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

朱瞻基是朱高熾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關於其出生年的爭議，參見“人物爭議-出生年代”目錄）。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祖父也就是當時尚為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洪武帝朱元璋將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徵着權力，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並對他説：“傳世之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覺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報告説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只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 ^{[2]  [4]} 

朱高熾在永樂二年（1404年）被指定為皇太子，永樂七年（1409年）朱瞻基跟從明成祖巡幸北京，明成祖令朱瞻基觀看農家耕種所用農具及田家衣食，並作《務本訓》贈給他。永樂八年（1410年），明成祖北征蒙古，命朱瞻基留守北京。永樂九年（1411年）十一月，朱瞻基被冊立為皇太孫，開始加冠。從此刻起，無論是巡幸北京還是征討蒙古，朱瞻基都跟隨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年），朱瞻基跟隨明成祖朱棣二徵漠北。李謙鼓勇皇太孫朱瞻基追擊九龍口，遭到瓦剌騎兵圍攻，事危。幸賴明成祖派來的騎兵及時來援才得以解脱險境。明成祖曾經命學士胡廣等人到漠北軍中為太孫朱瞻基講論經史。足可見明成祖對其重視程度。 ^[5]  他父親朱高熾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則長得健壯，生氣勃勃。他除了與其祖父關係密切外，還深深地敬慕他父親，常常保護他父親使其免遭兩個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擊。這一切引起了其他幾個叔父的警覺。 ^[6]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於榆木川。八月，明成祖遺詔到達北京，皇太孫朱瞻基親自到開平迎喪。 ^[7]  朱高熾登基不久，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朱瞻基為皇太子。 ^[8]  在以後幾個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度過。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為南京屢次發生地震，而且父親明仁宗也想還都南京，所以朱瞻基到南京去幫助完成遷都的準備工作，並拜謁明孝陵。 ^[9-10]  朱高熾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時，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當他抵達時，明仁宗已死去。 ^[11]  六月，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到達良鄉，接受明仁宗遺詔，入宮發喪。 ^[12]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朱瞻基正式登基。他放棄了他父親把朝廷遷回南京的計劃，仍留北京為帝都，這多半是因為他成長在此地，因而與朱棣一樣深切地關心北方的邊境。 ^[6]  當時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準備在半路截殺太子，然後自立為帝。朱瞻基安全抵達京城。回到北京之後，他一方面妥善處理了明仁宗的後事，一方面加緊北京城的戒備，防止有人伺機作亂，然後從容登基，改次年為宣德元年。 ^[6] 

參見：明平漢王高煦之亂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漢王朱高煦謀反。其派一名官員抵達北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張輔當夜逮捕官員上報朝廷。此後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以濟南為應。事發，陰謀為朝廷所知。 ^[13]  起初，朱瞻基沒有派兵征討，而是修書一封派人送給朱高煦，規勸他罷兵。 ^{[4]  [14]}  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朱瞻基決定親征，立即召張輔下諭親征。朱瞻基親征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動盪的局勢有所緩和。之後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防止漢王朱高煦南逃。有人説朱高煦曾經請居南京，這次他會率兵攻取南京。 ^[13]  朱瞻基則另有一番見解：濟南城池堅固，朱高煦不會冒險攻打；叛軍的家屬都在樂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會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樂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親征，竟然沒有了主意，在樂安束手待斃。

朱瞻基令平叛大軍樂安四面包圍，但沒有發動攻勢。宣宗命放箭書到城中，對諭黨逆者宣以禍福，城中於是很多人慾逮捕朱高煦獻上。朱高煦非常狼狽，於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寬解，明日早晨將出城歸降，得到宣宗許可。當夜，朱高煦取出積累的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全部毀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將要出城時，王斌等人堅持阻止，説寧可一戰而死，束手就擒是恥辱。朱高煦則稱城小無法獲勝。之後出城，大臣紛紛上疏請求用重典。宣宗卻阻止，將羣臣彈劾奏摺展示給朱高煦。朱高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寫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牽連至倡謀數人，其餘城中被脅迫者一律釋放。並逮捕王斌等下錦衣獄。之後，令薛祿等人巡撫樂安，改樂安州為武定州。 ^[14-15] 

大軍班師時，部隊駐紮在蹕獻縣之單橋，户部尚書陳山迎駕，並進言應當乘勝移師向彰德，襲擊趙王朱高燧。宣宗召見楊榮並跟他説了陳山的建議，楊榮稱讚其是大計。之後召蹇義、夏原吉，兩人不敢持異議。楊榮請求先發送敕令給趙王，指責其與朱高煦同謀的罪過，而大軍即刻趕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聽從。 ^[16] 

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之後，政局趨於穩定。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明宣宗立皇長子朱祁鎮為皇太子。三月，明宣宗廢后胡氏，立貴妃孫氏（孝恭皇后）為皇后。 ^[81]  八月，明宣宗親自率軍巡視北邊。九月到達右門驛，適逢兀良哈侵掠會州，明宣宗親自率領精騎三千人前往。出喜峯口，於寬河大破兀良哈部。明宣宗親自射其前鋒，射死三人，兩翼軍併發，大破兀良哈。兀良哈望見黃龍旂，下馬請降，明軍斬殺其首領。之後明宣宗班師。 ^[82] 

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制《猗蘭操》賜給廷臣，諭以薦賢為國之道。 ^[83]  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政治機構，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時期的政府結構，讓許多傑出的官員繼續效勞。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實踐中的確作了某些變動。這在內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面表現得很明顯。明宣宗即位後則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這一廣開言路、納諫的風尚。他對大臣説：“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後，不僅繼續輕刑措，而且注意教化。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為減少不必要的支出，停止工部採木。頒發寬恤之令，省災傷，寬馬政，免除各類積欠。招撫流民，免除賦税和徭役一年，停罷朝廷的採買，減官田舊科十分之三等，又戒諭法司減少刑獄。 ^[84]  六月，明宣宗修預備倉，出官錢收入糧食以備荒年。六月，遣官到近畿地區撲殺蝗蟲，並下諭户部，往年捕蝗的使臣對農民的殘害不低於蝗蟲，户部應該知曉這個弊端，因此作《捕蝗詩》示之。 ^[86]  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思田裏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態。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詔行寬恤之政。並於同月下諭禮部，認為官田賦重，應該十減其三。並戒諭各部貫徹施行。 ^[87]  六月，停罷中官入西北邊境賣馬的政策。同月，明宣宗作《官箴》三十五篇，以約束警示示百官。 ^[88]  秋天，明宣宗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 ^[17]  宣德八年（1433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税。 ^[18] 

宣德五年（1431年），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裏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宣宗朝文有“三楊”、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樣的巡撫，真是人才濟濟，這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6]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視朝，命羣臣在文華殿拜謁皇太子朱祁鎮。同月崩於乾清宮。遺詔國家重務都由皇太后張氏處置。當時外廷傳言，張太后欲立襄王為新帝。張太后立即在乾清宮召見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宣佈太子朱祁鎮為新皇帝。楊士奇等人都呼萬歲，張太后立襄王的言論才得以平息。十一日作宣德帝陵。二十五日上宣德帝諡號“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3]  [94]} 

朱瞻基登基之後，擺在他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明成祖時期削藩不徹底的遺留問題。明宣宗馬上着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漢王朱高煦經過精心的準備後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矛頭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準備就緒的明宣宗在大臣楊榮的建議下御駕親征，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漢王叛軍，以前同意與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幾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城，見大勢已去，朱高煦只得棄城投降，這次戰役以明軍的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羣臣都勸明宣宗將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網開一面，沒有殺他，而是將他廢為庶人，軟禁在西安門內逍遙城。 ^[4]  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朱瞻基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高燧懼，奏請交還常山中護衞。此後，楚莊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肅康王瞻焰相繼交還一至二護衞。諸王護衞軍被削，此後不再增設。藩王失去軍力，難以再謀反亂。宣宗進而頒佈禁令，對諸王權力多方限制。 ^[53] 

如：藩王不得如前干預地方行政，王府官員不得兼任地方官職。藩王不得與朝內勳戚貴族聯姻，嫁娶要選自民間，以防干預朝政。藩王不得自行來京朝覲奏事。藩王及其宗親族人如私自來京或越關奏事，要受到嚴厲懲治，直至廢為庶人。諸藩王之間不得會見。藩王在封地駐守，不得隨意出城。清明祭祖須奏報朝廷允准。子女婚嫁也須奏經朝廷。 ^[53]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製，勢難變改。諸王經多方控制，失去軍政權力，或寄情詩文，優遊自處，或廣置田產，貨殖經商。諸王子孫繁衍，多成豪富。明王朝每年還要給與宗祿和賞賜，也是朝廷財政的極大負擔。 ^[53] 

朱瞻基即位後，三楊、金幼孜、黃淮分別在內閣中重新任職，內閣的突出地位還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強。定期上朝覲見，討論緊急國家大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朱瞻基即位後他們直接呈遞密封的奏議以及時確定適當的施政方針。此外，明宣宗採用了條旨或票擬等正規的辦事程序，規定大學士審議官員呈遞的奏議，並提出適當答覆貼在每道草擬的詔令上以供御批。朱瞻基一般採納他們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主管的部門施行；朱瞻基並不再召內閣大臣們進行復議，除非主要內容出現了爭議。這樣，內閣就成了朱瞻基和六部之間的橋樑，與以往相比，更成了決策的力量。 ^[6]  閣臣的職責，仁、宣兩朝尚無明確規定，在侍論經史、草擬製誥之外，已從多方面參預軍國重事。史籍所載以下事例，足以説明閣臣地位日益隆重。 ^[97] 

以上一些事例表明，閣臣事實上已經通過不同形式參與朝廷行政、監察、司法、軍務以至對外事務等軍國重事。由原來的侍讀學士逐漸成為皇帝的輔佐。户部尚書夏原吉、吏部尚書蹇義於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特命停輟政務，仍原職祿，專備諮議。朱瞻基詔諭蹇、夏與楊士奇、楊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共寧邦家”。 ^[100]  蹇義、夏原吉與楊士奇等閣臣由是組成為皇帝左右最高的決策核心。 ^[97] 

在朱瞻基周圍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們為“仁宣之治”的締造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楊士奇、楊榮、楊溥、夏原吉、蹇義，其中前三人合稱“三楊”，尤為重要。楊榮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為，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是個特殊的人物，性格內向，但操守很好，為眾大臣歎服。朱瞻基對這幾位重臣十分信任，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總是虛心接納，君臣之間的關係很是融洽。“當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

但是，宣宗為了滿足自己的娛樂需要，不惜破壞用人制度。《萬曆野獲編》中雲：“蘇州衞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 ^[91]  捕蟋蟀與軍中取首級為同等功，可以取得“世職”，竟成為升官發財之道。對藏僧的濫封現象就更為嚴重了，不僅有大國師、國師等封號，而且還有品級。如前文所述，宣宗論徵曲先、安定功，大國師為秩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此後又封授“鎖南星吉為灌頂國師，俱賜二品鍍金銀印。領佔端竹、桑結巴高竹斡升國師，賜五品銀印及誥命。領佔班竹兒、端竹監藏襲國師，賜誥命。堅敦監藏、鎖南失賴、領着領佔、扎思巴、鎖巴列升禪師，賜敕命，皆賜六品銀印”。濫封藏僧，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官員選任和晉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明代政治黑暗。 ^[92]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內書堂”，指定翰林學士教導宦官們讀書。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雖然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使辦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過的奴僕去處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團都不能提供這樣的忠誠和機密性。每當明宣宗並不簡單地採納大學士們提出的決定，宦官的關鍵性作用就突出起來；這時司禮監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採取適當的行動。此外，各部一般不能與明宣宗一起討論和複審宦官的建議，那些轉遞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況下上下其手。此措施導致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 ^[6] 

宣德年間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發展的結果。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夠控制宦官勢力的擴張。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採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於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明宣宗無意地為他們濫用權力開闢了道路。當後來的某個皇帝寧願怠忽職守或不問政事時，宦官濫用權力的情況變得最為嚴重。

明宣宗繼位時都察院貪污成風，明宣宗制定改革措施，併為都察院規定了新的職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明宣宗任命顧佐為都御史。並罷免了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不勝任的官員，接替者都要經過嚴格考查。明宣宗對都察院的辦事程序和組織都加以規定，都察院的職責也被擴大。新增的兩個主要職能：重建兵員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專門規定了一些御史監察的任務，並在以後加以制度化。它們包括視察軍屯、建設項目和京營的情況，以及監督南直隸的徵税和通過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

監察工作滲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以及外廷和內廷的所有領域；它的活動遍及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幾個方面。它在監督行政工作的運轉和向皇帝進行政策進諫方面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御史們使240名以上的官員降職，並使其他一些官員任職、復職或得到提升。他們還呈上247份彈劾奏摺，至少揭發659名官員和其他17人，同時還呈上251份其他內容的奏議，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勸諫。 ^[6] 

經過宣德三年（1428年）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明朝御史的情況大為改觀，在批評時更加直言無忌。他們還提出直率的忠告，不過在觸及皇帝私人行為時，他們也會遲疑不決，因為擔心會帶來相應的處罰。雖然明宣宗對他們表示尊敬，但他對翫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御史也是嚴厲的。這些人被降職、關押或流放；對他們不處死刑。 ^[6] 

在地方行政中，明宣宗在位時期最重要的制度發展是地方治理開始向正式的體制過渡。明太祖廢行中書省，藩王分駐要地，各省設三司使，不相統屬，以削地方之權。成祖遣御史巡行天下。漸成定製，但只司監察，不理政事。永樂十九年（1421年），派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十三人巡行各地，稱為“巡撫”，義為巡視地方，安撫軍民。官無定員，事畢回朝。仁宗時，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浙江。宣宗即位，周幹還奏浙江土豪肆虐。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宣宗命廣西按察使胡概（原姓熊，《明史》作熊概）為大理寺卿，與四川參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諸郡 ^[98]  。次年，胡概捕送地方府縣不能制馭的松江土豪、無賴、奸吏等至京，由都察院審理。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因各地税糧隱漏，弊病甚多，命大臣舉薦一批官員擢升侍郎銜，分別巡撫各地，總督税糧。吏部右侍郎趙新去江西，户部右侍郎趙倫去浙江，禮部右侍郎吳政去湖廣，兵部右侍郎于謙去河南、山西，刑部右侍郎曹弘去北直隸及山東，工部右侍郎周忱去南直隸蘇、松諸府。宣宗頒給敕諭，説：“敢有阻糧事者，皆具實奏聞。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 ^[99]  巡撫有權處理訴訟，審問奸猾，成為皇帝特命的專職重臣。

明初，統治者雖然對佛教控制非常嚴格，但鑑於佛教的政治功能，又積極扶持、利用佛教為朱明王朝服務。加之太祖、成祖、仁宗各位皇帝對佛教極感興趣，給予佛教以強有力的扶持。他們尊崇佛教，但多勤於政事，比較有節制。至宣宗時，漸開明代皇帝過度崇奉藏傳佛教之門。 ^[64]  宣宗執政時期，繼承了永樂時期推崇佛教的政策，對藏僧“禮之益厚” ^[65]  ，大量封授、供養佛教僧人。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論徵曲先、安定功，加國師論徵曲先、安定功，加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監藏為淨慈普應大國師，侖奔宛卜查失監藏為弘慈廣智大國師，吒思巴領佔為普覺淨修大國師，失迦思端宛卜為慧［慈］真修大國師，達巴兒監參為妙慈通慧大國師，……剌麻着星為普善禪師，雁兒吉為普濟禪師，江東巴為善悟禪師，楚兒加為玄悟禪師，鎖南扎為善智禪師，朵只裏監藏為清淨禪師，” ^[66]  對藏僧大規模加封，共5位大國師、6位禪師。此後，“（二年）賜西吉簇番阿弘濟大國師吒思巴監藏四品銀印及誥命”。 ^[67]  九年，對已封為“大慈法王”的釋迦也失，又冊封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65]  。各種封號可謂五花八門，“番僧數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剛（綱）、曰剌麻”。同時，宣宗朝在京城供養大批藏僧，而且越來越多。至“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寺者最盛”。 ^[68]  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上台後，禮部議減留京各寺藏僧691人；正統元年（1436年），禮部議再減450人。 ^[69]  即位不久便裁減了1100餘人，而這尚非全部數額。

宣德時期，宣宗不斷為崇信藏僧修建寺院。據何孝榮教授考證，朱瞻基及后妃在京城總共修建佛教寺院達九所，其中新建一所，重建六所，重修三所。並認為宣德年間開啓了明代中期帝王、后妃在北京大量修建佛教寺院的風氣。 ^[70]  此外，在其他地方宣宗也支持一些寺院的興建。宣德元年，敕令在岷州興建大崇教寺，並特賜寺名。據清代《岷州志》雲：“大崇教寺，在城東北四十里，宣德元年敕建，欽賜珠傘、宗橋、金巧等物，猶存。” ^[71]  宣德二年（1427年），又在青海樂都境內修建完成瞿曇寺， ^[72]  這是明代湟水流域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目前西北地區保存最完整的一組明代建築羣。宣宗因為信奉印僧食哩沙哩卜得囉，又以其舍利在五台山興建了大圓照寺。 ^[73] 

朱瞻基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思田裏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態。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朱瞻基派遣官員前去指揮消滅蝗蟲。他仍不放心，特意諭旨户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 ^{[4]  [19]}  宣德七年，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 ^[20]  宣德八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税。 ^[21-22] 

朱瞻基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罷湖廣採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罷工部採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朱瞻基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將他逮捕入獄。他還多次蠲免税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户內無丁力者的匠籍。 ^[4] 

明宣宗在登基後，多次與臣下分析探討前代帝王為政的得失，以此為鏡鑑，反覆告誡朝臣及沿邊守將：“天下雖安，不可忘武”，“毋謂已安，雖安不可忘危”，“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他把整治武備與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緊密聯繫在一起，認為“自昔聖帝明王御天下，所以治亂禦侮，安內攘外，為久安之計者，必在嚴飭武備，修明軍政。”只有常保戒虞之心，武備不弛，才不會招致禍患，國家與社會的安寧才能得到長久保障。在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頒佈的《御製帝訓》中，明宣宗對修武與安邦的關係作了系統闡述，表達了自己的國防觀念與思想。他明確指出：善於統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因為禍亂常常起於不測，不戒不虞，就無法應對危機從而維護好政權。故而自古“聖人致嚴於武備，為之城郭，為之關防，嚴甲兵以守其國，規畫精密，訓練有方，強御以遏，兆民以寧”，由此才能達到“天下久安”，這是“長治之道”。如果沉迷於太平盛世，不修武備，一旦禍亂猝興，必將政權不保。 ^[56] 

明宣宗主張必須做到以下三個要點：一是儲將，即所謂“簡拔勇智，優加祿秩”，也就是要選拔智勇兼備的優秀將領，給予豐厚的待遇；二是養士，即所謂“休息保愛，以時訓練”，也就是要愛護撫卹將士，定期按時進行訓練；三是廣儲蓄，即所謂“重農節用”，也就是要重視農業生產，節約開支，多多積蓄財貨物資。三者具備，便足以“安內而攘外”。明宣宗一方面強調加強武備對保邦安國的至關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反對無緣無故興兵，濫用武力。他曾對漢武帝因好大喜功以致“海內虛耗”和唐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造成喪師甚眾的行為，提出了批評。在明宣宗看來，“兵以禦侮”，“窮兵黷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56] 

為防禦蒙古各部的侵掠，實現保境安民的目的，明宣宗十分注重加強軍隊建設，提出了“訓練有方，統馭有法” ^[54]  的總體治軍思想，主要內容包括勤習武藝、愛恤士卒、嚴明軍紀、公正賞罰等。這些內容基本上是對明太祖、成祖治軍思想的沿襲承繼，但也有根據形勢變化需要而補充增加之處。為督促勳臣子孫勤習武事，提高軍事素養，明宣宗首先從精神上勉勵他們以“武事既精、忠孝兼備”的古代名將趙充國、郭子儀、岳飛等人為榜樣，謀求建功立業，流芳百世。其次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明確規定：各衞應襲軍職之武官子弟平日要赴教場操練，弓馬技藝務使精熟；當襲職之時，必須遵照先朝定製“嚴加比試”，比試不合格者不得襲職。已經襲職者亦須比試武藝，初試不中“且定限令回習熟” ^[55]  ，如果再試不中，則予以治罪。除了着力糾治勳臣子弟疏於武技的問題，明宣宗也很注意抓緊對軍隊的訓練。他認為當今“國家無事，正須訓兵練將”，只有平時精練武藝，戰時才不致進退失措，因此多次下令選調各地衞所軍隊赴京校閲操練，以保持和提高戰鬥力。 ^[56] 

愛恤士卒是明宣宗治軍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一大特點。明王朝到明宣宗統治的宣德年間，軍户世襲和軍屯制度弊端日益凸顯，軍官苛虐士卒、侵佔屯田，軍士生活困苦、被迫逃亡，開始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嚴重影響和削弱了明軍的戰鬥力。面對這種狀況，明宣宗不得不格外加以重視，由此提出了愛護存恤軍士的思想主張。他認為：兵士除了訓練有方，還要撫養得宜，“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為將帥者要建樹功業，僅憑自己的智勇還不夠，必須依靠士卒，方能成功。軍士乃將帥求取“富貴之本”。因為只有平常善待軍士，深得其心，臨敵之際才能得其拼死效力，成就功業。“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馭之，緩急未必得用。”他斥責了各處統兵將領不恤軍士，“誅求刻剝，甚於豺虎”，“虐用其力，減克其糧”，以致軍士不堪忍受、相率逃亡的種種劣行，告誡他們要以恩撫士卒為念，“矜其寒餒，同其甘苦”“仁如父兄，愛其子弟”。並屢次頒佈詔諭，嚴禁將領壓迫虐害軍士，包括私役其勞作、佔奪其屯田、貪吞其餉糧等等，違者一經奏劾查實，即予逮治。 ^[56] 

明宣宗分別在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從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進行了三次邊境巡邏。 ^[23]  其中寬河之戰中，明宣宗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蒙古兀良哈部知道是皇帝親征，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明宣宗將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由於“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邊希望罷邊主和，瓦剌部的脱歡首領抓住機會，於宣德五年（1430年）密遣麥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1433年）被脱歡立為大汗。脱歡以脱脱不花汗的名義統一安樂王、賢義王及和寧王所部，並聯姻忠順王，逐漸侵蝕明朝邊界。朵兒只伯、阿端只、猛哥卜花，乘間伺隙，為明邊境患。 ^[24-25] 

明成祖時期，建立舊港宣慰司、滿剌加外府、蘇門答臘官廠、察地港抽分所、古裏官廠等貿易文化交流中心。”由於“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遠航，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海禁政策也帶來了很多遺憾。如果沒有海禁政策及中國人航海事業的衰退，那麼中國人和歐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觸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東南亞。如果是這樣，那麼遠東和西歐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國人接觸歐洲殖民者的前哨遠在印度洋，那麼中國人無疑更加從容。 ^[26] 

朱瞻基登基後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 ^[27-35]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裏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宦官洪保從古裏前往麥加，王景弘在鄭和本人帶領艦隊主力回國後於九年（1434年）帶了一部分艦隊駛往蘇門答剌和爪窪。宣德八年（1433年）出現了海外使團前往北京的另一個高潮，其中15個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 ^[6] 

安南黎利反叛，屢次打敗明軍。宣德元年（1426年）總兵陳智與黎利作戰兵敗，朱瞻基改命成山侯王通為總兵官進討安南。朱瞻基因安南連年用兵，與羣臣議，擬復封安南，如太祖時自為一國，歲奉常貢。蹇義、夏原吉等以為二十年之功，不應棄於一旦；楊士奇、楊榮等支持朱瞻基的政策。宣德元年（1426年）冬，黎利擁兵數十萬攻交趾，陳冶戰死，王通敗走。工部尚書黃福再掌交趾二司事。次年正月，宣宗再召楊士奇、楊榮議交趾事，説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欲為安南陳氏立後復國，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楊士奇、楊榮盛讚宣宗“興滅繼絕”，説“三代之聖，不過如此”。 ^[101]  朱瞻基命黃福訪求陳氏後人。逃居老撾的陳暠，自稱安南國王陳日煃之後，上表請封。十一月，朱瞻基遣使去安南，宣詔赦黎利，封陳暠為安南國王，命王通軍及三司官全部撤退還朝。詔命未至，王通已敗走廣西。次年，黎利遣使入明，奉表稱謝，但陳暠已死，請立黎氏，朱瞻基命再訪陳氏後裔。宣德三年（1428年），黎氏仍稱陳氏無後，奏請封立。次年，又遣使來明貢納金銀器，請攝國政。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遣禮部右侍郎章敞持敕印，往封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黎利建年號順天，建東都交州，西都清華府，全國分為十三道，各設布政司統治。朱瞻基結束了明朝對安南的長期戰事，安南重新立國，嚮明朝進貢。 ^[102] 

朱瞻基在位期間，明廷設法改善與日本關係。朱瞻基恢復了與日本正式關係，由於日本將軍足利義持的敵意，這種關係在朱棣時已經處於冰點。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單方面取消了關於納貢使團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協定，以改善關係。他增加了准許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員。但足利義持繼續阻礙任何協定的達成。 ^[6]  不過，他的繼承者足利義教（統治期1429年—1432年）則對恢復關係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足利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係和增加批准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足利義教對所提的內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使團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冑、刀劍和其他土產等貢品。七月，中國皇帝回派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朝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

這些互相往來的活動恢復了中日之間的官方關係，其間關係雖然偶爾發生破裂，但是一直維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雙方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將軍及其繼承者願意合作，是因為日本人熱衷於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進行貿易，並且獲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鎮壓倭寇方面取得將軍的幫助。明廷認為，他們未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對方對他們慷慨大方的反應採取了半心半意的態度。但實際上將軍對海盜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6] 

朱瞻基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只和朱棣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裏、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係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

明宣宗在位時期的北方邊境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暫時平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阿魯台對韃靼的領導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討所破壞。結果，部落領袖之間存在着嚴重的對立。到朱棣去世時，阿魯台已經江河日下，因為重新振興的瓦剌在脱歡（死於1439年或1440年）的領導下屢次侵入他的領地，迫使他東移。這樣，蒙古聯盟一分為二：阿魯台領導韃靼，脱歡領導西面的瓦剌諸部落，雙方戰爭不斷。阿魯台的領導權還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衞的蒙古人的挑戰。在明宣宗統治時期，阿魯台每年派遣納貢使團去北京，明朝則以珍貴的絲綢、緞子和其他的禮品回贈。明廷希望瓦剌萬一進攻時能夠從其處得到幫助，但阿魯台十分虛弱，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盟友。由於阿魯台的無能，兀良哈受到鼓舞，不時威脅明朝的邊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當兀良哈襲擊明朝北境時，恰好明宣宗率領3千騎兵視察邊境，親自擊退了兀良哈的軍隊。 ^[6] 

後來明宣宗對邊防作了一些變動，在戰略要地開平衞之南，明朝軍隊在薛祿的率領下在一些城市構築防禦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後，薛祿建議把邊境防務集中在此，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這個決定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因為它把幾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時又限制了明朝軍隊，使他們越來越採取守勢。

同時在西面，瓦剌已經強大，並在宣德六年（1431年）擊敗阿魯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沒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脱歡領導下的瓦剌擊潰了阿魯台並把他殺死。瓦剌無可爭辯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這次勝利後，脱歡保持着與明廷的友好關係。

明初洪武控制了許多軍事據點，其中主要的據點有亦集乃舊城、鎮番衞、寧夏衞、東勝衞（者者口守禦千户所）、開平衞（興和所）、大寧衞、安東衞及吉林船廠。朱棣登基後將北平行都司山後除開平外、豐洲灘東勝衞所盡數廢除，但永樂依然掌控及巡邏上述地區。到了宣德時期，朱瞻基內遷亦集乃舊城、開平衞、興和所，吉林船廠，致使明朝邊防出現漏洞。朱瞻基對於遊蕩在河套的脱歡人馬及南逃的阿魯台細心撫諭，對於受到阿魯台打擊而南遷放牧的兀良哈給予默許，對於被襲擊東走的海西女真給予漠視，對於驅逐瓦剌的明軍軍士給予呵斥。明朝前期撤離陰山邊疆後，蒙古草原內亂的失敗者不再北上，而是選擇了南下這一軍事空虛地帶，最先進入這一地區的是宣德後期在與瓦刺戰爭失敗的韃靼阿魯台。對於阿魯台的南下，明宣宗出於"以夷制夷"的考慮，默認韃靼佔據陰山南疆的政治事實，從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間政治邊界由此明確起來。在瓦刺、兀良哈壓力之下，韃靼殘部沿大青山、烏拉山、狼山，不斷西走至甘肅境外，從而徹底打通了陰山邊疆，將之轉變為蒙古各部來往通暢的"陰山走廊"。 ^[37] 

哈密衞作為明朝的情報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二十二日，涼州衞、永昌衞、山丹衞土韃官軍，擺擺羅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歸，令怕哈木來奏：“願赴京師效力”。明宣宗遣內官李信、林春齎勑諭，哈密忠順王卜荅失裏、忠義王弟脱歡帖木兒，“俾悉遣來”。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二十六日忠義王為侄兒忠順王卜答失裏奏求與弩温答失裏結姻的婚娶禮幣，同一天瓦剌順寧王脱歡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與之。當時明宣宗無意出兵，故而也聽之任之。 ^[36] 

宣德三年（1428年）閏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發侵奪南甸、騰衝等處地方。沐晟上奏請發雲南、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及各處土兵討之。又奏老撾宣慰司刀線歹及寧遠州土官刀吉罕協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認為：麓川之事，與西南等高層計議怎麼撫諭。雖麓川作過必當威服，但念數年來徵交阯，討四川番寇，軍民勞弊未甦，所以這次還是立即同雲南三司廵按、監察御史再遣人招撫，如能順服不必用兵，果執迷不悛，止調雲南官軍土軍及木邦宣慰司等處夷兵勦之。老撾、寧遠，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擴張，故有英宗徵麓川之役。

朱瞻基對影響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旱澇和蝗蟲災害的報告的反應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範圍內，他對受災區採用各種各樣的救災措施，諸如免税一至二年，減收田賦二至四成，分發免費的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難民重返家園。為了保證取得理想的結果，皇帝鼓勵地方官員履行自己的職責，並常常派欽差大臣去各受災區監督工作的進行。歷史學家一般都盛讚宣德帝全心全意地關心人民的福利。

朱瞻基不僅是一位皇家宮廷詩人，也是個高產作家，現存在《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四卷，十四卷以後完全是各類詩詞，有七言詩、六言詩、五言詩，還有一些歌行體詩及一部分詞令，保守地統計，至少在千首以上。寫詩在瞻基的藝術活動中佔有很大的比重，也是他日常宮廷生活的一部分。 ^[103]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於畫山水、人物、走獸、花鳥、草蟲等。書畫作品當作圖書贈重臣，上書年月及受賜者姓名，鈐“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宣宗作品呈現出來的主要特點有：其一，畫面趨向粗放的寫意性。無論是兩宋、元及明初的宮廷花鳥畫都是以工筆雙鈎為主。但宣宗的作品卻有一定的寫意傾向，宣宗用筆不是柔婉的，是勁爽的像《花下耄耋圖》中的假山石，《萬年松圖》中斬釘截鐵般的松針，《鼠石圖》中飄逸的藤蔓，《武侯高卧圖》中人物的衣紋，《松下讀書圖》中右下角稜的石塊。即便是在董源、黃公望下舒緩柔和的披麻皴在宣宗的《戲猿圖》中也成了一種爽利剛勁的味道。 ^[104] 

其二，沒骨法的應用。像《鼠石圖》中的瓜葉，《蓮浦松蔭圖》中的荷葉以及多幅畫中的蘆葦、野草等。沒骨法是不用墨線勾勒其形直接以色或墨造型然後勾筋等。這種技法使用起來簡括水墨自然滲化漸變自然生動活潑。沒骨法不同於疊色、漬染法的層層染色它“一染而就”所關注的是一筆成型和其濃淡乾濕等的變化。沒骨手法的運用能使畫面清新明快奇逸生動有意到筆不到的韻味。沒骨頭法需要對形象和筆器有熟練靈活的堂握。在明代宮廷中，宣宗是很少能熟練運用這一技法人之一。 ^[104] 

其三，對各種構圖的熟練把握。宣宗的畫作構圖扼要簡潔，賓主分明。在繪畫主題與背景處理方面基本上多以一物來搭配背景（竹林、樹石、花草）。如《瓜鼠圖》《一笑圖》。畫面處理採用南宋馬遠、夏圭之邊角構圖。以描寫近景為主主體安排於畫面中央中、遠景一概省略不畫，或留白多。營造了空間的縱深感形成鮮明的虛實對比。體現了畫家精到純熟的繪畫功力和注重天趣的創作理念。 ^[104] 

宣宗使畫院的管理機制相對完善。宣宗與院畫家的和洽關係。宣宗雅尚繪畫，禮遇畫家。他和謝環等具有文人之間的心理契合，以友朋待之，即便像邊文進因罪被貶後仍起用，甚是寬厚，廣為流傳的戴進見逐似乎給人留下宣宗信讒不惜才的印象。其實按照陳傳席先生的觀點，古人對衣服的顏色有着嚴格的規定戴進沒被殺頭已是皇帝的寬容了。對倪端、李在、石鋭也寵愛有加。可見宣宗普遍對畫家加以重視。鑑於此不僅永樂年間進入宮廷的大批畫家在宣德年間發揮了大的作用當朝的畫家如李在、商喜、倪端、石鋭等也創作了不少精品，且影響到了日本。 ^[104] 

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説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佔十三成，抄本佔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明宣宗出行在道旁看見耕種的農民，下馬問農民農事，並取來農民的農具嘗試耕作，耕作幾下後環顧侍臣説：“朕三推已經不能忍受其苦，更何況農民們終年進行勞作。”於是命賜給所經過地區的農民錢鈔，之後回宮。 ^[85] 

宣德年間，君臣關係相當的融洽。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明宣宗曾經訪大學士楊士奇的家。夜間漏下十二刻，明宣宗帶領四騎到了楊士奇的宅邸。楊士奇倉皇出迎，頓首説：“陛下為何降低身份來到臣下之所？”明宣宗回答“朕想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所以來到這裏。”皇帝有話想與大臣説，完全可以將其詔進宮中，而他卻跑到人家家裏去了，並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沒有較為親密的關係，這一點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論及此事時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一句“士奇，朕在此”，彰顯出君臣的和諧之處。

朱瞻基經常帶着朝臣一起遊覽皇家禁苑，例如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的一天，朱瞻基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18位大臣同遊萬歲山。他有意模仿唐太宗與18學士君臣同樂的佳話，欲再譜君臣同樂的華章。還特地允許諸臣乘馬，並可帶侍從二人。進入萬歲山園區後，在北門乘馬以行，到乾寧門時下馬，步行過橋，由宦官引導登上萬歲山巔，放眼四望，北京景色盡收眼底。然後朱瞻基令蹇義等人登上御舟，泛舟太液池，在船上擺上御賜的茶及珍饈十餘品，由宦官蕩槳划船。眾文臣興起，相互唱和。不一會兒，抵達新建的圓殿，該殿地勢奇勝，金碧輝煌，恍若身在蓬萊宮闕。這時，宣德皇帝乘馬到來，慰勞甚周。大臣們皆叩頭稱“萬歲”。皇帝大喜，在殿內徘徊觀覽了很長時間。皇帝特召楊士奇和楊榮説道：“儘管天下無事，也不可流於安逸。今天於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這也算是古人所説的‘遊豫之樂，不在拘束’吧。”楊士奇和楊榮叩頭稱謝而退。朱瞻基傳諭羣臣，令他們憑檻觀看宦官駕舟網魚的表演。然後賜給御釀玉醅酒一罈。飲畢，覆命大臣乘馬遊覽小山。剛走一里多，皇上乘馬跟至，羣臣急忙要下馬迎接，特旨勿下。並令宦官陪大臣們到小山飲饌，一定要他們盡醉而歸。皇上這才與大臣們告別，乘轎回宮。未行半里，忽遇池中水鳥羣飛，皇上親射一箭，正中一鳥，墜於馬前。這時諸大臣剛入小山門，忽然遙見宦官持鳥至，傳皇帝命，賜給蹇義等作為燒烤。最後大家皆醉飽而歸。

同年七月的一天，朱瞻基登上萬歲山，坐廣寒殿中，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朱瞻基深有感觸地説：“這山這殿，都是元順帝每日宴遊的地方，豈不可感！”侍臣叩頭説道：“商紂王的昏庸事蹟，是周文王的一面鏡子。”宣宗深表贊同地説：“正是這樣！”表明宣宗時刻以逸遊為戒，遊必有度。

黃佐在《翰林記》卷六“侍遊禁苑”中，記載了明代皇帝與大臣偕樂同遊的事蹟。宣宗為了拉攏大臣，而“當時儒臣，每得侍上游觀禁苑，而亭台樓閣，靡不登眺，相與笑談，一如家人父子。凡以通上下之情，而成天地之交也”。 ^[51]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裏和一些文學作品中有記錄。比如，他喜好促織，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名。促織者，蟋蟀也，民間叫蛐蛐。稱“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織皇帝”好像就不太中聽了吧。而且他“好促織”的有點過了頭，明人呂毖《明朝小史》裏載：“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促織》中有一句：“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徵民間。”説宮中尚此戲，其實就是在説皇帝的個人嗜好。君王可以有點愛好，但因為個人愛好，致勞民傷才，並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顯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為了。

朱瞻基既是一個有較高文化素質的皇帝，又是一個喜歡射獵、鬥促織和喜愛戲遊的皇帝。他經常徘徊、徜徉和流連在禁苑中，樂而忘返。從《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中宣宗寫的詩來看，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拋灑在禁苑的山水林草之間，或登臨萬歲山，或漫步東西苑，或穿行芭蕉園，或盪舟太液池。故宮博物院收藏着朱瞻基的親筆繪畫和反映他射獵、戲遊活動的繪畫，如《武侯高卧圖》《三陽開泰圖》《瓜鼠圖》《射獵圖》（後人定名為《明宣宗射獵圖》）、《行樂圖》（後人定名為《明宣宗行樂圖》）等。 ^[48] 

明宣宗擅長長歌短章，下筆成文。每次遇到會試，明宣宗會自己起草程式文，説：“我不會會元及第耶！”其繪畫亦入神品。 ^[89] 

明宣宗還是皇太孫時，端午節，明成祖駕幸東苑觀看擊球射柳，讓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圍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連發皆中，明成祖大喜。皇太孫射完後，明成祖嘉獎犒勞他，説：“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聯，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馬上叩頭對答説：“一統山河日月明。”明宣宗時年十五歲。明成祖大喜，賜名馬、錦綺，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 ^[89] 

朱瞻基有《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四卷。前後無序跋，首為帝訓二卷，次為序、記、論、説、賦、頌、箴、銘、雜著十卷，再次為古今體詩三十一卷，最後為散套小令一卷。又別出詩集六卷、樂府一卷，似詩集樂府尚有單行刊本，是集中則合詩文、樂府為一集。為明內閣藏嘉靖中精寫本。 ^[49] 

朱瞻基有大約兩千首詩傳世。 ^[50] 

朱瞻基喜歡繪畫，“山水人物、花竹草蟲，隨意所至，皆極精妙”。

關於朱瞻基的出生年，《明宣宗實錄》有兩種矛盾的説法：

清修《明史》採取第二種説法。 ^[95]  目前尚無法確定兩者中何者正確。

明朝與東漢、唐被視為“宦官之禍最烈”的三個朝代。 ^[57]  黃宗羲甚至認為明代最為嚴重，他説：“奄宦之禍，未有若明之烈也。” ^[58]  清初統治者更是認為：“明亡，不亡於流寇，亡於宦官”。 ^[59]  其實朱元璋統治期間，對宦官控制很嚴。洪武初，在宮中樹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60]  的鐵牌，嚴禁宦官干政。明成祖後宦官才漸受重用，“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浸以親倖。” ^[61]  到宣宗時，採取措施提高宦官地位，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氣焰日益囂張。 ^[62] 

宣宗即位伊始，便大力扶持宦官勢力。首先是賦予宦官“讀書權”。為加強對宦官的培訓，正式設立了專門的宦官教育機構——內書堂。在宣宗的大力扶持下，宦官勢力迅速崛起，併成為制衡內閣的重要力量。除了在制度上大力扶持宦官勢力，宣宗還重用宦官參與政事。朱瞻基還派宦官出使鄰國，他們飛揚跋扈，導致鄰國國王指出“不明之君在上，宦官用事，則雖中朝之臣尚且畏縮，況在海外之國，豈可守正而不事之哉！”宣宗對太監的寵信已經殃及友邦了。 ^[62]  宦官所到之處，則大肆搜刮，魚肉百姓，導致民怨四起。甚至欺壓百官，引起了一些官員的憎恨，以致出現官吏毆打宦官的現象。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派太監劉寧到各郡清查宦官貪贓受賄，路過故城時，“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ㄏ寧，手擊之” ^[63]  。有學者認為，宦官在宣宗朝深受重用，其氣焰較前代更為猖狂，已成為天下的“公害”。所以清人説“宦寺之盛，自宣宗始” ^[61]  ，絕非子虛烏有。

有學者認為，宣宗的宮廷生活“既豐富多彩，又奢靡腐化”“巡遊娛樂，甚至放蕩” ^[74]  。明代官修正史中對此事是諱莫如深，而在野史、朝鮮史料中所載則俯拾即得。據查繼佐稱，宣宗“鬥雞走馬，園情鷁首，往往涉略。友愛促織，亦豢馴鴿，萬姓頗為風俗，稍漸華靡” ^[75]  。他的貪玩，遠在朝鮮的史官也頗為知悉，“帝好遊戲，一旬不謁太后。且後宮爭姤，宮人所出，潛相殺之” ^[76]  。上之所好，下必效焉。在宣宗的示範下，鬥雞走馬成為一時風尚。

朱瞻基對鬥蟋蟀情有獨鍾，痴迷不已。即位之後曾經密令各地採辦上等蟋蟀來京，據《萬曆野獲編》記載：“我朝宣宗最嫺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 ^[77]  皇帝居然令地方官吏協助採辦一千隻蟋蟀，頗為荒唐可笑。又據呂毖《明朝小史》記，“宣宗酷愛促織之戲，遣使取之江南，價貴至數十金。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謂駿馬所易，必有異，竊視之，躍出為雞啄食。懼，自縊死。夫復傷其妻，亦自經焉” ^[78]  。鬥蟋蟀在皇帝的影響下風靡海內，而普通百姓卻因此雞犬不寧，甚至家破人亡。

朱瞻基還喜歡射獵遊玩，據《明宣宗實錄》雲：“朕此行豈為田獵？……朕為民故，特因田獵閲武，遂飭邊備耳。”“田獵”是一種皇家圍獵活動，具有狩獵和閲兵的雙重性質。實際上是宣宗借巡邊狩獵，以滿足自己的遊獵興趣。由於宣宗經常外出遊獵，怠於朝政，引起了皇后胡氏的不滿，勸諫了幾句，便被廢掉：“（皇后）嘗規上游獵，見忤坐廢，貶號靜慈仙師。” ^[79] 

宣宗沉迷於娛樂玩好，同時也引起了大臣們的憂慮，於是上疏進諫。朱瞻基卻置若罔聞，甚至對勸諫者加以懲處。《明史》記載御史陳祚上疏：“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 ^[80]  朱瞻基見疏大怒，非殺他不可。下令將陳祚及其家人十餘人逮捕入獄，其父竟死於獄中。嚴懲諫官，這與朱瞻基的英明形象格格不入。 ^[62] 

朱瞻基葬於北京十三陵的景陵中。 ^{[3]  [44-45]} 

在朱瞻基的父親明仁宗修建陵墓的時候，朱瞻基遵循他父親的遺囑，厲行節儉，親自規劃，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竣工了。獻陵的規模和耗資均比成祖的長陵少得多，為以後的幾代帝王陵墓做出了榜樣。 ^[4] 

《明史·本紀第九·宣宗》 ^[38] 

《明宣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