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

朱楓的原名叫貽蔭，小名桂鳳，後來她覺得這個名字太陳舊、太俗套，請沙孟海幫她改名，便取名諶之，字彌明，表示永遠光明磊落之意。朱楓的名字是參加革命工作改的化名，字彌明，因為這個名字普通易記。在革命烈士犧牲證上的名字還是朱諶之。 ^[11] 

1905年11月22日，朱楓出生於浙江鎮海城關朱家花園。出身富裕家庭，曾就讀縣立女子高小、寧波女子師範學校。

1914年，入縣立高級女子小學。

1921年，入寧波女子師範學校。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朱楓與同窗好友陳修良一起帶頭參加遊行示威等反帝愛國活動。 ^[5] 

1926年，畢業於寧波竹洲師範。 ^[11] 

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開始，朱楓毅然投入救亡運動，借鎮海民眾教育館舉行義賣展覽，出售自己多年創作和收藏的金石、書畫、手工藝製品等，得款全部捐獻抗戰運動。 ^[6] 

1938年初，在武漢向黨領導的出版事業——新知書店捐款500元，武漢淪陷後前往湘西地區，後又遷回浙江。 ^[6-7] 

朱楓(19張)

1939年夏，在浙江金華，會同黨派遣的華白沙、張一之二人，幫助台灣愛國志士李友邦籌建“台灣抗日義勇隊”（台灣義勇隊），並捐資800元，解決義勇隊初建時的經濟困難。 ^[6]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隨軍書店”工作。 ^[6] 

1940年，“皖南事變”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華，隨後，接任新任務前往日寇佔領的上海，期間，為解決大後方革命出版事業的物資和經濟困難，變賣母親遺物，採購印刷物資，並親自押運繞道香港、大亞灣、沙魚衝等地，溯東江轉運至廣西桂林。 ^[6] 

1940年至1942年，先後在新知書店總店和桂林辦事處工作，期間，代表組織三次進入“上饒集中營”，探訪慰問並設法營救朱曉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務。 ^[6] 

1943年，接受整頓、加強書店副業“珠江食品店”的任務。 ^[6] 

1944年初，經武漢到上海蔘加新知書店駐滬辦事處籌備中的“同豐商行”工作。 ^[6] 

1944年10月，“同豐商行”遭敵人破壞，工作人員被捕，朱楓關押在日本滬西憲兵的牢房中，經受住殘酷刑審的考驗，在組織營救下出獄。 ^[6] 

194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 ^[5] 

1945年後，在地下黨開辦的公開商業機構“聯豐棉布號”、“鼎元錢莊”以公方代表身份負責財務工作。

1948年，奉命調往香港，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楓接受黨的指示，經華東局派往台灣執行秘密任務。11月25日，朱楓經香港乘開往台灣基隆的客貨海輪抵台。到台灣後，按照預先的約定，朱楓儘快與台灣工委書記蔡孝乾接上了頭，隨即又與吳石將軍取得聯繫。幾天後，朱楓按照預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碼頭將已經到手的一批重要情報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交通員手中。 ^[6] 

朱楓(2張)

1950年2月，由於蔡孝乾被捕叛變，島內先後有數百名地下黨員被捕，隨即，朱楓也在舟山定海（當時仍由國民黨軍隊佔據）被捕。朱楓被捕後，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6] 

1950年6月10日，朱楓烈士在台北馬場町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時年四十五歲。同時遇害的還有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吳石副官聶曦上校、台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此事轟動一時，朱楓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6] 

1950年7月，由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簽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諶之同志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朱楓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2] 

朱楓(2張)

朱楓出身富裕家庭，幼體弱。

由於家庭的安排，朱楓遠嫁東北，和當時的奉天兵工廠工程師、同鄉陳綬卿結婚。生下女兒後，正值“九一八事變”，他們不得不帶着女兒回到鎮海避難。然而打擊接踵而來，丈夫因病去世。 ^[8] 

1937年七七抗戰開始，朱楓拋棄舒適生活，投入救亡活動。在此期間，與朱曉光結婚。 ^[7] 

女兒：朱曉楓

兒子：朱明 ^[7] 

1983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調查部作出《關於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並指出“十年動亂期間，凡對朱楓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該一律推倒，凡因由於對朱楓同志的誣衊而遭到牽連的親屬，在政治上應恢復他們的名譽和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週年紀念座談會”在京隆重舉行，會議由羅青長主持，他轉達了鄧穎超對朱先烈的懷念並對其後人表達親切慰問，海峽萬里且為忠魂舞，與會人士紛紛表達對女傑朱諶之的深切緬懷和敬意。

2010年12月9日，朱楓烈士殉難60週年後，她的骨灰由台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先生親自護送飛抵北京。國家民政部在機場貴賓廳臨時設了一個靈堂，看到劉添財先生親手捧着骨灰罈，小心翼翼地走進貴賓廳，在場的朱曉楓女兒、女婿非常感動，“完全沒有陌生感，彷彿一家人”，李揚説。

交接現場，劉添財講述了一個小插曲。他説：“我們公司和快遞公司合作幾十年，從未有丟失文件的狀況，沒想到上飛機前一天，證明文件卻丟了。當時台北正下雨，我們擔心至極時，接到一個大樓管理員的電話，説在一個角落撿到了老奶奶的證明文件，我想，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們的緣故。”一席話下來，在座者無不動容。

朱楓的骨灰暫存在北京八寶山。2011年7月14日，“朱楓烈士骨灰安放”及“朱楓烈士銅像揭幕”儀式在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隆重舉行。 ^[9] 

朱楓到達台灣順利完成任務後，甚至都作了離台返回的準備，在她寫給上海同鄉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説將在月內返家，“望順告小女及曉妹，多年不見想念彌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強調的是，在這封信中，朱楓留下的簽名是正氣十足、從未使用過的“威鳳”二字。轉眼間元旦已過，就在朱楓即將完成特派員的任務，喜悦而又渴盼地計算着歸期的時候，最令人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中國共產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被捕和變節，被出賣的朱楓很快被國民黨抓獲。之前已聞知風聲的朱楓雖經吳石將軍安排，已經逃到了老家鎮海對面的舟山羣島上，但因為無船渡海，朱楓還是沒能逃過抓捕。“闊別十多年的故鄉就在煙波迷茫的對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夢迴的煎熬。”

被捕後，朱楓決意尋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內，朱把貼身的金鎖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龍大衣肩襯裏的金手鐲咬碎，二兩多重的金子，這位剛強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熱水吞下。吞金之痛人們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發現時朱楓已經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尋死，國民黨不敢怠慢，直接派飛機把她送往台北醫院。

4件金飾殘片在朱楓胃裏留了兩天，最後被醫生們以瀉藥排出，這份吞金的X光片一直還保留着。審理此案的國民黨少將谷正文後來曾留下一篇《吳石等叛亂案》，稱朱楓“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並贊其“黨性堅強、學能優良”。

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最高當局授命組織的“特別軍事法庭”最後宣判，除了吳石、朱楓外，還有陳寶倉中將和吳石的副官聶曦上校，這就是當年轟動台灣的所謂“間諜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聞攝影官拍下的照片記錄下當時的情形。法庭上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法警，肅穆、恐懼的氣氛逼人，朱楓身穿一件淡綠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只見她雙手揣在一起、萬分放鬆地依靠在法庭的欄杆上，神情自若、態度從容，好像周圍的一切跟她毫無關係……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朱楓同案被捕並同時就義的吳石將軍遺骸歸葬大陸，引起兩岸傳媒和廣大民眾的關切，也讓朱楓後人尋找朱楓烈士遺骸的夙願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風（台灣作家、新聞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戰爭後的戰爭》，在敍述“吳石案”經過時，配發了朱楓臨刑前受審的那張歷史照片。

一年之後，《老照片》收到朱楓女兒朱曉楓的迴應：“這是我50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就在此時，同樣深受那張照片觸動的我與同住南京的朱曉楓、徐錫成夫婦結識，他們想在有生之年尋找和迎回先人遺骸的心願也引起我的同情與共鳴。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曉楓夫婦專程從南京去上海，拜會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熱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曉楓女士一直在為尋找母親遺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進展，很爽快地表示願意幫忙。

朱曉楓告訴他：有消息説，當年為母親收屍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樸（又名王昌誠）和姐姐陳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陳蓮芳），查找王樸一家人的下落成為唯一的線索。

徐宗懋回台後，拿着朱曉楓的委託書向台北“市府”申請尋人。約兩週後，承辦人員來電，説他們過濾了16個“王樸”，只有一位年齡與省籍背景比較符合申請人的陳述。然而，當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對方時，幾句對話就讓他明白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間，他約台灣一家電視台的朋友同來南京，為朱曉楓尋母遺骸拍攝新聞專題，回台後公開播放。他還在台灣《中國時報》、香港《鳳凰週刊》等報刊上發表長篇報道，向公眾尋求幫助。

然而，整整兩年過去，沒有等到任何有關王昌誠夫婦的確切消息。茫然中有幾分沮喪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過台北市“民政局長”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識户政管理，曾參與舉辦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節過後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電話：王昌誠已經過世，王妻、朱諶之（原名朱楓）的繼女陳蓮芳還活着，他找到了！

1949年11月25日，朱楓身負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兒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孫為由向台灣當局申請並獲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楓前夫陳綬卿的女兒，朱楓嫁到陳家時她才7歲，朱楓親手將她帶大，母女間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國民黨警務部門的丈夫王昌誠隨機關由上海遷台。朱楓抵台後，就住在阿菊家裏從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開“遺骸下落”的謎底嗎？徐宗懋不無擔心。他請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訪陳蓮芳。在一個健康療養院，他們見到了85歲的陳蓮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紅潤。

“我受您妹妹朱曉楓的委託來看您！”徐宗懋開門見山。

“妹妹？我沒有妹妹！”老太太沖口而出，臉色變得凝重。徐宗懋隨即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老太厲色相對：“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朱諶之被槍決後，是您先生收的屍？”

“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當天中午，朱曉楓和我就先後接到徐宗懋打來的電話。朱曉楓聽説找到了台北的姐姐當然高興，阿菊的“排斥反應”她能夠理解。她對徐宗懋説：“我那時還小，與阿菊相處時間不長，北京的陳蘭芳是她親姐姐，2005年時已經88歲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面。”

我在電話中也對徐宗懋説：雖然朱楓遺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義。

當天下午3時，徐宗懋又帶着一批資料趕回療養院。他拿出朱曉楓提供的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麼有這個……”老人凝視照片，久久不能言語。徐宗懋説，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姐姐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對於雙方重新聯繫卻仍拿不定主意，“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當他是外人了，用惆悵的口吻談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聽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麼忽略瞭如此重要的情節！林正修也告訴過他，通過户政檔案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因為他們根本是躲着不讓人找到。儘管兩岸探親通商快20年了，王昌誠夫婦不僅沒有回大陸，還刻意躲避親人尋訪，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

不久，有關當局的檔案查閲也有了結果，徐宗懋瞭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遇難後即由台北市“衞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3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里，“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最後卻沒有去認領。

2010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説，他不久前去台北參加“2009秋祭”，在那裏仔細調查“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關部門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難者墓區整建工程納骨塔骨罐遷移名冊》，名冊上編號77的無主骨灰罐署名為“朱湛文”。他認為“湛文”有可能是“諶之”二字之誤，並在隨即發來的電子郵件中作了進一步説明。

我立刻將這個重要信息告訴朱曉楓，並向徐宗懋轉發了潘先生的郵件。於是，徐宗懋託請他的大學同窗、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義向台北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提出呈請，查詢相關資料，確有一個疑似朱諶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記在第二殯儀館提供的政治受難者名冊上（原編號233，後改為77）。

2010年3月4日（“驚蟄”前一天）早晨8時，朱教授再次上山尋找。他們在富德公墓第11墓區的納骨室內，逐一翻找，至最角落處，看到了紅漆寫着“77”、外套白色編織袋的“無主骨灰罐”。

説來也巧，當天早晨8點18分，一場6．4級大地震發生在高雄至屏東一線，強烈的震感波及海峽對岸的華東諸省。

當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報了這個激動的消息。隨後，他又發來電子郵件，附上一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聯繫方式，也許是受到樂觀情緒的推動，他信中還説：“6月10日，剛好是朱女士赴刑場60週年，我建議朱曉楓女士在這之前來台灣……”

我向朱曉楓夫婦轉告上述情況，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曉楓委託大女婿李揚做全權代表。

在熱心人的幫助下，事情有了進展，但遇到的困難和麻煩也接踵而至。因為兩岸之間處理此類“歷史遺留問題”尚無先例，無論是家屬身份和死者關係的認定，還是“骨罐”的領取和出入境，都有相當複雜的手續要辦。多虧兩岸來往的最高層級“兩會”（海基會和海協會）為此“特殊個案”出具公文溝通情況、向家屬提供諮詢服務，特事特辦，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説：“經核查，該骨灰罐已打開內蓋為朱諶之確定沒錯，一直安置待領。”

然而，時間一天一天過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楓犧牲60週年）過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楓誕生105週年）也過去了，遲遲不見有關烈士遺骸的最後消息，以至我們這些知情者都為之擔心。直到11月底，李揚才告訴我，一切手續全部辦妥，朱楓烈士的骨灰罐將由專人護送於12月9日飛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時40分，從台北起飛的長榮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點降落在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前的停機坪上，由台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先生親自護送的朱楓烈士骨灰罐同機到達。 ^[10]  2011年7月12日下午3時 寧波櫟社機場

從北京起飛、由國家安全部門所包的專機在在場眾人的目光中緩緩落地。5分鐘後，朱楓的外孫女徐雲初手捧朱楓遺像，外孫女婿李揚抱着黨旗覆蓋着的朱楓骨灰盒，先後從飛機上走下。迎接他們的，是早早在此等候的朱楓女兒朱曉楓和兒子朱明等家屬。浙江省鎮海中學校園內有一清淨幽雅的小園——憩園，園內有一幢木結構兩層樓房；1994年，鎮海中學田徑場擴建，在周圍百餘户民宅即將拆遷時，學校領導瞭解到其中有朱楓烈士的故居，於是千方百計保存了這幢小樓，進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楓烈士紀念樓，現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紀念樓佔地210平方米，白牆黑瓦，朱樓雕樑，洞門樓窗迴廊，別緻玲瓏小巧，兩層的小別墅，建築面積160平方米。

樓內陳列朱楓烈士從1925年起參加各種進步學生運動和愛國救亡運動以及1948年以後從事黨的情報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蹟和遺物。

紀念樓內還收藏有楊成武、張愛萍、薛暮橋、羅青長等中央有關領導、烈士生前親友的題詞和紀念書畫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