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啓鈐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朱啓鈐生於信陽南、汝、光道署西偏之葵園。他譜名啓綸，字桂辛，別號鑊園，晚年自號所居曰“勤炳燭齋”。朱氏祖籍江西，後居於貴州開州（今貴州省貴陽市開陽縣）。 ^[16] 

光緒元年（1875年），父親朱慶墉病亡，三歲的朱啓鈐育於外家，始得成立。光緒七年（1881年），又受教於姨父瞿鴻禨，勵志攻讀。稍長，結交湘人唐才常、楊篤生、張邵希等，青年奮發，常私購變法維新書籍，交相傳習，後各分道，唐、楊均因革命而犧牲。 ^[16] 

光緒十五年（1889年），與元配陳光磯結婚。陳氏為清駐英、法、比使館參贊陳遠濟之侄女。 ^[16] 

光緒十七年（1891年），瞿鴻禨簡放為四川學政，朱啓鈐隨往。瞿鴻禨為他報捐府經歷銜。 ^[16] 

光緒十九年（1893年），任職於瀘州鹽務局、合江鹽務局、灌口灘救生水軍。 ^[16] 

光緒二十年（1894年），任修鑿雲陽大蕩子新灘工程委員。與萬縣鹽務局總辦王責之、雲陽縣令吳寶錐共同負責工程事務。 ^[16]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川返湘，因其原配陳氏病逝於瀘州，所生子沛（澤農）及一女均幼，續娶貴陽於德懋之長女寶珊為繼室。朱氏此時納資捐知縣，亦得於氏及劉夫人之資助。適姨父瞿氏亦轉江蘇學政，遂攜眷隨往江蘇候補（一説保舉知縣，分發江蘇試用）。 ^[16] 

光緒二十五年（1879年），奉派襄理蘇、松、太道三屬歲考試事。後又調辦理出口捐局。 ^[16]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朱啓鈐的母親傅氏病逝，丁憂，奉母樞歸葬長沙。 ^[16]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瞿鴻禨已調北京，朱氏亦入京，待服除後謀職。 ^[16]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工程提調及監督。 ^[16] 

光緒三十年（1904年），由徐世昌介紹，去天津，督修天津勸業場，後辦理平民習藝所。始為袁世凱下屬。 ^[16]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延設巡警部，徐世昌任尚書，原工巡局總監內閣學士毓朗任左侍郎，主辦北洋警察的直隸候補道趙秉鈞任右侍郎。啓鈐調巡警部，派任北京內城巡警廳廳萃，後轉調外城廳塞。曹聚仁曾回憶説：“辛丑回盔後，桂老便任外城巡警總廳廳塞（等於後來的警察廳長，內城巡警總廳廳塞為汪嘉丞）許靜老便是桂老那兒的行政處金事。我們如今看來，警察算得什麼？在當時，卻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輕有膽識敢作敢為的敢去推行。那時，他們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而敢違犯這規矩的乃是肅王善譽的福晉，他們有勇氣判罰那福晉銀元十元，真是冒犯權威，居然使肅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啓鈐任廳塞期間，又設立公安消防佈局。 ^[16]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瞿鴻禨被袁世凱設計參劾罷官，朱啓鈐受牽連，隨之開缺。未久，曾應端方之約，去南京謀職，尚未確授。適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朱啓鈐隨之出關。 ^[16]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始擬派啓鈐任吉林省副使，旋即成立蒙疆事務局，派啓鈐任督辦。朱氏周曆蒙古哲里木十旗，考察山川險要、民情風俗以及蒙古統治階層就朽危敗之狀，著為《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呈之當道。解職後，又赴日、俄考察農墾事宜。 ^[16] 

宣統二年（1910年），任津浦鐵路北段工程總辦，督建濟南黃河大橋、濟南火車站等工程。 ^[16]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朱啓鈐先後任北洋政府陸徵祥、趙秉鈞內閣交通總長。 ^[16] 

民國二年（1913年），任交通總長。出席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7月17、18日，暫代國務總理僅兩天。8月熊希齡組閣，改任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督辦。 ^[16] 

民國三年（1914年）二月，兼代交通總長。五月，任徐世昌內閣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督辦。提出《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垣工程呈》，獲准。同年（一説1915年），發起開闢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7月，袁世凱公佈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為九等，啓鈐列第二等“中卿”。 ^[16] 

民國四年（1915年）任內務總長，兼京師市政督辦。主持前門改造工程，聘請歐洲建築師羅斯凱格爾制訂設計方案。民國四年（1915年）至民國五年（1916年），拆除了甕城東西月牆和關帝廟、觀音大士廟以外的所有建築；在前門城門洞兩側新開兩個門洞，新築兩條寬20米的馬路，並築人行道，修排水暗溝。這就打通了北京東西中軸線和府右街、南北長街，南池子、北池子兩條南北交通線的交通。同時對前門箭樓加以改建，形成前門箭樓的面貌。 ^[16] 

民國初年，大總統府在中南海，朱啓鈐把位於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的下層改為“新華門”，拆除內側皇城牆，使大門直通西長安街，又在門內修建大影壁，這些建築仍在發揮作用。同時拆除天安門對面的千步廊，形成民國年間的天安門廣場。 ^[16] 

9月，袁世凱設大典籌備處，朱啓鈐兼處長。12月19日該處始對外公開。31日，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改總統府為新華宮。曹聚仁《悼念朱啓鈐老人》説：“桂老當然不是‘聖人’，也不是‘豪傑’，他們都是會做官的人；他從任陸閣的交通總長起，歷趙（秉鈞）、熊（希齡）、孫（寶琦）、段（祺瑞）、徐（世昌）諸內閣，一直維持其閣員的地位，任交通或內務總長，袁世凱稱帝時期，他還兼任大典籌備處長，與趙秉鈞、陳宦、梁士詒列為四凶。袁帝暴死，他也成為八大禍首之一。我們且回看當時的文獻，梁士詒本來是不贊成袁世凱稱帝的，可是在大力壓迫之後，便和周自齊、趙慶華及桂老密商，他們認為要保全交通系勢力，只有依順袁家父子的意旨......袁皇帝捧到了極峯上摔下來，死去了。交通系的勢力，依舊和北洋軍系的命運相終始”。 ^[16] 

啓鈐兼京師市政督辦期間，還整理北京街市溝渠。宣武門南一帶，水道湮垢，民居昏墊，闤闠殷填，成苦不便，乃徇於眾，為之闢城門，開馳道，濬陂阪池，治積潦，塵壤壅户者除之，敗垣侵路者削之，經界既正，百堵皆興。（以上指在宣武門及後來馮玉祥開的和平門外的琉璃廠、虎坊橋、龍鬚溝等地段，疏通溝渠，改明溝為暗溝，填平下漥，修築道路等事。）《北京街巷圖志》第232頁説：進入民國，北京的街巷佈局開始變化，民國二年，內務總長朱啓鈐撤除舊門額上滿文、漢字並列的形式，改為由書法家邵炯章寫只有漢字的新式門額。 ^[16] 

同年，朱啓鈐應邀籌集款項，請工程人員重新設計貴州會館，因袁世凱垮台、朱啓鈐去職而中止，新館於數年後才在他主持下完成。 ^[16] 

民國五年（1916年）6月10日，西南軍務院提出通緝帝制禍首楊度等人。7月14日總統黎元洪下令通緝楊度、朱啓鈐等八人。 ^[16] 

自民國六年（1917年）起，朱啓鈐開始經營實業，先後經辦中興煤礦公司、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 ^[16] 

民國七年（1918年）代總統馮國璋明令撤銷梁士詒、朱啓鈐等人帝制案的通緝處分。朱啓鈐號召在北戴河有產業的中國上層人士成立地方自治公益會，此為北戴河開發的起點，自任會長。8月，被選為安福國會參議院副議長，未就任。同月，徐世昌當選大總統。11月，徐世昌特派朱啓鈐為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南方軍政府特派唐紹儀為南方總代表。 ^[16] 

民國八年（1919年）2月20日，南北議和在上海舉行。5月，談判破裂，南北代表各向自己的政府辭職。同年（一説1917年），朱啓鈐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影宋本李誡著《營造法式》。 ^[16] 

民國九年（1920年），大總統徐世昌發佈命令，派朱啓鈐督理印行《四庫全書》事宜，即行會商各主管，擬定辦法，迅速從事。後未果。 ^[16] 

民國十年（1921年），朱啓鈐作為徐世昌的專使，赴法國代徐受巴黎大學贈授之文學和法學博士學位。同時到歐洲、日本考察。此後基本退出政壇。 ^[16] 

民國十四年（1925年），開始籌辦中國營造學社，從事古典建築文獻的整理研究。校印《營造法式》、《髹飾錄》。 ^[16]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國營造學社於北京成立，朱啓鈐任社長。 ^[8]  同年，張學良委任朱啓鈐為北平市市長，未就任。他建議梁思成任中國營造學社研究部主任。 ^[16] 

民國二十年（1931年），“9.18”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朱啓鈐託其盟弟榮原（叔章）以偽滿名義宣佈在東北的清內府刻絲繡品為國寶，印巨冊《纂組英華》，使這批寶貴文物未被劫往日本。 ^[16] 

民國十六年（1937年）4月13日，中山公園理事會成立，任理事長。同年，日本侵華以後，江朝宗出面聯合一批舊官僚組織“維持會”，江任會長兼“北平特別市”市長，要朱啓鈐參加，他拒不參與列名。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縱下，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臨時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認為王克敏資望不夠，壓不住陣，欲請朱啓鈐這樣北洋時期的首腦人物出來捧場。因而對朱施展了種種威脅利誘的手段，但朱堅持不就偽職。由於朱一直不肯就範，於是敵偽對朱加緊迫害，先是派特務監視朱的住宅，朱仍未屈服，繼之又以朱住的趙堂子衚衕是警備地區，一般人不宜居住為由（因當時偽政府的頭目之一王克敏住在朱的隔壁），強行用低價徵購了朱在趙堂子衚衕的住宅，共有八組四合院和全套傢俱。朱被迫移居北總布衚衕。此後亦不斷受到種種無理威逼，朱啓鈐亦以稱病、預立遺囑、分配遺產等多種辦法，與日偽周旋，始終未與敵偽政權同流合污，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16] 

1949年4月，上海解放。朱啓鈐被推為中興輪船公司董事長，設法將公司所有船隻儘量由香港召回，集中於上海，支援新中國的建設工作，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揚。後改為公私合營。由於在抗日戰爭時期未與日本資本合作，故按股分定息六釐，以示鼓勵。 ^[16] 

上海解放後，周恩來總理派章文晉到上海接啓鈐到北京，定居東四八條住宅。 ^[16] 

1952年，中興煤礦公司改為公私合營，朱啓鈐繼任董事長。 ^[16] 

解放後作為愛國民主人士受到優待 ^[10]  ，曾任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古代建築修整所顧問。1953年5月，朱啓鈐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6] 

1957年，周恩來到東四八條朱宅訪問朱啓鈐。1961年，朱啓鈐九十壽辰，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為朱啓鈐主持祝壽活動。12月7日，周總理到啓鈐家訪問並與朱氏全家合影。 ^[16] 

1964年2月26日，朱啓鈐病逝，享年92歲（虛歲九十三歲）。 ^[16] 

朱啓鈐是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奠基人。1917年，朱啓鈐在江南圖書館發現了宋代李誡的《營造法式》手抄本，便委託商務印書館以石印本印行，同時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後，又組織人員對《清欽定工部工程做法》一書進行校注。1930年，朱啓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自任社長。設文獻組和法式組，朱啓鈐兼任文獻組主任，建築學家梁思成擔任法式組主任。營造學社是最早研究中國傳統建築式樣、設計的學術團體，奠定了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基礎。

中國營造學社創辦於1930年，1937年因北平淪陷而停辦。其間，先後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工段營造錄》、《元大都宮苑圖考》、《營造算例》、《牌樓算例》、《清式營造則例》、《梓人遺制》、《哲匠錄》、《同治重修圓明園始末》等書刊。朱啓鈐評價：“中國營造學社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

作為北洋政府大員曾在熊希齡內閣擔任內務部總長兼京都市政督辦，宮城禁苑到公共博物館的大變革的發起人和主持者。在朱啓鈐的主持下，將紫禁城的前半部用於籌辦中國第一所國立博物館——古物陳列所。 ^[3]  朱啓鈐又爭取到美國庚子退款20萬元，在故宮鹹安宮舊址新建了文物庫房，這樣，古物陳列所基本具備了後來的故宮博物院的雛形。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逐出故宮後，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資產並籌備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宮內廷展示北京故宮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將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合而為一，統稱故宮博物院。開放了天壇、先農壇、文廟、國子監、黃寺、雍和宮、北海、景山、頤和園、玉泉山、湯山等處名勝風景區。

開發北戴河療養區，維護國家尊嚴。朱啓鈐於1918年開始號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國上層人士，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朱任會長。公益會的成立，有效地控制了帝國主義分子企圖霸佔海濱的野心；限制了石領會、東山會等教會組織向西山一帶的擴張。

1920年任《四庫全書》印刷督理。朱啓鈐對中國古建築藝術頗有研究，曾組織中國營造學社，自任社長。對織繡、漆器藝術也頗有研究。1925年開始籌辦中國營造學社，從事古典建築文獻的整理研究， 1930年營造學社正式成立，任社長。這是研究祖國建築文化遺產最早的學術團體，對這項工作起了啓蒙和推動作用。

1939年，天津水災，營造學社存於英資麥加利銀行庫中的全部調查測繪資料慘遭損毀，朱啓鈐立刻電告梁思成、劉敦楨設法搶救出這批資料。但是膠版被水泡壞已無可挽回。朱與原學社職員喬家鐸、紀玉堂等人一起將這批圖紙膠版逐漸攤開整理晾乾，作為原始資料留存。由於底片已毀，朱啓鈐又指導喬等人將過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複製了一套底片妥為保存。為了支持梁思成、劉敦楨二人在大後方的研究工作，他又從這批覆制膠片中選出了一批最重要的古建築圖片各加印兩套，寄給梁、劉二人各一套。梁思成能夠在四川撰寫中國建築史，就因為手邊還有這樣一套重要的參考資料。20世紀50年代，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依靠朱啓鈐整理出來的這批資料。還有大批古建築的測繪圖稿，凝聚了全部學社成員多年的辛勤勞動，但因紙薄又經水泡，稍不小心即被碰破。朱更是對喬等人千叮嚀萬囑咐，小心翼翼地將它們逐頁晾乾，重新裱在座標紙上，生怕碰損。這批測繪圖稿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只要看到這批圖紙的人，無不為之深深感動。朱啓鈐確可稱為我國20世紀最早的一位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卓越組織者及開路先驅。我們在為北京中軸線上的明清建築宮殿而驕傲時，在分享北京奧運會可以彰顯人文奧運的文化快樂時，在努力完善文化北京的一個個主題時，不能不感謝留住北京傳統建設根系的朱啓鈐先生。

朱啓鈐還是一位收藏家，病故之前即將大部分藏書捐贈北京圖書館。由於對家鄉貴州的眷戀之情，還要求將“捐贈北京圖書館的圖書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轉交貴州”。

朱啓鈐自1910年任郵傳部丞參，至1912年任交通部總長。於1915年在內務總長任內又兼了一任交通總長。前後涉足鐵道事業約五、六年的時間，成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員之一。朱任交通總長時期，從全局考慮計劃再修築四條主幹線以貫通全國（一）寧湘線；（二）同成線自大同到成都；（三）浦信線自浦口至信陽；（四）隴海線，自東海至蘭州。這個龐大的修路計劃，僅隴海線東段開工，其它均未實施。

改建正陽門，打通東西長安街開放南北長街、南北池子，修築環城鐵路。袁世凱為了表示對朱的支持，還特製一把銀鎬，上鏽“內務部朱總長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於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朱於開工典禮日即用此鎬拆去舊城第一磚。後來朱一直珍藏着這把銀鎬，朱去世後由他的兒子朱海北將紀念稿贈給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如今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朱啓鈐熱心公益事業。1914年，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啓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也就是“中山公園”。中央公園是北京城內最早開放的公園，當時建設的主要景點，諸如四宜軒、唐花塢、水榭、來今雨軒、習禮亭、格言亭、投壺亭、迎暉亭和蘭亭八柱等，仍然是中山公園的主要景點。當年園中有一楹聯——“名園別有天地，老樹不知歲時。”

從1917年起經營實業，先後經辦中興煤礦、中興輪船公司等企業任董事長。經營中興煤礦：1917年朱啓鈐脱離政界，從事實業。朱啓鈐是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在經營上十分重視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並大膽使用技術專家。到1936年產煤量達到173萬噸，從而使中興公司走向以煤為主，煤、焦、電、鋼鐵、農林、鐵路運輸為主船運輸為輔的多種經營的綜合性大企業。

北平解放前夕，朱啓鈐寓居上海。周恩來曾授意來北平參加國共和談的章士釗寫信給他，勸他留在大陸。上海解放後，周恩來即派章文晉（朱啓鈐的外孫）接他來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興輪船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同其他常務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條貨輪召回大陸支援國內海運。

朱啓鈐喜好收藏，尤以緙絲收藏為最，據説朱啓鈐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據朱啓鈐後人説，民國初年，清皇室貴族日趨潦倒。朱啓鈐從恭親王奕訢的後人手中購得一批緙絲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聞訊後，曾出價百萬想購買，朱啓鈐不為所動。但當時時局動盪，朱啓鈐惟恐國寶有失，遂以20萬元轉讓給了張學良。1950年，朱啓鈐將珍藏的明岐陽王世家名貴文物56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還先後將大量藏書分別捐給北京圖書館、清華大學、古代建築修整所和貴州圖書館。 ^[16] 

解放後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全國政協委員等。極喜藏書，特留意地方文獻，故儲書頗多。有藏書樓曰“存素堂”。在經營營造學社期間，收藏河渠、建築等類圖書，自稱：“河漕為經國大猷，工官之掌錄，幕客之秘籍，方州文獻，臣僚奏議，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編撰有《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1冊，著錄有400餘種，是研究中國水利史必備資料。《存素堂入藏黔籍之部目錄》1冊，著錄黔人文獻有400餘種。1953年，他將多年所藏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其中黔人文獻歸貴州省圖書館。刻書有《黔南叢書》8種，著有《李仲明營造法式》、《存素堂絲繡錄》、《貴州碑傳集》等。 ^[1] 

賈逸君：“朱議論動作，安詳合度，文辭亦條達。” ^[5] 

曹聚仁：“無論如何桂老總是寫民國史前半頁的主要人物之一；和去年在台北九十大慶的許世英都是清末推行新政的人物。” ^[16] 

牟應杭：“朱先生早在青壯年時代即以宦途顯達知名於世。但他畢生致力的主要是振興中國的實業和從事撰述與圖書的收藏整理工作。” ^[10] 

朱啓鈐年長周恩來近三十歲，他們二人在不同的時代都擔任過政府總理，周恩來尊重朱啓鈐，朱啓鈐佩服周恩來。

1957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周恩來到東四八條111號看望朱啓鈐。周恩來説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問朱啓鈐知道不知道。朱啓鈐説：“民國二年，我任內務部總長，舉辦縣知事訓練班時，你叔父是我的門生，當時他正在臨榆縣知事任內。”周恩來笑着説：“那你比我大兩輩，我和章文晉（朱啓鈐的外孫）同輩了。”

談話時，朱啓鈐因耳聾經常打斷周恩來的談話，家裏人就向他擺手示意。周恩來看到後説：“不要阻止他，讓老先生説嘛！”

朱啓鈐擔心死後被火化，託付周恩來：“國家不是説人民信仰自由嗎？我不願意火葬，我死後把我埋在北戴河，那裏有我繼室於夫人塋地，我怕將來辦不到，所以才和你説，你幫我辦吧！”周恩來高聲回答：“我一定幫你辦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啓鈐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64年，朱啓鈐因病住院。當時周恩來正出訪亞非各國，當中央統戰部將朱啓鈐的病情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後，周恩來立即打回電報，請醫護人員盡力醫治。朱啓鈐臨終前，還時時念叨遠行國外的周恩來。

朱啓鈐對家裏人説：“總理是我在國內外所遇到的少有的傑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們國家的好領導。可惜我生不逢時，早生了30年，如果那時遇到這樣的好領導，我從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辦到。” ^[11] 

朱啓鈐著有《哲匠錄》（與瞿兑之、闞鐸合輯） 、《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園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徵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紫江朱氏家乘》、《貴州碑傳集（稿本） 》等。主持編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共七卷）。1927年根據日本傳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傳的《髹飾錄》。刊有宋李誡《營造法式》。 ^[16] 

朱啓鈐故居(9張)

朱啓鈐故居，又名朱啓鈐宅，位於北京市東城區趙堂子衚衕。朱啓鈐於20世紀30年代初購置，由其設計督造，完全按照《營造法式》建造。所用木工、彩畫匠均為原修造故宮的工匠。佔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由8個院子組成。走廊將院子分為東西2部分。西部第一進有兩卷垂花門1座，每進院的西房和北房均為三間：東部有兩棟三卷勾連搭歇山頂的建築。朱啓鈐生前住後半部；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址。1949年改建為招待所，朱啓鈐轉居東四八條。同年11月章士釗遷居北京，曾暫住其家中。院中主要建築無大改變。為北京市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