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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牛

(三國時期諸葛亮發明的運輸工具)

鎖定
木牛流馬,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發明的運輸工具,分為木牛與流馬。史載建興九年至十二年(231年-234年)諸葛亮在北伐時所使用,其載重量為“一歲糧”,大約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為“特行者數十里,羣行三十里”,為蜀國十萬大軍提供糧食。不過,確實的方式、樣貌亦不明,對其亦有不同的解釋。
中文名
木牛
發明者
諸葛亮
用    途
運輸糧草
考察史書
《三國志·諸葛亮傳》
外    觀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
優    點
節省人力,且走險路方便

木牛基本信息

木牛 木牛
定義:三國時期蜀國丞相諸葛亮發明的一種運輸糧草的交通工具。
漢中的褒斜道:「闊的有五米,窄的才不足三米。」而且棧道在斜坡之外,也有相當多的平坦路面,因為棧道本是由木板所構成之人工道路,縱使山高谷深,也可鑿壁插木建路,避開堅石難破及絕崖無路的障礙。譚教授即懷疑木牛可能為組裝式,在難行時,木牛分解通過,此由人力負糧;一但平坦可行,即合體成行。因為木牛的用意在運糧,除了省力之幫助外,人之負擔有限,沒有必要同時背牛與糧,也就是「人背木牛與糧」不能比「人負糧」還沉重。而且孔明北伐不從成都出發,卻從漢中發師,早無四川盆地周圍的蜀道限制,褒斜道的箕谷還是趙雲所及,祁山附近可是一馬平川的丘陵,沒有棧道架設需要,唯一可能的渭水棧道及陳倉故道,説來話就長,但大致上,木牛所經之路,並不難走。
木牛是否為車輛,尚有疑問,或雲四足為四輪,或雲四足為四條杆槓,基礎尚未定義下,太過細節的討論,宛如建在無根的基礎。關鍵很簡單,以人為動力,除了車輛之外,尚未有更好運輸方案。至於是單輪、雙輪、四輪或是機械足云云,等確定木牛是否為車,再作討論。
關於木牛、流馬
流馬 流馬
《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諸葛亮製造木牛、流馬的描述,説這種運輸工具“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晝夜(轉運)不絕”。司馬懿聞報,派人去搶了數匹,命巧匠仿製二千餘匹,並讓軍士驅駕木牛、流馬,到大本營搬運糧草,往來不絕。誰知諸葛亮派人以魏軍打扮混入運輸隊,暗中將木牛、流馬口中舌頭扭轉,牛馬便不能行動。正當魏兵疑為怪時,諸葛亮又派五百軍士扮作神兵,鬼頭獸身,以五彩塗面,邊燃放煙火,邊驅牛馬而行。魏兵目瞪口呆,以為諸葛亮有神鬼相助,不敢追趕,諸葛亮輕而易舉地獲得許多糧草。這麼神奇的運輸工具,在當時可算是巧思絕作了,因而有詩讚曰:“劍關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後世若能行此法,輸將安得使人愁?”由於《三國演義》描繪得太奇妙,以致於不少人認為,所謂木牛、流馬純系小説家的杜撰。

木牛查考史書

可見諸葛亮確實製造過木牛、流馬。《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建興)九年(231),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 退軍……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上述記載沒有《三國演義》描繪得那麼神奇,但從中可見諸葛亮以木牛、流馬運糧的歷史事實。

木牛猜測

木牛、流馬究竟為何物
《諸葛亮集》中的一段文字,應是可靠的資料:“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人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豐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助,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鞭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這段記載,雖對木牛形象作了描繪,下文還對流馬的部分尺寸作了記載,但因沒有任何實物與圖形存留後世,多年來,圍繞着木牛、流馬,人們作過許多猜測。

木牛相關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木牛、流馬是經諸葛亮改進的普通獨輪推車。這種説法,源自《宋史》、《後山叢談》、《稗史類編》等史籍,意 謂木製獨輪小車在漢代稱為鹿車,諸葛亮加以改進後稱為木牛、流馬,北宋才出現獨輪車之稱。此説還以四川渠縣蒲家灣東漢無名闕背面的獨輪小車浮雕等實物史料為佐證,認為這些東漢的獨輪車,都再現了木牛、流馬的模樣。
一種意見認為,木牛、流馬是新穎的自動機械。《南齊書·祖沖之傳》説:“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這是指祖沖之在木牛流馬的基礎上,造出更勝一籌的自動機械。以此推論,三國時利用齒輪製作機械已為常見,為後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馬,不可能是漢代已有的獨輪車,而是令祖沖之感興趣的、運用齒輪原理製作的自動機械。
第三種意見認為,木牛、流馬是四輪車和獨輪車,但是何者四輪,何者獨輪卻觀點截然相反。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卷八説:“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而范文瀾則認為,木牛是一種人力獨輪車,有一腳四足。所謂一腳就是一個車輪,所謂四足,就是車旁前後裝四條木柱;流馬是改良的木牛,前後四腳,即人力四輪車。晉朝史學家田江宇曾經認為這是人力三輪車。唐代文學家李克希也認為是這樣。到底孰對孰錯,真叫人無所適從。
還有一種爭論,更有意思,即木牛和流馬究竟是一物,還是兩物。如譚良嘯認為,木牛和流馬是一回事,是一種新的人力木製四輪車;王開則認為,木牛與流馬是兩種東西,前者是人力獨輪車,後者是經改良的四輪車。王湔也認為,二者同屬一物,並製造出一種具有牛的外形、馬的步態的模型。陳從周等則勘察了川北廣元一帶現存古棧道的遺蹟、寬度、坡度及承重等數據,認為二者乃二物:木牛有前轅,引進時有人或畜在前面拉,後面有人推;流馬與木牛大致相同,但沒有前轅,不用人拉,僅靠推力行進,外形似馬。

木牛製作方法

上述種種,不一而足,究竟何説最符合木牛流馬的原貌,至今仍難評説。
(1):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恚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槓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槓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槓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克去後槓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槓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槓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鬥。從上槓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槓孔去下槓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槓,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槓耳。”

木牛相關討論

“木牛流馬”之謎
“木牛·流馬”作為我國古代機械工程史上的懸謎,向為史家所重,在民間也有廣泛的影響。由於史料記載過於粗糙,且經過歷代輾轉傳抄、刪削闕漏、無法直接看出究竟是什麼性質的運輸工具。自晉代以後便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史學界中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木牛·流馬”是一種獨輪車。
我們經過長期考證後認為:古代“木牛·流馬”是一種簡單的擺動杆式步行機構,並按照此觀點成功地解釋了史料記載中的每一個細節,遵照史料複製的“流馬”模型,其裝載容量和行走步幅都與史實相符,並發現史料所記載的另件十分精確合理,整個機構的設計也非常巧妙,是一種理想的山地運輸工具。“木牛·流馬”的重現,證明了中華民族在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就已經開始大規模使用步行器的史實。
我們的複製品陳列在成都武侯祠,歡迎參觀和質疑。由於試驗條件的限止,關於木牛·流馬性能的探討進行的還很不夠,我們認為沒有經過實地使用,就不能算復原成功,所以我們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實地進行試驗,為最終揭開木牛·流馬的秘密作出貢獻。
我們對“木牛·流馬”失傳的原因也進行了探討,認為受當時所用材料的工藝性和強度侷限,使古代“木牛·流馬”機構存在着無法避免的缺陷,而這些缺陷正是造成它失傳的主要原因。但是這個機構很有特點,我們用現代的設計理念,和現代的加工條件進行改造,例如:電焊機(總量大約七八百斤)原有的輪子在坑坑窪窪的工地上移動很不方便,改用此機構以後,工地上不大的溝(小於40公分寬)和坎(小於十公分高)對移動電焊機沒有大的影響,更奇妙的是可以很輕巧的把這麼重的電焊機運送到十幾層高的樓面(但是上去容易下來難)。所以“木牛·流馬”的軼失是人類的悲哀,使山地運輸的重擔又返回到了人的肩上,並延續至今,白白地消耗了人類的勞動力,更可嘆的是使這個機構失去了自身發展的機會。
古代的“木牛·流馬”是一種不成熟的簡單的步行器,它曾以對路面的適應能力強而異軍突起,但是它的發展史畢竟太短了,與車輪相比,它就象襁袱中的嬰孩那樣幼雅、那樣笨拙,但是當它第一次叫喊着被諸葛亮帶進人類社會後,人類就再沒有忘記過它。儘管步行器的本質同樣決定着它也有自己的固有弱點,但是既然車輛可以從獨輪車發展到“方程式賽車”,那麼,在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更有信心期待着各種步行器發揮它無所不往,無往不及的特長、造福人類!
木牛流馬能代表三國文化”,我們查了不少資料,結果發現只有喬先生是這麼認為。我們只是業餘愛好者,孤陋寡聞,用自己的時間 ,化自己的錢,的確搞不清木牛·流馬和寶馬有什麼關係,但知道寶馬不能幫我把電焊機送到樓上去。能按史料解開一千七百年前的迷,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古代“木牛·流馬”是人類追求車輪以外陸地運輸的一次偉大的嘗試,由於超越了當時生產力的許可而湮滅,但《流馬尺寸之數》忠實地記錄了人類第一次使用的步行機械,如實反應了我國一千七百年前的工藝水平。如:其中貫徹基孔制配合的工藝方法和採用基準線定位的工藝思想都很有研究價值。是一份很有研究價值的古代科技文獻。
“木牛·流馬”機構是一項早產的科技成果,由於超越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許可而夭折湮滅,喪失了自身發展和對人類貢獻的機會。但是它也是浩翰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同樣閃耀着我們民族的智慧,記錄了我們祖先的求索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