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

1931年2月，朱大渭出生。

1957年，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9月，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4] 

1977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8] 

1991年，正式退休。

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2] 

2020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1] 

朱大渭從事通史以及專門史研究，曾圍繞50餘次大型戰爭論述了各個政權政治、經濟、國防、軍制、武器裝備、後勤供應，特別是敵對雙方戰略戰術的指揮正誤等與軍事相關的諸問題。從晉到隋特定的歷史客觀條件出發，揭示軍事史所包含的內涵和特徵，並由此去把握這個時期軍事史的整體狀況和規律，從而真實地反映出中國軍事史長河中此階段軍事發展的特殊軌跡。 ^[5] 

朱大渭另一類是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專論。其中縱觀漢唐歷史發展的全局，對其間的文化狀況進行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考察，總結出帶有本質認識的四大基本特徵，即自覺趨向型、開放融合型、宗教鬼神崇拜型、區域文化型。論證了由於胡牀的外來、佛教徒珈跌坐和垂腳小牀的流傳，加之中國國內各民族大融合、玄學興起對禮教的抨擊、文化思想上的開放融合浪潮，以及漢末以後中國國內外物質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的碰撞，從而喚起的人們精神上的某種覺醒，故由商周兩漢漢人的跪坐，發展為唐末漢人普遍的垂腳高坐。漢人跪坐禮俗徹底改變後形成豐富多彩的居室文化，證明我們的祖先是在沿着吸收消化外來文化，改進創新傳統文化的軌道前進。朱大渭洞察歷史人物的時代背景和思想演變，考辨科技史，分析研究軍事史，考證考察十六國南北朝複雜的民族問題，展現了六朝史上的一個個歷史畫面。 ^[5] 

在長期的中國史研究實踐中，朱大渭以求索和昇華出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結論，對當前史學研究理論指導進行了分析，回顧了辯證唯物史觀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的實踐，提出辯證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史學觀。朱大渭指出在辯證唯物史觀中國化治史實踐中，最為關鍵的有兩點：第一，只能將唯物史觀作為理論指導和引領，絕不能把它視為封閉僵化的真理，用它去套中國歷史，或者削足適履地剪裁中國歷史去比附唯物史觀理論或其中個別觀點。第二，發揮史家的創新精神。在唯物史觀中國化過程中，除結合中國歷史實際外，還時刻關注國際史學潮流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形勢發展，以便於不斷地調整新史學的研究方向和擴六史學實體的新領域，從而提高中外史學交流和史學社會致用的價值功能。同時，還應當注意在研究內容上以史學為中心的多學科的互相滲透，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樣化、研究手段的現代化、研究成果的信息化、使新史學理論與新史學實體更具有時代精神。 ^[5] 

截至2020年4月，朱大渭共發表“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北魏末軍户制的衰落”“魏晉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徵”“儒家民族觀與十六國北朝民族融合及其歷史影響”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2] 

關於研究學風問題，朱大渭的觀點是：學風是各類學術研究領域健康發展帶根本性的問題，是指有關學術領域研究的基本風格和態度。總體説來，其核心要求是刻苦勤奮、誠實嚴道、求真創新，遵守學術規範，尊重他人學術成果。學風包涵着怎樣做人及怎樣為文兩方面。又延伸到學術道德問題。提倡堅持優良學風，追求史學真理，而不追求個人名利，做人、治學力求真誠、求實、創新三者相統一。據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寧靜、誠實、寂寞的純真品格，以及執着、嚴謹、求真、創新的奮進精神。前者屬於一種思想境界，後者是一種實幹精神。 ^[7] 

朱大渭講授的課程有“魏晉南北朝史文獻學”“魏晉南北朝史名著選讀”等。 ^[5] 

朱大渭指導培養的學生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梁滿倉等。 ^[5] 

“朱大渭一心向公，襟懷坦蕩，為研究所學科建設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評） ^[1] 

“朱大渭是中國著名的史學家，為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為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的建立與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評） ^[4] 

“朱大渭為推動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術事業的發展，為中古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貢獻。”（《許昌學院學報》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