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

朱英，乳名阿八，1905年出生在江陰一個農民家庭。18歲隨姨父到上海謀生，後進大成紗廠做工。25歲與同廠常熟籍女工姚翠結婚，被羣眾親暱地稱呼為“朱阿八”。 ^[3]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奮起抗擊。1月2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上海工人舉行大罷工。朱英在積極分子“小寧波”影響和鼓勵下，參加了罷工鬥爭。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廠工會，並參加了由中華民族武裝自衞委員會舉辦的軍事培訓班。

1937年8月，日軍佔領上海後，大成紗廠關閉，朱英帶着家小回到常熟妻子的家。11月13日，日軍在野貓口一帶登陸，常熟人民飽受日軍蹂躪。1938年春節前後，常熟地區出現了短時間的政治真空，地方上的土匪紛紛出籠，江海強盜、鹽梟竄上岸來肆意作案，邪氣瀰漫城鄉上空。為了保衞家鄉，防止匪徒侵襲，朱英參加了由毛鵬華首先發起組織的武裝自衞隊，他們揹着繳獲、購買來的槍支和自制的大刀長矛巡邏防夜。一次，朱英回江陰老家，受到“如何籌組抗日武裝”的啓發。返常後，馬上與持有同一意向的任天石會面，並邀請毛鵬華等8人召開同心會。同心會決定在毛鵬華自衞隊原有基礎上擴大武裝隊伍，並發動布廠工人，收集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槍支，動員鎮上各界人士出力、出錢，支援自衞隊抗日保家鄉。受塘橋自衞隊影響，大小陸涇的油車工人和武元祥等24名農民組成第二支自衞隊，小陸涇失去聯繫的共產黨員王永甥等40多名農民組成第三支自衞隊。薛惠民在薛家宅基、十二段圩和駙馬涇組織的農民兄弟會，也加入了抗日隊伍。至此，塘橋一帶的抗日武裝發展到100多人，有長槍、短槍63支。正在這時，江蘇省委派李建模、楊浩廬到常熟組建中共常熟縣委和開展武裝鬥爭。通過陳剛介紹，自衞隊領導人之一的任天石與楊浩廬見了面。楊浩廬同意任天石“派人來幫助和領導這支隊伍”的請求。同年5月，中共常熟縣委正式成立。塘橋這支民間自衞隊也逐步成為正規的地方抗日隊伍，梅李塘橋便成了常熟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發源地和根據地。塘橋自衞隊成立之初，朱英主要負責後勤工作。他設立税卡，收取的税金一部分用於救濟貧困老人，大部分用於隊伍的日常開支。為了給自衞隊配備足夠的武器，朱英還搞過募捐活動，並親自到崑山買回幾支步槍。有了武器裝備，自衞隊的活動更加頻繁了，一面保護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一面打擊土匪鹽霸。 ^[5]  1938年6月，在常熟縣委的直接領導下，為期一個月的軍事訓練班在梅李塘橋附近開辦。按正規部隊的要求，對自衞隊隊員進行軍事訓練。朱英負責選擇訓練地點，從周家宅基遷至楊西段和駙馬涇。地點多次變動，為的是確保安全。在物色訓練班教員問題上，朱英曾親自出面説服了一名死裏逃生、受惠於當地羣眾的國民黨部隊傷員王親，使自衞隊多了一個正規的軍事技術人才。軍事訓練班結束後,縣委領導隨即籌組班子，召開大會，宣佈常熟人民抗日自衞隊（簡稱民抗）成立。在民抗部隊，朱英從事軍需工作併兼任特務隊隊長。他曾謊稱償還賭債，私自把江陰老家僅有的一畝多地典賣，用所得錢款補充部隊給養，遭到不知內情的舅父嚴厲訓斥，1939年5月，常熟縣委籌組財經委員會，8月正式成立。朱英任財經委副主任，暫時離開了部隊。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東進常熟後，軍費開支猛增。為了保障供給，財經委決定在我控制區收税：向地方徵收田賦，向商界徵收商品流通税。朱英負責稻區的税卡工作，按照當時制定的《税收章法》，對過卡的商船“對號入座”。1940年4月，譚震林到達常熟，擴大抗日武裝，軍需數額隨之擴增。縣財經委頒佈《徵收貨物税暫行條例》，往來的車輛（包括汽車）和內河輪船也要照章納税。這一舉措，收入可觀。僅1940年一年，便徵收到各種税款100多萬元，除確保4000多名軍政人員的給養外，還支援蘇中黃橋戰役和新四軍蘇北根據地30多萬元，有力地支持了蘇北根據地的抗日鬥爭。另外，朱英還辦起了後方醫院、軍服廠、修械所……被譚震林譽為“蘇常太的好後勤”。設立税卡，其直接的經濟意義不言而喻，它的軍事意義也不能小覷。通過税卡放哨，可以掌握敵情為我所用。當然，税卡能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站穩腳跟，全仗人民羣眾的大力支持。 ^[2] 

1941年7月“清鄉”以後，蘇常太主力全部北撤，留下的同志轉入地下活動，朱英負責的財經工作告一段落。主力北撇，朱英和江琪生等留下隱蔽堅持。在塘橋蔣三妹等積極分子掩護幫助下，他們晝伏夜出，收集情報，為反“清鄉”鬥爭做好準備。後為保存革命實力，朱英等越過福山塘籬笆轉移到澄錫虞的安全地區。不久，朱英奉命回到謝橋，後在梅北一帶流動。隨着“清鄉”的深入，朱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風餐露宿，形單影隻。“清鄉”剛過，留在常熟的抗日骨幹，只有朱英與戈仰山等一二十人，槍也沒有幾支。敵人嚴密封鎖，各地黨支部名存實亡，眾多關係中斷，活動異常困難。特別是朱英，被多家敵特機關懸賞通緝。此時，身在蘇北的通海行署主任任天石和負責蘇常太工作的薛惠民等派政治交通員週一航過江與朱英聯繫。週一航第二次過江，帶上朱英一起到蘇北。1942年2月，朱英參加了設在通海的軍政訓練班。學習期間，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5] 

朱英在蘇北參加了著名的“湯糰行動”。“湯糰”，以團長湯景延得名。“湯糰行動”，是以七八百人之眾用假投降的方法進入敵人內部，裏應外合打擊日頑的一個特殊行動。時任三營副營長的朱英，置身於複雜的環境之中，肩負“統戰”的使命。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以收徒弟、拜“老頭”、結金蘭、認寄親等形式，讓土匪、海盜、偽職人員等乖乖地為我所用。這樣，不但方便了南來北往的我方人員，保障了軍需物資的運輸，而且確保了人民羣眾，尤其是江中漁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朱英在“湯糰”度過了不平凡的163個日日夜夜，勝利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全團凱旋，受到了粟裕等蘇中軍區領導的嘉獎。1943年3月，上級決定從蘇北派出一支小分隊進人蘇常太地區。6月，朱英率領陸小康等3人南下與先期到達的戈仰山等會合。武裝小分隊到達常熟後的第一個任務是尋找失去聯繫的抗日積極分子，特別是黨員骨幹。在恢復工作期間，小分隊曾跟敵人打了一次以少勝多的大仗。朱英一行12人在橫涇活動，由於叛徒告密，敵人組織常熟、崑山、蘇州三地300多偽軍圍襲。朱英指揮隊員奮勇殺敵，迫使偽軍不敢靠近。敵人發起三面包圍，朱英命令隊伍突圍，自己斷後掩護。他扔出手榴彈炸死兩個偽軍打開了血路。戰鬥持續到傍晚，敵人才灰溜溜地收兵回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武裝小分隊發展到50多人。1944年9月，薛惠民從蘇北回到常熟具體領導“清鄉”後的恢復工作，並宣佈成立蘇常太武裝工作隊，任命朱英為武工隊大隊長。10月，在通海地區集訓的長槍排和民運幹部陸續到達常熟，充實蘇常太地區的武裝力量。武工隊既搞武裝鬥爭，又做民運工作；既是軍事戰鬥隊，又是政治工作隊。根據這一原則，武工隊加強了對東鄉一帶的政治攻勢：將《江南挺進報》分發、投送給偽鄉長、保長及敵軍頭目；朱英以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五大隊大隊長的名義發信給敵特機關和偽職人員，告誡他們棄惡從善，向人民靠攏。這些舉措，收到良好的效果：古裏偽鄉長姚三甥、偽鎮長徐湘先後成了武工隊信得過的朋友；橫涇的偽保長、催頭（負責幫地主收租）不但讓武工隊吃住在自家，而且交出部分“捐款”充實部隊的活動經費。朱英還派綽號叫“木花阿金”的隊員打入唐市敵特機關，在掩護被困的武工隊員、避免流血犧牲的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5] 

1944年冬，日軍策劃向農民收租收糧，由地方偽軍督辦。吳市區偽區長楊振亞、高浦鄉偽鄉長王宇平狼狽為奸，趁機搜刮民脂民膏。兩個漢奸在吳市鎮上設立租棧，並張貼布告。朱英領導的游擊隊做出了“搗毀租棧，鎮壓惡霸”的決策。冬至那天，裝扮成日偽軍的15名武工隊員長驅偽區公所，搗毀了設在那裏的租棧，焚燒了所有的徵糧賬冊，又直奔偽警察所，聚賭的偽警全部落網，槍支彈藥“照單全收”。後來在鎮上的鴉片鋪逮着了王宇平，又在瞿家牀底拖出了楊振亞。楊振亞在逃跑中被擊斃，王宇平在街梢伏法，武工隊以新四軍江南挺進軍的名義貼了佈告。此次行動，狠狠地打擊了日偽的器張氣焰，武工隊的聲威從此大震。在恢復江南工作時期，籌集抗日經費是個重要內容。上級指示將目標鎖定在大漢奸、大奸商身上。滸浦一個大奸商，拜梅李偽警署署長譚國忠為“老頭”，思想極其反動。為了敲山震虎，朱英決定拿其第一個開刀。奸商被抓後半個月，交上“罰金”一萬元。不久，朱英又盯上了吳市一個與日本人合開商行的漢奸。經過周密部署，決定智取皮棉船。一天深夜，商行的皮棉船行至青墩塘某地，武工隊佯作陽澄湖土匪將兩船皮棉“搶劫”一空。組織起來的羣眾將皮棉分撥眾多小船，迅速離去，分給附近各農户保管，繼而按人口廉價銷售。日本人事後追究，剛好一條真正的強盜船撞在槍口上，成了“替罪羊”。這筆共計3萬多元的皮棉款被全部送到了上海薛惠民那裏。 ^[5] 

1945年8月，即將投降的日寇在我游擊區中心地段唐市、白茆一帶加緊活動，妄圖決一雌雄。14日那天，一股敵偽人員到西宅基搜刮錢財，朱英率領武工隊奔赴現場與其交火，敵人潰散。部隊轉移至徐家宅基，晚上10點多鐘，船至三塘址橋近處，被守敵發現。朱英向橋面上拋出一顆手榴彈，艙裏的10多名戰士爬上船頭船稍，把一顆顆手榴彈投向人聲嘈雜的敵羣，炸得敵人鬼哭狼嚎，朱英等乘機脱險，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勝利的消息傳遍四面八方，常熟城鄉一片歡騰，各地出現了羣情激奮搗毀敵巢的行動。朱英按蘇常太工委指示，幫助羣眾對漢奸、特務開展鬥爭，正確對待“兩面派”人物，保護我方派任的偽職人員。同時，發動羣眾擴大武裝，收繳各集鎮偽軍的槍械，不讓他們趁機溜跑，同月，任天石重返江南，會合沙洲楊民奇率領的六分區特務連來到常熟，蘇中四地委所屬東南警衞團五連也調到常熟，成立常熟警衞團，陳剛任團長，朱英任副團長。警衞團成立之後開展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在太倉，投入兵力200人攻擊橫涇的偽軍。激戰兩小時，擊斃偽軍隊長、士兵共3人。9月中旬，打擊駐謝橋仲炳炎偽保安隊，擊斃擊傷敵人10多人。1945年《雙十協定》簽訂後，地委決定蘇常太武裝及其有關人員北撤。朱英奉命帶一連武裝先去蘇北成立運糧處。1946年12月，原蘇常太部分幹部返回江南，繼續開展武裝鬥爭。朱英回到常熟，任梅李區委書記。1948年9月後，統一領導蘇常昆太武工隊工作。1949年4月27日，他帶領武工隊從梅李出發，進入常熟城，宣告常熟解放。 ^[1] 

新中國成立後，朱英在各個時期的不同崗位上為新中國的建設，兢兢業業的工作。他晚年時期，特別關心對下一代的教育和老區羣眾的生活。2008年的12月31日清晨安然離世，走完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