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霖

朱家霖，1918年9月出生於湖北省保康縣城市貧民家庭。 ^[1] 

1931年5月，紅三軍轉戰鄂西北，賀龍軍長率部來到保康縣城，在這裏建立蘇維埃政府，組建赤衞隊和兒童團。城關鎮夾堤村年僅14歲的少年朱家霖也加入了兒童團，投入了火熱的鬥爭。經過實際鍛鍊，他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多次懇求部隊首長，當上了一名小紅軍，隨賀龍軍長到達房縣。

可是，時隔4個月，紅三軍回師洪湖再次途經保康縣城時，年邁的祖母聞訊找來，緊緊拉着朱家霖的手，説他不到當兵年齡，長期在外長輩不放心，硬吵着要他回家。賀龍同志看到這種情景點頭同意，表示讓他留下。朱家霖的心卻再也收不回來。他在家坐卧不安，心裏記着首長，記着戰友，記着緊張而愉快的軍營生活。當晚，他坐在奶奶身邊，再三向老人家解釋，首長和藹可親，官兵一律平等，他們把娃娃兵照顧得無微不至。通過徹夜長談，終於説服了奶奶。第二天清晨，朱家霖便辭別祖母離家上路，追趕部隊，終於在高山地區兩峪鄉麻坪村趕上了部隊，回到了戰友們的懷抱中。

紅軍回師洪湖後，他在國民黨第三次“圍剿”中，於監利縣縣城附近被俘。那時，他不滿16歲，免遭殺害。敵人將他帶到漢口大午台關押三月之久，又按其籍貫送到保康之鄰縣谷城，關在縣城牢房中。這時，曾在保康和朱家霖一起參加紅軍的部隊失散人員蘭以民在谷城石花舅舅家避難，遇到該縣法警李發順，得知朱家霖被俘坐牢的消息，速請當地老先生王直晨寫了一張保釋文書，加蓋手印，託好心的法警帶回，第三天終於將他保釋出獄。從那時起，他便與蘭以民及其母親分別以兄弟、母子相稱。

朱家霖回到家鄉時，正趕上國民黨地方武裝四處追捕蘇維埃政府幹部和紅軍失散人員，他無法藏身，在家中只呆了兩三天，又別離故土，到達房縣，獨自飄流外地。因舉目無親為求生存，只得“借廟躲雨”。即由一個擺小攤的馬大娘介紹，當上了國民黨軍並隨部隊途經保康、興山、巴東，到達四川省的雲陽縣。當時，他是人在曹營心在漢，白軍的衣服紅軍的心，時刻都在尋覓重返人民軍隊的機會。紅四方面軍不久也到了四川。朱家霖得到信息後，反覆思索，想出了一個結伴投誠的計謀。一天，他找到與他相好的河南籍班長，直言不諱地説，自己從前當過紅軍，深知共產黨的軍隊是革命隊伍，紀律嚴明，不拿羣眾一針一線，頗受人民喜愛。他還將站崗放哨時紅軍隔河喊話的內容告訴班長，漸漸消除了他的疑慮。後來，在宣漢縣馬蘭山戰鬥中，紅軍經過三天激戰，佔領了他所在團的陣地，兩軍相距很近，身患瘧疾的朱家霖認為投誠的良機已到，躺在牀上怎麼也睡不安。朱家霖正在發愁，忽聽門外傳來腳步聲，班長匆匆忙忙跑來，和他交換了一下眼色，兩人便直奔紅四軍三十二團陣地，向紅軍首長表達了投誠的願望。朱家霖好似又回到“家”裏一樣。他領着紅軍中的工作人員在戰俘中穿行。依序辨認其中的團長、營長、連長和排長，並逐人介紹了他們的情況。隨後，朱家霖隨紅軍到達通江縣，經短期培訓，他終於穿上了嶄新的軍裝，戴上了嵌有五角星的紅軍帽，在經歷一番風雨之後，重新加入到革命隊伍的行列。

朱家霖在1938年8月1日於新疆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入伍後歷任紅三軍七師師部勤務員，紅四方面軍補充營排長，中央局電台見習報務員，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關中分區警備一旅電台報務員，電台隊長，冀熱遼軍區司令部電台隊長，冀北分區司令部電台隊長，冀熱遼軍區騎兵五師通信科科長，東北軍區司令部通信處四科科長，東北軍區通信六團政治委員，志願軍司令部通信處軍郵局局長，東北軍區文化速成中學班學員，志願軍司部通信兵處副主任，宣化通信兵學校校務部部長，通信兵器材部副部長，通信兵後勒部副部長、部長，總參通信部後勤部部長，總參通信部司令部顧問等職。（正軍職）

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三次、第四次反“圍剿”，川陝革命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長征和西路軍在甘肅省臨澤縣倪家營子的堅守和突圍戰。

1955年9月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1988年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82年3月離職休養。

於2002年11月3日7時35分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逝世，享年 86歲。 ^[3] 

妻子：王翠蘭

子女：朱平南 朱荷麗 朱鳳陽 朱平北 朱春平

媳婿：陳立勤 趙國民 葉 寶 羅亞平 李小惠

孫：朱 崢 喬 喬 丹 丹 朱叢叢 朱裏思 ^[4] 

朱家霖14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後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甘肅突圍戰、朝鮮戰爭等我黨歷史上的多個重大戰役。他主要負責部隊的通信聯絡和指揮工作，為民族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朱家霖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是保康人民的寶藏。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