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亨嘉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軍佔領南京，抓走了在南京稱帝的福王朱由崧。六月，唐王朱聿鍵於福州稱帝，改元隆武，宣佈改弘光元年為隆武元年，改福建布政司為福京。與此同時，魯王朱以海於紹興出任監國，但早在他當監國前唐王朱聿鍵就已經在福州稱帝。得知這個消息後朱以海陷入兩難境地，就皇室親疏而言，他和朱聿鍵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後代，同朱由崧的血緣關係相距甚遠；從擁立時間上來看，朱聿鍵略早於他，而且已經稱帝；就統治地域來看，朱聿鍵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大半個浙江和江西、福建、湖南的認可，而他只限於浙東一隅之地。很快唐王派使者攜帶親筆信和賞銀要求朱以海退位歸藩、承認自己為天下共主，並籠絡浙東的明臣明將，答應個個加官晉爵。但魯王手下的張國維、熊汝霖、王之仁等人不答應，如果接受了他們就沒有“擁立”大功。魯王本人在給唐王的回信中也稱唐王為“皇叔父”而不稱“陛下”，表明他不承認唐王的皇位。唐王大怒，立殺魯王信使。

由於魯王堅持拆唐王的台，而因地理位置魯王管轄區處於抗清前線，給福建提供了屏障，唐王政權的實際掌權者鄭芝龍對這種局面很滿意，以此為藉口按兵不動。朱以海為籠絡人心，不惜以高官厚爵收買支持者，流風所及，官職紊濫。

正當唐王和魯王在火併時，分封於廣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不甘寂寞，夢想黃袍加身。靖江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兒朱文正的後裔，在明宗室中世系最遠，按宗法觀念他根本不具備繼統的資格。但自從清兵佔領南京抓走福王后不少明朝宗室暗中竊喜，想乘亂稱帝，朱亨嘉就是其中之一。朱亨嘉“即借勤王為名，有妄窺神器之心”。他對左右親信孫金鼎等人説：“方今天下無主，予祖向於分封之日，以粵西煙瘴不願就封，馬皇后慰之使行，於是以東宮儀衞賜之。目今東宮無人，予不儼然東宮乎！太子監國自是祖宗成憲，有何不可？”廣西總兵楊國威、桂林府推官顧奕等人也想以擁立為功，三章勸進，推波助瀾。

9月22日（陰曆八月初三），朱亨嘉身穿黃袍，南面而坐，自稱監國，紀年用洪武二百七十八年，寓意廢除朱元璋以外其他所有明朝皇帝的帝號、廟號、年號。改廣西省會桂林為西京。楊國威被委任為大將軍，封興業伯；孫金鼎為東閣大學士；顧奕為吏科給事中；廣西布政使關守箴、提學道餘朝相等在桂林的官僚都參與擁戴。為了擴大影響，爭取多方支持，朱亨嘉還派使者前往湖南、貴州等地頒詔授官，檄調柳州、慶遠、左江、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以增加自身兵力。當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鄭封正在梧州，得到靖江王僭位後立即檄令思恩參將陳邦傅保持戒備，又以巡撫印文通知土司“狼兵”不得聽從靖江王調令。朱亨嘉深知廣西巡撫的態度直接關係到自己“事業”的成敗，企圖加以籠絡。他先派顧奕為使者，攜帶詔令任命瞿式耜為刑部尚書，遭到瞿式耜的嚴詞拒絕。八月十二日，朱亨嘉親自統兵來到梧州，拘捕瞿式耜，十九日將瞿式耜押回桂林軟禁於靖江王府，不久移居劉仙岩。

靖江王能自立同當時的兩廣高級官員態度遊移有關。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後向當時仍屬於南明的管轄區頒詔，但兩廣、貴州等地的官員並沒有立即表態（即舉行開詔宣讀儀式和上疏祝賀）。兩廣總督丁魁楚心懷觀望，有的史籍説他同朱亨嘉有秘密聯繫，對謀立活動故意採取放縱態度。巡撫瞿式耜之前在南京時本來打算奉桂藩朱由榔（神宗的孫子，其父桂王朱常瀛已病死）為帝，在接到唐王頒發的隆武監國和即位詔書以後，他認為唐王只是太祖朱元璋的後裔，世系太遠，沒有及時上疏表態。被朱亨嘉拘留之後，他才秘密派遣家人攜帶奏疏祝賀朱聿鍵即位，並且報告朱亨嘉僭位及其必敗之勢，請求朝廷派兵平亂。

朱亨嘉自立後，感到廣西“地方狹小，兵馬錢糧件件有限，難以為守，立志要下廣東，先到肇慶會同兩廣商議而行，以觀天下形勢，以為保守之資”。他命楊國威留守桂林，自己帶領兵馬由水路出平樂、梧州，以參贊嚴天鳳、範友賢為將軍，充當左、右前鋒。不料兩廣總督丁魁楚獲悉朱聿鍵即位後除了浙江的魯王外，江南各地仍服從明朝的地區都表示擁戴，而且隆武帝已給他加銜為大學士。因此他認為這是自己建功立業的天賜良機，立即派出精兵數千名進至廣西梧州，同時差官乘船由小路而來，船頭打着“恭迎睿駕”的牌子，藉以麻痹朱亨嘉。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兵在梧州突然發起進攻，朱亨嘉拼湊的兵馬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狼狽不堪地由五屯所、永安、荔浦一路逃回桂林。“大學士”孫金鼎原是個不齒於士類的充軍罪犯，憑藉靖江王的寵信同思恩參將陳邦傅打得火熱，結為兒女親家。朱亨嘉兵敗後，孫金鼎逃往陳邦傅處避難。陳邦傅翻臉無情，將他處死，“把石灰淹了，解到兩廣識認明白”，立了一功。這件事在屈大均《安龍逸史》中記載得比較詳細：孫金鼎逃到陳邦傅處躲避，邦傅密語參畫胡執恭等曰：“靖江無謀，動輒敗衄，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不富貴耶！”合計已定，於是“醉而投之水，仍取其屍，擦灰包紮，即傳諭各舡易剿逆旗幟，解功至梧州。廣督丁魁楚大喜，敍以首功，官徵蠻將軍，協東師前赴桂林”。

九月初五日，丁魁楚親自來到梧州，命參將陳邦傅、趙千駟、嚴遵誥、都司馬吉翔等統兵向桂林進發。楊國威同他部下的旗鼓（相當於傳令官）焦璉本來就有矛盾，瞿式耜暗中聯絡焦璉反正，夜間用繩索把陳部將士縋上城牆，一舉擒獲楊國威、顧奕等。九月二十五日攻陷靖江王邸，活捉朱亨嘉。十月下旬，朱亨嘉和同謀的文武官員被押解到廣東肇慶。

隆武二年（1646年），丁魁楚派馬吉翔把朱亨嘉等人押抵福建。二月，廢朱亨嘉為庶人 ^[1]  ，隆武帝“命錦衣衞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疏虞。仍敕刑部侍郎馬思理安置靖庶，還要酌議妥當。所刻《靖案》作速頒行，在閩親、郡各王並令具議來奏，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遲誤”。同年四月，“安置靖庶人於連江，敕奉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尋命掌錦衣衞事王之臣縊殺之，託言暴疾死。戮楊國威、顧奕、史其文等於市”。朱亨嘉之子朱若極就是著名畫家石濤。

平定朱亨嘉的僭亂後，隆武帝加封兩廣總督丁魁楚為平粵伯，陳邦傅為富川伯，掛徵蠻將軍印。在給丁魁楚的誥敕中説：“卿有聞檄擁戴之大志，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過。”這種過譽之詞反映了朱聿鍵渴望得到兩廣官員的支持。又令朱亨嘉的從兄朱亨歅襲封靖江王。瞿式耜卻因有意擁立桂藩受到隆武帝猜忌，被解除廣西巡撫職務，調任行在兵部添注左侍郎；廣西巡撫一職由晏日曙接替。

靖江王之變固然暴露了朱亨嘉覬覦大位的野心，隆武帝為穩定自己的地位而表現出來的私心自用也是很明顯的。丁魁楚、陳邦傅僅因投機有功，就加升伯爵，掌握了兩廣地區的實權，後來在永曆朝爭權奪利，紊亂朝政，又先後投降清朝，基本上沒有起過積極作用，可謂獎賞失當。真正忠於明室的瞿式耜卻因有意擁立桂藩而遭到排擠。《思文大紀》卷六記載，直到隆武二年五月即朱亨嘉之亂平息半年以後，“廣西桂林府、全州等州，進貢監國登極表箋四十六通。上雖嫌其遲，然亦念路遠阻滯也”。這自然是表面文章，正如瞿式耜自己所説：“然餘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為唐王也，為桂之安仁王也。六月到廣西梧州。八月隨遘靖藩之禍，時閩中已立思文矣。弟心心在神宗之孫，故既受靖禍，而又見疏於隆武。比奪西撫與晏公，遂堅意不赴佐樞之命。”瞿式耜卸任後拒不赴閩就任，在廣西梧州、廣東肇慶一帶留連賦閒。

想趁亂自立的決不止靖江王朱亨嘉一個，撫州的益王朱慈炲也跟着效仿。1645年11月被當地士紳擁立為監國，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朱聿鍵下詔禁止益王在浙江龍游、遂昌一帶私授知縣。其中説到益王“借受慈禧（即弘光太后鄒氏）之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很快益王就被降清的明將李成棟擊敗俘虜，隨後又被部下趙民懷救出逃到廣州，但終因城陷死於亂軍中。還有以金有鑑為首的一眾長興縣平民擁立通城王朱盛澄起兵復湖州，攻長興，行大將軍事，“居然帝制，派餉、賣札、強奪民女，為兩山（指太湖中的東、西洞庭山）百姓不容”，結果在當地站不住腳逃入福建……唐王、魯王、桂王這些小朝廷和其他妄圖自立的宗室在行徑上都是半斤八兩，只在意是否有機會當皇帝，往往以高官顯爵酬謝擁戴者，大量官紳、武將甚至平民為得“定策”大功爭相擁立不同宗室，導致南明內亂不已，文官武將的升遷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在面臨國破家亡之際，爵祿只發給擁戴自己的而不獎勵作戰有功者。南明之不競，與此頗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