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應鹿

1954年7月至1959年11月在外交部情報司、歐非司、西亞非洲司工作。

1959年11月至1963年8月在駐幾內亞使館工作。

1963年9月至1970年1月任外交部非洲司科員。

1970 年1月至1978年5月任駐阿爾及利亞使館隨員、三秘。

1978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外交部西亞北非司副處長、處長。

1982年9月至1983年7月在中央黨校參加第三屆中青班培訓。

1983年7月至1987年7月任外交部西亞北非司處長、副司長。

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任駐突尼斯大使。1990年7月兼任駐巴勒斯坦大使。 ^[3-4] 

1991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大使。 ^[2] 

1994年2月至1998年6月任駐挪威大使。 ^[5] 

朱應鹿大使回憶1996年江澤民訪問挪威

2008年5月20日下午，中國前駐挪威大使朱應鹿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講述挪威生活的“小事情、大觸動”。以下為訪談實錄。

[中國網]:在1996年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經訪問了挪威，就您剛才説的人權和西藏問題也做了廣泛的交流和溝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您當時也是在場的，您是陪同人員。我們想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

[朱應鹿]:是的，這次訪問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這次訪問是1996年6月舉行的，這次訪問挪威可以説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隆重的接待。挪威舉行了歡迎儀式，這個儀式非常隆重，議長、首相都出席了，當地華人也説很少有這樣隆重的歡迎，而且也進行了友好的講話。江主席和夫人在奧斯陸參觀訪問，國王和王后親自陪同。江主席在此次訪問中會見了挪威的議長格倫戴爾夫人和首相夫人（革論坦）舉行了會談。在會談之前，除了雙邊關係以外，重點介紹了中國對人權問題的看法，以及我們對西藏問題的立場。

我記得他當時講話非常深刻，因為我參加了這個會談。他説中國有12億人口，現在還有65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對於中國來講最大的人權和生存權和發展權，由於國家情況不同，各國的發展模式、思想和人權方式不一樣。像對西藏問題，介紹了西藏這幾年來的發展情況，特別説明我們很珍重西藏的文化。他也特別指出達賴喇嘛不是單純的宗教人士，但是隻要他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央政府還是願意與他進行談判的。

所以，江主席講話非常深刻，所以我們表示很多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中國人權有比較大的進步，他們願意進行交流。而且他們表示在西藏問題上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第二年1997年與挪威進行人權對話。我們的這次交談，國王聽了江主席講的，中國人多，事情難辦印象很深。所以第二天他就訪問中國，他訪華以前見了我，跟我講：我們的國家這幾百萬人，你們這麼多人口，情況又這麼複雜，我這次到中國要親眼看一看，你們是怎麼樣解決問題的。所以江主席的訪問還是很有效的。當然，這次訪問不僅僅是人權、西藏問題，主要是談雙邊合作的問題。

[中國網]:我們也聽説在江主席的這次訪問中受到了一些反華的騷擾，是這樣嗎？

[朱應鹿]:是的。在訪問期間，那邊有兩個組織，一個叫做西藏委員會，一個是國際人權組織機構組織了少數人對江主席進行圍堵，的確發生了問題。比較嚴重的有一個流亡在國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我們在參觀奧斯陸的雕塑公園時，這個人甚至衝到前面，當然挪威人把他帶走了。

總的來講，江主席對反華的干擾處處泰讓。他與陪同人員進行親切交談，談笑風生。後來江主席到外面參觀有名的格里格紀念館，他是一個挪威人。江主席在坐船遊覽海灣的時候，即興唱了幾段京戲。所以江主席走了以後，挪威人反映很好，説你們主席非常大度、瀟灑、隨和。

[中國網]:雖然出現了不愉快的事情，但在您在任期間，有沒有感覺到挪威人對中國的態度在不斷轉變？

[朱應鹿]:對。我還要講一段插曲。剛才講到雕塑公園發生的一幕，我當時也在場。挪威方面對於江主席訪問的安全還是很重視的，警察還是進行保護的。當時我在場，現場的確很緊張。但是我想説背景是這樣的，那天上午是國王陪着江主席參觀海盜博物館，我得到消息，説有二三十個人堵在公園門口。當時，我與江主席的幾個隨行部長商量以後，由我向挪方提出來，由於江主席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放棄參觀項目。結果他們問了國王以後，國王講我要陪同去。

在這種情況下，江主席馬上拍板同意，所以就去了。當時我一直跟着，因為是大使，總不離江主席。當時反對中國的人衝到邊上，我也是很緊張，捏了一把汗。江主席回到使館，很風趣地與使館的官員説五：當時你們的朱大使比我還緊張，我清楚，因為大使帶着風險。他馬上安慰大家：我在國內見過風浪，而且當時國王要去，如果我不去，把國王放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經歷讓我回憶起三十幾年以前，當時我很年輕，陪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也遇到類似的情況。當然，不是這種反華騷擾。那次我們訪問幾內亞，幾內亞的總統叫多爾，陪着周總理到外來參觀。回來的時候，幾內亞方表示要坐直升飛機回來。直升飛機是蘇聯人開的，是老式的直升飛機。所以我們隨行的部長和大使想與對方交涉，是不是不要坐這種飛機。結果對方告訴我們説，總統也陪着在飛機上。周總理聽了以後馬上説：可以，我們要坐直升飛機。

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我們坐汽車回來，他們坐直升飛機。幾個部長跟我一樣心裏非常緊張，與這次一樣。所以我感到，做什麼工作都要冒一定的風險。這是我講的插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