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

1878年，紹興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脱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着又把她的腳跟拼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着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採訪的對象，她1947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説，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魯迅。

1899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唸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唯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据。但是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説，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魯迅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魯迅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魯迅在1902年3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魯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説，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1903年魯迅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1906年7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丙午六月初六）魯迅在日本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

婚禮完全是按舊的繁瑣儀式進行的。魯迅裝了一條假辮子，從頭到腳一身新禮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魯迅是新派人物，估計要發生一場爭鬥，或者還會釀成一種出人意料的奇觀，於是便排開陣勢，互相策應，七嘴八舌地勸誡他。然而讓他們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儀讓魯迅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就連魯迅的母親也覺得很異常。

轎子來了，從轎簾的下方先是伸出一隻中等大小的腳，這隻腳試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於轎子高，一時沒有踩在地面上，繡花鞋掉了。這時，一隻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腳露了出來。原來，這位姑娘聽説她的新郎喜歡大腳，因此穿了雙大鞋，裏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討新郎的歡心，沒想到剛上場就敗露了。這似乎預示着她以後一生的不幸。

一陣忙亂之後，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終於從轎子裏走了出來。她身材不高，人顯得瘦小，一套新裝穿在身上，顯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擁和司儀的叫喊聲中，頭蓋被揭去了。

魯迅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黃白，尖下頦，薄薄的嘴唇使嘴顯得略大，寬寬的前額顯得微禿。新人朱安是魯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魯迅的母親談得挺投機，親戚們都稱她為“安姑”，大魯迅3歲。

完婚的第二天，魯迅沒有按老規矩去祠堂，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就從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原來，25歲的魯迅其時正在日本東京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忽然家裏接二連三地催促他歸國，有時一天來兩封信，説是他母親病了。待魯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鄉，才知道這是一場騙局。原來他家裏聽到一種謠言，説魯迅跟日本女人結了婚，還領着孩子在東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國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獨自做着各種各樣的猜測，眼淚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作為一箇舊時代的女人，沒有文化的女人，在這場婚姻中，她一開始就處於最被動的地位。從這一天起，她的命運就和周家聯繫到了一起，然而她名義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與她無關。魯迅僅僅跟她維持着一種形式上的夫妻關係。她在紹興陪伴婆婆孤寂地度過了13個年頭。

痛苦對雙方都是重創。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説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説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孤獨地來孤獨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個漫長的歲月。

1919年11月，紹興老屋由新台門六房聯合出賣給紹興大地主朱閬仙，母親、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時周作人一家也來到北京，於是魯迅買了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這一處院子，全家搬了進去，建立了一個大家庭。這所宅院是那種老式的三進院，外院是魯迅自己住以及門房和堆放書籍雜物的倉房，中院是母親和朱安住，裏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家分住。

全家雖然團聚了，然而魯迅與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魯迅也考慮過離婚，但那個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備遭人們鄙夷和唾棄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慘。

1923年夏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這種情況下，魯迅決定搬家。魯迅徵求朱安的意見：是想回孃家還是跟着搬家？朱安堅定地表示，願意跟着魯迅。

幾個月後魯迅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的住宅，搬了進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灣同大兒子同住。

家庭經濟開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務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魯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樣的對話，此外，他們就很少有能夠一起敍談的可能了。她愛丈夫，忠誠於丈夫，一切寄託於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業。他們甚至將一隻箱子和箱蓋分兩處擺放，一處放洗好的衣服，一處放要洗的髒衣服，為的是將接觸減到最少。

雖然她的內心十分痛苦，但她對魯迅，對許廣平毫無怨恨之意，她對別人提起大先生，總是反覆説，大先生對她不錯。

魯迅每次買回點心來，總是先送到母親那裏，請她老人家挑選，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選，然後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獨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説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領着一個孩子來了，她説夢時有些生氣，但周老太太對朱安的生氣不以為意。因為周老太太對自己的大兒子和許廣平的事還是很高興的，並且早就盼望有一個小孩在跟前“走來走去”。朱安不無悲涼地説，大先生一天連句話都不和她説，她又怎麼會有自己的孩子呢？

後來聽説許廣平有了身孕，朱安絕望了，她認為即使大先生不喜歡她，她像蝸牛一樣慢慢地爬，總會爬上去。可是連這個機會也沒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給娘娘養老送終了。但她畢竟是個善良單純的女性，不久，她就釋然，對人説，大先生的兒子也是她的兒子，等她百年後，她的兒子自然會給她齋水，不會讓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許廣平負擔，周作人也按月給一些錢。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就拒絕了周作人的錢，因為她知道大先生與二先生合不來。由於社會動盪，物價飛漲，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麪窩頭、菜湯和幾樣自制的醃菜，即使這樣，也常常難以保證。 ^[2]  朱安生活困難的消息傳到社會上後，各界進步人士紛紛捐資，但朱安始終一分錢也沒有拿。她寧願受苦，也不肯輕易接受別人的饋贈。一次，有個報館的人願贈她一筆錢，條件是隻要交給他魯迅的遺作。她當場表示“遜謝不收”。同時也拒絕提供魯迅先生的任何遺作。

不久，又有個藝術團體的理事長要送她一筆錢，她“亦婉謝”。她説自己的生活“雖感竭蹶，為顧念汝父名譽”，“故寧自苦，不願苟取”。這反映出，她是個有原則的人，是一個有骨氣的女人。正是由於朱安的悉心照料，魯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遺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將許廣平看做姐妹，視周海嬰如己出。周海嬰在書中不無深情地回憶道，魯迅先生逝世的當月，朱安就託人轉告他們母子，歡迎他們搬去北平與其同住。她説：“許妹及海嬰為堂上所鍾愛，倘肯朝夕隨侍，可上慰慈懷，亦即下安逝者。”她“當掃住相迓，決不能使稍有委曲（屈）”，還願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她不但將他們母子兩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還説“倘許妹尚有躊躇，盡請提示條件”，她“無不接受”。她的為人坦蕩和對許廣平母子二人的體貼，周海嬰多年之後提起仍感懷不已。 ^[3] 

對於周海嬰，朱安表現出慈母般的關愛。

當海嬰十五六歲時，她開始直接給他寫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親有沒有最近的相片，給我寄一張來，我是很想你們的。”直至病危臨終前，她還念念不忘他們母子倆。從心裏她是把海嬰當做了自己的香火繼承人。她愛她的大先生，她忠於她的大先生，她將大先生的親人當做了自己的親人!

臨終前

她淚流滿面地説，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許廣平和海嬰。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

朱安的墓地設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

題記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尋味。她悽風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鈎沉相關史料，蒐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並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説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裏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裏也説:“……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説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説得那麼簡單，但他的説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的會上他也説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説:‘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説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傢俱全新，一切結婚的佈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周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魯迅和朱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她是一個身材矮小、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那時的魯迅在日本潛心學醫，“他是不懂愛的”。因為在日本接到一通發自家裏的電報，稱母親病危，魯迅便決定歸國。到家才知道是母親為他選了媳婦，一切都安排提妥當就等他回來成親了。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了。

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的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説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説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 ^[4]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佈，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着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着一張紅漆的木牀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裏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着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説，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着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二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裏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牀邊的一張牀裏。

王鶴照説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台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牀上，説:“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着轎，老嫂、吹手跟在轎後，先到當坊“土穀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裏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後，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嫂、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八句頭説完後新夫婦才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説:‘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在當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魯迅為什麼會這麼失望。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説“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於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説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説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説，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做主，結婚後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的。”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麼就隨便他怎麼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説，他還是個主動者。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裏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裏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説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讀《朱安：魯迅身後被遺忘的女人》由於孤陋寡聞，平生好像只知道許廣平女士，卻不知在魯迅身後還有一個叫朱安的女人。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有名無實，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也沒給朱安留下有個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個典型封建婚姻包辦的犧牲品。朱安臨終前，淚流滿面地説：“希望死後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許廣平和海嬰。她面對自己的情敵和情敵的孩子毫無怨恨之意。

相關出版物：《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修訂增補版） ^[5] 

上海魯迅研究院喬麗華女士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鈎沉相關史料，蒐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用報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作為愚民的朱安》（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評論説：“作為一個啓蒙家，魯迅為中國的未來操碎了心，古今中外的啓蒙都發生在思想界，只有魯迅和錢玄同等那一批先知是對平民啓蒙。不得不承認魯迅有些過度片面誇大了愚民之惡，中國人並沒有那麼邪惡。反愚民貫穿了魯迅的一生。朱安是一個典型的善良樸實的中國古代勞動婦女，她身上集中了古代婦女的很多優良品質。朱安的悲劇只是因為她不小心成了愚民中的一份子。” ^[6] 

自母親去世後，當時已經附逆的周作人擔負着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隨着物價的上升而漲到150元、200元。對於收周作人的這筆錢，朱安內心並不情願，而且這筆錢也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她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託來薰閣出售。 ^[7]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留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後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同時，許廣平委託律師在1944年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申明：“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後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聽聞朱安打算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責任阻止此事，他給在北京的朱安寫了信，但可能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朱安請人代筆的回信裏體會到內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説:“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歸山，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從信中可體會這位毫無謀生能力的老婦人淒涼的晚景。

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由許廣平、內山完造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這事的經過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關於周作人》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1944年10月10日他們從上海出發，到北平後，將書信一一投送，一面請趙萬里把舊書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訪問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條見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裏的碗放了下來，裏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裏有幾塊醬蘿蔔。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着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上比較精幹。聽説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説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友好對藏書的意見補説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衝着宋紫佩説：“你們總説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説着有點激動的樣子。

長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對上海方面的誤會，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在困頓的歲月裏，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悲愴的吶喊。其實，從她的內心來説，一定也不願意賣掉魯迅的藏書，她之所以同意這麼做，恐怕也存着這樣的心思——希望藉此提醒人們她這個“遺物”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唐弢將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等的經過告訴她，並將海嬰的情形説了一遍，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癒，竟説：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於是氣氛一轉，藏書出售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