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勉

朱學勉，原名應端賢，化名應啓，筆名秋悲、葉峯、楊明。1912年生於寧海縣城關鎮。朱學勉少時深受家庭影響，父親應桂馨，是前清秀才，為人慷慨正直，樂於助人，在寧海城內有一定社會地位，可是生活清苦，靠教書來養活全家7口，父親清白自恃，寫字吟詩，守淡泊以明志，不求名利。母親是個非常賢淑勤勞的人，具有刻苦安貧的內斂性格。這一切深深銘刻在朱學勉幼小的心靈。

12歲時，因哥哥應野萍離家到上海做學徒，他負起家裏種菜、舂米和帶領弟弟的勞作。14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家境更為清貧，他只好到北鄉梅林中藥店當學徒。兩年後，店主去世，藥店關門，他轉到寧海城裏同慰春藥店當學徒。18歲那年離開家鄉到了上海，在一家中藥店做小店員。不久，他跟哥哥應野萍學習繪畫和詩詞。幾個月後，由他哥哥介紹，先後到華章、天珍禮品公司去繪圖。在這段時間裏，他受到哥哥的師弟李守先（勞榮）的影響，開始接觸進步書籍，特別愛讀魯迅先生的作品，因而思想上進，看到了舊社會的黑暗，還常用秋悲筆名練習寫作。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炮聲，激起了朱學勉強烈的愛國之情。在黨員作家王任叔、林淡秋的啓發引導下，他逐漸明白了中國不僅社會制度不好，而且還存在着一個可恥的賣國政府。從此他以筆勇敢地揭露社會的種種不平，寫下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詩詞。他的處女作發表在當時左聯的刊物上。

1934年秋季，朱學勉因為失業，由他哥哥介紹到國民黨松江地方法院監獄裏當錄事，一直到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在這期間，他目睹國民黨監獄慘無人道的情景，曾以極大的憤慨，寫下了《在監獄裏》的文章，因為文章對此作了充分的揭露，稿子被退了回來，無法發表。他還用葉峯、楊明筆名，寫了不少小説和雜感，發表在上海的《文藝學刊》和北京的《文學月報》上。鄒韜奮對他強烈的愛國熱情很讚賞，多次給予鼓勵和幫助。

抗戰爆發後，朱學勉受到抗日救亡的偉大召喚，愛國主義情緒更為高漲。他寫了不少悲壯激昂的文章和詩篇，抒發了關心國事的心情和投筆從戎的志願，表現出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決心。 ^[3] 

這年這年8月底，他寫的《有感》，作了如此描繪：

戰雲漠漠漫神州，

生死存亡共國仇。生死存亡共國仇。

投筆從戎何處是，投筆從戎何處是，

可憐空負少年頭。可憐空負少年頭。

閒居一日若三秋，

強笑裝歡淚暗流。強笑裝歡淚暗流。

最是寒窗風雨夜，最是寒窗風雨夜，

枕邊噩夢幾時休？枕邊噩夢幾時休？

男人奮發貴乘時，

莫待蕭蕭兩鬢絲！莫待蕭蕭兩鬢絲！

半壁河山淪異域，半壁河山淪異域，

一天烽火遍旌旗。一天烽火遍旌旗。

痛心自古多奸佞，

怒發而今獨賦詩。怒發而今獨賦詩。

四萬萬人同誓死，四萬萬人同誓死，

一心一德一戎衣！一心一德一戎衣！

當他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領導抗日救國的時候，就毅然決定奔向革命聖地——延安。1937年10月8日，朱學勉在應野萍、李守先和王任叔等資助下，動身啓程。他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考取陝北公學。同月23日中午於西安他寫信給哥哥表示誓赴延安的決心：“為對得住國家，為對得住替我籌錢的您們，和替我介紹的王任叔先生，更為對得住自己，我必定要不避任何艱苦地努力奮鬥下去。大概明晨便要出發赴延安了！這是一條漫長艱苦的路（700餘里路，分8天走）。”11月 4日，他終於到了延安，進陝北公學學習。

在這“他生命途上飛躍突變的一個聖地”裏，朱學勉勤奮地學習革命的理論，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更堅定了抗日救國的決心。他在1938年1月18日給哥哥的信中寫道：“弟現在是很快樂地生活着，很幸福地生活着；非但如此，而且瞭解了應該怎樣去幹，應該怎樣才能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才得求得民族的獨立解放，以致建設新中國。”信中還表示：“本着這樣的願望努力幹下去，什麼苦、什麼危險是不會擺在我的心上的。在這國破家亡的今天，還顧到這些嗎？”在陝北公學學習期間，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在給哥哥的另一封信中寫道；事實上家是挺愛的。正因為愛家，才覺得不應單是愛自己的家，而應該愛廣大勞苦大眾的家，並願意犧牲個人的一切為此而奮鬥！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情緒，激勵他在以後的實踐中，衝破艱難險阻，浴血奮戰，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

朱學勉從陝北公學學習結束後，於1938年2月肩負民族解放的希望輾轉西安、武漢，繼又來到南京，後又去浙南松陽工作了一段時間。由於浙東形勢迅速發展需要，他服從組織上調遣，於同年四五月間到了寧波。不久，擔任了中共鄞縣工委組織部長。1939年10月，又調任中共餘姚中心縣委書記。在這一年多時間，他通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包括我黨領導的國民黨政權的一個團體——戰時政治工作隊，以及進步羣眾組織青年救亡宣傳隊，領導抗日救亡運動。 ^[3] 

朱學勉到餘姚後，積極貫徹了黨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1940年3月，他與其他縣委成員一起，對國民黨企圖控制縣婦女會選舉的行徑開展了堅決的鬥爭。這年三八節，國民黨餘姚縣黨部為把持全縣婦女運動的領導權、限制政工隊在這方面的活動，突然決定召開全縣婦女協會會員大會，妄圖扼殺已經興起的婦女運動；而且“動員”了城區幾百名婦女參加婦女協會，企圖搶在政工隊前選出領導機構，以達到撤銷政工隊所組織的婦女工作隊的目的。朱學勉和縣委委員、政工隊第一區隊長馬青，指揮政工隊全體女同志和三四百名婦女，向主持大會的反動頭目説理，還舉行示威遊行，取得了各抗日團體的同情、支援，迫使縣黨部舉行談判，並進行重新選舉，選出了進步力量佔優勢的婦女界領導機構。鬥爭的勝利，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氣焰，顯示了抗戰以來餘姚婦女運動的力量，促進了婦女運動的開展。 ^[3] 

1940年4月初，日本侵略軍要在浙東發動春季攻勢，餘姚可能淪陷。針對這種形勢，朱學勉通過擁護我黨的上層統戰對象、縣政工隊長郭靜唐，組織了一支警察特務中隊，發動農村進步青年參加；他還親自領導該中隊的地下黨支部，並派縣委委員陳子方擔任國民黨縣自衞大隊一中隊指導員，讓黨員沈標、秦鯉到三中隊任指導員，加強了自衞大隊的統戰工作。他還派黨員和上層統戰對象建立了一個半公開的統戰組織——準備遊擊委員會（公開形式是聚餐會）。這樣，通過多條渠道，調動各方力量，為發動游擊戰爭作了準備。同年9月，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國民黨軍錢江南岸左地指揮部指揮翁光輝，將進步人士郭靜唐扣留了起來，並連夜送往金華。不久，國民黨餘姚縣黨部把政工隊改組為青年服務隊，集中到金華去“受訓”。戰時社會服務團被解散，平時較為活動的共產黨員、愛國進步人士被列入黑名單，有的被捕入獄。在反共逆流面前，朱學勉果斷地將政工隊中的絕大部分共產黨員撤了出來，留下個別的堅持鬥爭。又將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外調或轉入地下活動；還組織縣委委員深入農村，對基層黨支部加強領導，特別是加強和鞏固了四明山、鹽場的工作，為後來四明山開展游擊戰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3] 

1941年二月皖南事變後，朱學勉調任諸暨中心縣委書記。同年秋，國民黨浙江省保安處長宣鐵吾派遣特務到諸暨破壞我黨組織，強迫黨員自首自新。在這種惡劣形勢下，他執行了黨的隱蔽精幹政策，將黨委制改為特派員制，並採取單線聯繫的領導方法；安排面目較“紅”的幹部外調，或暫停活動；在黨內進行了氣節教育。為了保存黨的力量，解決黨的活動經費，他提倡地下工作幹部“職業化”，深入到工農羣眾中去。他自己也籌集一些資金，在諸南找了會做豆糕的共產黨員楊乃來，去裏浦附近的陳家塢開了一爿豆糕店。他虛心地學習炒凍米、炒芝麻和煎糖、切糖等技術，不久便成了一個熟練的豆糕師傅，挑擔沿門叫賣推銷豆糕，學會小販本領，生意很快就興隆起來。他把做工叫賣經商和地下工作結合起來，不僅解決了幾個黨的領導幹部的生活經費問題，而且為開展地下活動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諸暨於5月18日淪陷。在這個形勢轉折關頭，朱學勉立即將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發動抗日遊擊戰爭上來。他遵照黨的指示，恢復了諸暨縣委，繼續擔任縣委書記。他召開了黨的會議，確定了發動游擊戰爭的活動方針，並親自抓了抗日部隊的創建和發展工作。他通過泌湖鄉鄉長、共產黨員何文隆的活動，建立了一支抗日部隊——泌湖鄉抗日自衞隊。6月，他與紹屬特委的馬青商定後，又做了錢之棼、趙漢波等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將自衞隊擴大為泌湖、明鏡、姚江、朱公四鄉抗日自衞大隊（簡稱四鄉聯隊）。不久，他組織四鄉聯隊在盛兆塢繳了方承芳特務部隊的槍支（輕機槍兩挺、步槍幾十支），增強了部隊實力，擴大了我黨的政治影響。8月，他將四鄉聯隊又擴大為諸暨北區八鄉抗日自衞大隊（簡稱八鄉聯隊），併兼任一中隊指導員，親自領導。 ^[3] 

同年11月底，朱學勉帶領八鄉聯隊隨三支二大去四明山參加第一次反頑自衞戰爭。當時，以部隊留下來的傷病員為基礎，建立了一支“小三八”部隊。1943年初，黨決定派朱學勉從四明山返回諸暨，領導“小三八”部隊。為發展抗日武裝力量，他們迅速掃清了諸北、諸南的土匪活動，繳獲了一批武器。又通過統戰工作，派人去江山買來輕機槍2挺，步槍35支、短槍6支。5月底，他指示負責路西地下黨工作的同志，將隱蔽在國民黨直埠區署的一支部隊（22人、2挺輕機槍、15支步槍）拉了出來，在江澡小嶺腳與“小三八”部隊會合．將孩兩個中隊助轉為一個大隊，朱學勉任大隊副隊長，是部隊的實際領導者。 ^[3] 

“小三八”的發展壯大，人民高興，日軍、漢奸害怕，頑固派千方百計地企圖消滅它。起先，國民黨縣長李秀派人遊説，説朱學勉能力很強，地方人士很敬重他，要他去縣自衞委員會當參謀長。朱學勉婉言謝絕了。接着，他們勾結了名義上為縣自衞大隊長的章西夫，要朱學勉去“商討聯合抗日，維持地方治安”等問題。朱學勉與馬青商量後，派錢之棼、趙漢波去談判，由部隊六名膽大心細的戰士為衞隊，頑方沒能達到罪惡的目的。最後，章西夫要朱學勉帶部隊去楓橋參加他們召開的所謂“抗日陣亡將士追悼會”，企圖乘機繳部隊的槍。朱學勉挑選了20多位勇敢的幹部戰士，由他們帶一些破槍去楓橋應付，他自己則率大部分指戰員埋伏在楓橋附近的小山上，又一次擊敗了頑方的陰謀。1943年12月，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金蕭支隊正式成立，“小三八”部隊的兩個中隊編為金蕭支隊一大隊的一、二中隊，朱學勉任一大隊大隊長。從此，他離開諸暨縣委，專職從事抗日軍事鬥爭。 ^[3] 

在游擊戰爭的戎馬生涯中，朱學勉總是身先士卒，勇於戰鬥。在去四明山參加第一次反頑自衞戰爭時，他衝鋒在先，退卻在後。他在領導“小三八”部隊肅清諸北、諸南的土匪活動，襲擊姚公埠偽組織，夜襲牌頭火車站附近的偽軍據點等戰鬥中，機智果斷，勇敢沉着。1944年初，朱學勉隨金蕭支隊去四明山參加第二次反頑自衞戰爭。2月10日午夜，浙東遊擊縱隊發起了對國民黨挺四縱隊田岫山部隊的進攻，金蕭支隊的任務是拿下前方村東側的制高點，支隊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朱學勉的一大隊。他率領二中隊三次衝鋒，終於將制高點攻了下來。當時敵人火力很猛，二中隊傷亡很重：中隊長李克福犧牲；朱學勉的軍帽被打穿，一綹頭髮被打掉，揹着的雨傘也被打了一個洞。撤出時，他和教導員俞林作掩護。事後，他英勇善戰的戰鬥作風受到了支隊首長的表揚。

1944年3月，金蕭支隊根據浙東區黨委“堅持四明，鞏固三北”、“分散活動，牽制調動敵人”的方針，離開四明地區，於12日抵達諸暨。同月23日，共產黨員彭林等領導的國民黨義烏獨立大隊與金蕭支隊會合成為金蕭支隊的獨立大隊。

5月27日早晨7時，金蕭支隊朱大隊和獨立大隊從漁櫓山後的小畈轉移到墨城塢南的半山村。此時，駐紮在楓橋鎮和阮家埠的汪偽軍獨立第四旅旅長蔡廉親率所部千餘人，分頭向沿江進犯，前頭部隊向廟西竄襲。敵我相距只有2里路了。支隊首長立即命令獨立大隊佔領墨城塢東北面的祝家山頭陣地，側翼警戒江藻方向，防備鐵路線上的日軍來夾擊；朱學勉的一大隊向西南活動，解決佔領廟西的敵人。 ^[1-3] 

朱大隊剛要發起衝鋒、汪偽軍四團的三四百人又趕到了，敵我力量十分懸殊。朱學勉立即率隊退守到枯竹尖和枯竹尖西南陡坡達70度的無名高地。等敵人快要接近時，朱大隊的所有機槍火力突然噴射出去，手榴彈雨點似地落在敵羣中，將敵人打得落花流水，敵人的第一次衝鋒被擊退了。

敵人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為爭奪制高點，他們集中了迫擊炮和二三十挺輕重機槍的火力，射向無名高地。守在無名高地的朱大隊二中隊副王志清犧牲了，中隊長負傷。朱學勉立即從大隊指揮所奔向戰鬥最激烈的無名高地，鼓勵同志們“為王中隊副報仇，狠狠地打！”很快又打退了敵人的第二次衝鋒。

下午3時，敵人發起更猛烈的衝鋒。蔡廉將他唯一的一張王牌“老虎排”拿了出來，要他們衝在前面，後面跟着百來個嘍羅，還有副旅長親率的督戰隊一齊撲向無名高地。為加強朱大隊的火力，打退敵人的進攻，支隊首長命令獨立大隊將子彈、手榴彈補充給一大隊，命令獨立大隊留下少數人防守祝家山，大部分由鍾發宗、彭林等帶到枯竹尖後面的曉天嶺崗做預備隊。敵人逼近時，朱大隊的機槍子彈突然掃向敵人，手榴彈在敵羣中開花，殺傷了“老虎排”和大量的敵人。正在這時，指揮戰鬥的朱學勉不幸胸部中彈犧牲。戰士們懷着滿腔悲憤，打退了敵人第三次衝鋒。接着，支隊長蔡羣帆登上高地率朱大隊的戰士們在“為朱大隊長報仇”的怒吼聲中打退了敵人的第四次衝鋒，戰鬥獲得了勝利。蔡廉部傷亡慘重，敗退楓橋。 ^[3] 

為了紀念朱學勉烈士，1945年7月，金蕭支隊諸暨辦事處將楓橋魏家塢的忠義中學改名為學勉學院。諸北大宣村的羣眾，則將村中的一塊元寶地挖成一個大池塘，取名為朱公池。解放後，楓橋還命名了學勉路、學勉中學。諸暨縣人民政府在連湖鄉尚武村興建了朱學勉烈士墓，供後人瞻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