我還翻譯了恩格斯的著名經典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糾正了其他有關譯本上的一些差錯，這不僅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恩格斯這本名著的中文單行本，也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最早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他翻譯的著作還有《農業問題理論基礎》、《經濟學入門》等。《文化批判》被查封后，朱鏡我又主編《思想》月刊等，堅持革命文化工作。

朱鏡我和戰友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對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使大革命失敗後一度沉寂的革命文化工作又重新活躍起來，促進了左翼文化隊伍的形成，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後來“左聯”的成立打下了基礎。朱鏡我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1928年5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朱鏡我在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成立，朱鏡我為“文委”成員，1930年10月任“文委”主任。同年3月，參與籌建、成立左翼作家聯盟。隨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成立，朱鏡我兼任黨團書記。他以一名戰士的姿態，為“左聯”和“社聯”新創辦的刊物積極撰寫文章。30年代初期，託派挑起了中國社會問題的論戰。這場論戰關係到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認識。朱鏡我在他主編的“社聯”機關刊物《新思潮》上，組織並親自撰寫文章，系統而又正確地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任務等問題作了明確的闡述。同時，對託派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1931年秋冬，朱鏡我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次年，紅四方面軍師長陳賡因負傷，秘密地來到上海治療休養。朱鏡我和上海地下黨的志很關心蘇區鬥爭形勢，陳賡向他們介紹了紅軍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情況。對紅軍戰士的英勇事蹟，朱鏡我很受感動，便將情況記錄下來，整理和油印了陳賡的談話材料，委託馮雪峯送給魯迅看。他還安排和陪同陳賡與魯迅會面和交談。這對魯迅進一步瞭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當晚，朱鏡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傑以及中央文委成員田漢、陽翰笙、許滌新等30多人，關押在盧家灣巡捕房地下室的幾間牢房裏。

3月6日晚，法租界特別地方法院開庭審訊，朱鏡我等經叛徒秦曼雲出庭指證，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18日深夜，朱鏡我和黃文傑等8人，作為要犯，秘密解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經過中國共產黨的種種努力和鬥爭，國民黨被迫釋放政治犯。1937年6月下旬，朱鏡我獲得了自由。

1938年2月，朱鏡我奉命調往江西南昌新四軍辦事處和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宣傳部工作，並負責編輯《劍報》副刊。同年10月，朱鏡我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新四軍政治部宣傳教育部部長兼航敵滁志主編。他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後，便鼓勵妻子趙獨步和長子、長女都參加了新四軍。趙獨步先任軍部譯電員，後任新四軍抗日軍人子弟學校教務訓導主任。他們夫妻倆攜手並進，與袁國平夫婦、薛暮橋夫婦一起，被軍部評為三對“模範夫妻”。

他在雲嶺湯村湯氏宗祠的一間小屋裏，依然夜以繼日地伏案起草文電，撰寫講話提綱，編審稿件，指導各支隊、各團的宣教工作，又要領導軍直有關單位的思想建設。他還先後辦了《抗戰報》、《抗敵》雜誌月刊、《抗敵畫報》以及業餘刊物《文藝》。各種報刊的選題、組稿、寫稿、審稿，都要耗費他很大精力。在新四軍的文電報告上，在《抗敵》雜誌中，留下了許多由他親自撰寫和精心修改過的報告和文章。他常常親自為幹部、戰士講授馬列主義理論和黨中央、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講課大家最愛聽，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利用掌握的各種豐富資料，既縱論世界，又善於抓住重點，把複雜的抗日戰爭和國際形勢聯繫起來，細密而有條理的分析，深人淺出的講解，從而使聽眾自然得出中國和世界人民必然戰勝日、德、意法西斯的結論。他為《抗敵》雜誌和《抗敵報》撰寫了《論現階段的英美遠東政策》、《美國的參戰趨勢與世界大戰的持久性》等許多重要文章，深受我黨我軍高級幹部和國民黨有識之士的高度讚賞。

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不斷髮展壯大，人民羣眾歡欣鼓舞，而國民黨頑固派卻更加恐懼和仇恨，千方百計加以限制、打擊，必欲除之而後快。1940年6月，國民政府調集軍隊，向新四軍軍部逼近，形成了包圍圈的態勢。

皖南事變前夕，軍部決定後方機關及朱鏡我、組織部長李子芳等老弱病殘人員，先期分批撤離皖南，經上海去蘇北根據地。李子芳向朱鏡我傳達軍首長的決定，要他準備出發，他不肯先走。接着，統戰部長夏徵農又來勸説，他依舊堅持要跟大部隊一起行動。他説：“我是宣教部長，怎麼可以離開部隊先走呢?”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撤離皖南涇縣雲嶺，朱鏡我隨軍行動。6日，行至涇縣茂林地區，與攔截我軍的國民黨頑軍發生戰鬥。他咬緊牙關站立起來，縱身跳下懸崖，壯烈犧牲。時年40歲。

朱鏡我的革命鬥爭生涯，是鐵軍精神的具體寫照。他追求真理為救國的崇高理想，無私奉獻為革命的精神，不屈不撓的戰鬥意志，艱苦奮鬥的作風，是鐵軍精神的生動體現。他的英勇鬥爭使他從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鍛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