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英

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朱文英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開始參加反帝愛國學生運動。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她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當時女師進步學生以學生會的名義開辦夜校，為學校工友們上文化課，藉此機會接近工友，傳播革命思想。朱文英參加夜校工作，一方面教工友識字，一方面深入淺出地宣講一些革命道理。有時她還把革命同志帶到自己家中開會，印發文件和傳單。這時她已成為女師學生革命團體的主要骨幹和南通學生聯合會的活動分子，朱文英於1927年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南通女師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共青團女師支部成立時，她被選為支部書記。1928年，她擔任了共青團南通縣委婦女部長。由於朱文英的艱苦工作，爭取到許多人同情或參加革命。1928年6月2日，中共南通縣委在南通博物苑召開擴大會，被國民黨反動派發覺，參加會議的縣委書記彭漢章(汪世傑)等10人一齊被捕，白色恐怖籠罩了南通城。儘管環境險惡， 朱文英仍堅持在女師開展革命活動，她的家(在南通城寺街)先後成為中共南通縣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機關。1927年秋到1930年底， 縣委、特委和紅十四軍的主要負責人李超時、劉瑞龍、韓鐵心，袁錫齡、陳國藩、張維霞(呂繼英)等經常出入她家，她的父母不僅幫助他們收藏文件和掩護開會，而且還用洗衣，幫工、借債以至典當衣物得來的錢供他們吃住。母親朱姚，深得同志們的敬重和愛戴，被稱為“革命的好媽媽”。

1929年朱文英遵照黨的決定，去上海工作。臨走時，她再三叮囑父母要好好掩護機關，照應同志。以後黨又調她到無錫工作。1930年初，她在上海蔘加了一個黨的會議之後，即去上海安迪生電燈泡廠參加領導罷工的鬥爭。1月16日清晨，在該廠門口被敵人逮捕。被捕後她改名周林寶，雖經多次審問，始終不吐真情。後被押至蘇州監獄。不久，由於監獄裏非人生活的折磨，朱文英染上了嚴重的傷寒症。經組織營救，保外就醫。住院期間，敵人仍對她進行精神折磨。1930年5月29日，只有20歲的朱文英終因傷寒症併發精神病，病逝於蘇州博習醫院。朱文英為了保護設在家中的黨的秘密機關的安全，從被捕到病逝，未給父母寫過一封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