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朝鮮

箕子是中國商朝末年遺臣，名胥餘，稱箕子（畿內采地之爵）。箕子與比干、微子並稱為商紂王時期的“三賢”，也就是孔子在《論語·微子》中稱讚的“三仁”。

周初，周武王命召公釋放了箕子。至於箕子是如何移居朝鮮半島的，根據漢初儒生伏生所傳《尚書大傳》的説法，箕子是因為不願意周朝來釋放他，而自己前往朝鮮的。周天子得知消息後，便將朝鮮封給了他。箕子在接受周朝分封后，曾經覲見過周天子姬發。武王向箕子請教人倫規範，箕子便作《洪範》，向周天子講述定國安民的道理。司馬遷《史記·宋微子世家》的記載與《尚書大傳》大致相同，只是先後次序略有不同，它認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請教，箕子告以《洪範》。武王就以朝鮮封之。班固《漢書·地理志》則認為，箕子來到古朝鮮的時間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滅商以後。當時箕子也許是看到商朝大勢已去，便率領一部分商民遷居朝鮮。後來周天子封箕子於朝鮮，只是承認一種既成事實罷了。 以上古代漢文資料的記載，雖然存在一定的出入，但都不否定箕子入朝鮮這一事實。朝鮮的早期歷史文獻，如《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也都贊同這種説法，並基於儒家正統文化觀認為箕子王朝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對於箕子入朝鮮之事，考古學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國商、周之際，大致相當於朝鮮考古學上新石器時代中期。在這一時期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鏃、石刀等。

特別是其中數量眾多的半月形石刀，這正是中國龍山文化的典型特徵，中朝學者普遍認為它與商朝的滅亡是有關係的。

《爾雅·釋地》相對於《尚書·禹貢》增加了幽州和營州，考古學也發現，商代中期開始大力開發遼寧地區的銅礦，而商朝一般習慣在銅礦附近的中轉站建立據點城市，商末的伯夷、叔齊的孤竹國就是這樣的據點城市。箕子之所以移民，在文化上是有基礎的。箕子走之遼東建立箕氏侯國後，客觀上促進了朝鮮半島的文明開化。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箕子入朝鮮後，帶去了先進的殷商文化。他以禮義教化人民，又教給耕織技術。受殷商文明的影響，朝鮮半島社會有了迅速的進步，產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這裏“樂浪朝鮮民”，指漢武帝時期設置的樂浪郡及其治所朝鮮縣的，過去箕氏王朝時期的平民。對於“犯禁八條”這一成文法，中朝學者一般認為應該是商、周之際來自中國的百姓集團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個社會具有較高文明的標誌。“犯禁八條”雖然內容記載不全，卻足以反映箕子朝鮮民眾的文明程度。從在朝鮮平壤城南發現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農業文明對於古朝鮮的影響。據朝鮮朝學者韓百謙的《箕田考》記載，箕田方正有規則，與中國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個區，每區有田70畝，與中國“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獻記載相一致。箕田的出現，決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應該説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響的結果。據《史記》記載，箕子在朝鮮立國後的某年，曾經回到周朝國都朝見周天子。當經過殷商故國，看到過去華麗的宮殿，如今已成為廢墟，禾黍叢生時，箕子十分傷心，便作《麥秀之詩》詠道：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詩中所説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紂王。商朝遺民聽到這首詩後，都感傷不已，不禁痛哭流涕。這個故事説明，朝鮮的箕子，與周朝之間還有一定的政治往來。

當然，在箕氏朝鮮時期，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在這方面雖然沒有留下具體文字資料，但從考古發現來看，在朝鮮半島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國戰國時期燕國的貨幣——明刀錢，多者一次竟達千餘枚。這充分説明了燕國與箕氏朝鮮經濟往來的密切程度。

箕子朝鮮的滅亡，在秦末民變潮中，有一個名叫衞滿的燕國人，也率領1000多名部屬，來到了朝鮮半島。後來正是他滅亡了已經衰落的箕氏王朝，建立了“衞氏朝鮮”。衞氏朝鮮前後存在近90年，於公元前107年被漢武帝所滅。漢朝在衞氏朝鮮舊地置郡統治，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樂浪文化”。

衞滿率領部屬剛來朝鮮時，得到朝鮮王箕準的禮遇。箕準拜他為博士，並按中原禮俗賜給珪，封給西部方圓百里的地方。箕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過衞滿，來為他守護西部邊境。然而衞滿是個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為依託，不斷招引流民，積聚自己的政治、經濟力量。公元前194年，羽翼已豐的衞滿，派人向箕准假傳漢朝要派大軍來進攻，請求到準王身邊來守護。箕準不知是詐，許諾了衞滿的請求。於是衞滿趁此機會，率軍向王都王儉城（今朝鮮平壤）進發，一舉攻佔王都後，自立為王，國號仍稱朝鮮，歷史上稱其為“衞氏朝鮮”。箕準戰敗後，逃到了朝鮮半島南部的“馬韓”。一部分考古發現表明被認為是箕子封地的朝鮮（今遼東、北朝鮮）琵琶型的銅劍在外形和金屬成分上與同期中國其他地區的類似武器有所不同，但禮器、生活器具則大體相當。有一種觀點認為箕子朝鮮的疆界是隨着時間推移而變動的，起初與孤竹國一同處於遼西地區，有遼西出土的殷晚期青銅器中，方鼎內底中心有銘文“亞侯”為佐證。後來由於燕國的強大而退居遼東和北朝鮮。《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中記載：“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自稱為王，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兩千餘里，至滿番汗為界，朝鮮遂弱”。箕子朝鮮後被衞滿朝鮮所滅。漢武帝又滅了衞滿朝鮮。箕子朝鮮的法律是保護私有財產的。《舊唐書》卷199上記載後世的高句麗“其俗多淫祀，事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

民間傳説和各種小説也有箕子朝鮮的敍述，如封神演義中對箕子朝鮮的描述為：“子姓。乃殷賢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於周，武王請見，乃陳‘ 洪範九疇 ’一篇而去之遼東。武王即其地封之。至今乃其子孫，即朝鮮國是也。”

周武王分封箕子於朝鮮之事，是應該予以承認的。王符《潛夫論·五德志》載“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後漢書·氵歲》：“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尚書註疏·卷五考證》：“朝鮮，箕子所封，不應在化外。”《周易集註·周易下》：“箕子逃之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因以洪範援於武王，人方知其不狂。”《舊唐書·温大雅傳》：“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通志·四夷傳·朝鮮》：“朝鮮，周封殷太師之國。”《通典·邊防一·東夷上》：“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太平寰宇記·四夷·朝鮮》：“朝鮮，周封箕子之國。

昔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食周粟，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朝鮮史略·箕子》：“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蘇軾、應劭、顏師古等也認為，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是事實。 箕子是否接受了周武王的分封，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漢上易傳·下經》説箕子“不受封，去之朝鮮”。《書傳·周書·洪範》雲“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意即周武王以箕子為師，但並不以之為臣。也就是説，周武王尊重箕子的政治選擇，並沒有強迫他朝周。《尚書疑義·周書·泰誓》也表達了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箕子不受封的理由是：一是箕子作為商朝賢人，有強烈的尊君觀念，“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箕子雖然痛惜商紂王，但“無害其為愛君之心”，把商亡“歸咎於天”。

他想效法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避周遠走。二是“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也就是説，周滅商後，當立者應是身為太師、三公的箕子，而不是地位低於他和微子的武庚，説明箕子和微子肯定是拒絕了周武王的分封。

明代經學家馬明衡對周武王分封箕子，持懷疑態度。他在《尚書疑義·周書·洪範》中説：“若説武王封之，必有命辭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錄之，即《書·亡序篇》亦無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他認為，周武王有可能未曾分封過箕子。

武王十三年來周，對武王演述《洪範》，是否就説明二者之間是臣屬關係？問題沒有那麼簡單，筆者認為至少在箕子朝，二者並沒有立即建立起臣屬關係。“封而不受”可能最接近歷史事實。那麼對武王問道，箕子演述之事怎麼解釋？《尚書疑義·周書·泰誓》雲：“若陳洪範，則大公道理自是不妨，武王不臣箕子而問道，箕子傳道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誠然而無所愧焉耳矣。”這是最有見地的解釋。周武王虛懷若谷，寬宏大量，對箕子的政治選擇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求他為臣；箕子也率真誠懇，和武王闊談治國之要，但原則分明，不稱臣於周。

二人之間達成了一種高度的默契，表現出兩位傑出政治家的寬廣胸襟和超邁氣度。《尚書大傳》所説“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並不符合客觀實際。武王是“親虛己”訪問箕子，向他虛心求教，但並沒有箕子朝周的跡象。還有，武王和箕子會見的地點不在成周而在管地，就更説明了這點。

關於箕氏朝鮮的疆域，學術界有很大的分歧。有學者認為，最初的統治中心在遼西的大淩河流域，西周末春秋初遷到遼東地區，遭到燕國打擊後，才移到了鴨綠江以南地區。也有一些學者不這樣認為，堅持其一開始統治中心就在今朝鮮平壤市。筆者認為後者是正確的，前者把疆域所及之地看成了統治中心，犯了概念錯誤。《山海經·海內北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列陽”即列水的北面，山南水北為陽。再看郭璞的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列水”是今天的哪條河？意見紛紜，莫衷一是。有學者説是載寧江，有學者説是大同江。在這裏需要指出，史籍對古朝鮮河流地名的記載是非常混亂的，並由此導致了今天學術界對其認識的模糊。從這則史料看，列水就是大同江。筆者認為，《山海經·海內北經》把浿水和列水張冠李戴了，而郭璞更是不加分辨地對其作出解釋。《戰國策·燕一》載，蘇秦説燕文侯“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呼沱”即今滹沱河，與易水均在今山西、河北境內。《戰國策》所記為戰國燕將秦開擊朝鮮前的燕國疆界，並不是後來的疆界情形。

《文獻通考·四夷考·朝鮮》引述《魏略》雲：“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遂弱。”這説明，在秦開擊朝鮮之前，朝鮮的疆域至少在鴨綠江以北地區，也極有可能到了遼西地區。只是在遭秦開軍事打擊後，其領土才南縮到了滿潘汗以南。滿潘汗即今清川江。《史記索隱·朝鮮列傳》載：“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可見，“滿潘汗”和“浿水”在此當指同一條河流，即清川江。“沛水”可能就是“浿水”。“上下障”即南北兩條屏障，或為水，或為山，或為人工設障。在此當指清川江和大同江兩條大河。這可以找到旁證，燕地人衞滿逃奔朝鮮時，是“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然後“説準求居西界”的。“塞”指大寧江長城，位於大寧江及其支流昌城江以及昌城江的支流城興川的東岸，南起平安北道博川郡的中南面，向北經過元南里，寧邊郡的古城裏，泰川郡的龍興裏、鶴塘裏、德化裏、豐林裏、陽地裏，東倉郡的鶴峯裏、鶴松裏、鳳龍里、鶴城裏，直至新安裏。《朝鮮史略》卷1注“浿水”為大同江，這是錯誤的，應是清川江。對於“上下障”的地理範圍，劉子敏認為“乃是延伸到清川江以南，秦長城以西的沿海之地”。顯然，劉子敏也認為浿水即清川江，但可惜的是，他犯了嚴重的地理方位錯誤，清川江在大寧江的南面，長城只能在其北，不可能在其南。所以，“上下障之地”應在清川江以南求之，但當在清川江和大同江之間的沿海狹長地區。 在燕擊箕氏朝鮮之前，其北部的西邊界在清川江以北，甚至到了鴨綠江以北和遼西之地。之後才大體穩定在清川江一線。 以上討論的是箕氏朝鮮北部的西邊界問題。它的東部疆域相對於西部來説，要廣闊得多。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注意不夠，認為它的北界就是清川江，殊不知，清川江是發源於狼林山脈南麓的由東北向西南流入黃海的一條河流，是不能完整構成箕氏朝鮮的北部疆界的。《後漢書·氵歲傳》：“氵歲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氵歲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後漢書·高句驪傳》：“沃沮、東氵歲皆屬（高句驪）焉。”顯然，《後漢書·氵歲傳》中的“氵歲”是指東穢，它和沃沮都是先屬古朝鮮，後屬高句麗的。現在讓我們來逐一考察它們的疆界。東穢故地就是以後渤海國的東京府，又名龍原府。日本學者松井在《渤海五京考》中將東京比定為咸鏡北道的鏡城。鳥居龍藏在《海東繹史》中將其比定為咸鏡道鏡城富寧等地。韓國學者丁鏞在《大韓疆域考》中將其比定為咸鏡北道鍾城。譚其驤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將其比定在中國吉林琿春附近。《朝鮮志》捲上雲“江陵府，本穢國”。故東穢的範圍大致可確定在今朝鮮半島從咸鏡北道中部到江原道的臨海狹長地區，可能到了今韓國江原道的江·氵歲傳中的“氵歲”是指東穢，它和沃沮都是先屬古朝鮮，後屬高句麗的。現在讓我們來逐一考察它們的疆界。東穢故地就是以後渤海國的東京府，又名龍原府。日本學者松井在《渤海五京考》中將東京比定為咸鏡北道的鏡城。鳥居龍藏在《海東繹史》中將其比定為咸鏡道鏡城富寧等地。韓國學者丁鏞在《大韓疆域考》中將其比定為咸鏡北道鍾城。譚其驤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將其比定在中國吉林琿春附近。《朝鮮志》捲上雲“江陵府，本穢國”。故東穢的範圍大致可確定在今朝鮮半島從咸鏡北道中部到江原道的臨海狹長地區，可能到了今韓國江原道的江陵。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兩個地域族團，史書中的“東沃沮”即南沃沮。

《後漢書·東沃沮傳》：“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氵歲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又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後漢書·挹婁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可以看出，《東沃沮傳》和《挹婁傳》關於北沃沮和挹婁方位的記載是互相矛盾的。前者説挹婁在北沃沮的南面，而後者説挹婁在北沃沮的北面。《新唐書·渤海傳》雲：“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南京”即今咸興，在故穢地鏡城之南。箭內亙認為，沃沮之地為咸鏡道全部。津田左右吉認為，沃沮故地無論是廣泛之解釋，無論為精密之考證，皆為今之咸鏡道方面。趙紅梅認為，北沃沮的範圍包括中國的延邊地區、牡丹江地區的東部、俄羅斯濱海地區和朝鮮的咸鏡北道。同時説，東沃沮和南沃沮是對同一地區的不同稱謂，其地僅為今朝鮮咸鏡南道一帶。趙紅梅對沃沮範圍的界定顯然太大，把屬於高句麗的東部地區也包括進去了。比照穢的分佈地域，大體來説，沃沮在北穢在南，但有相間分佈的現象。沃沮和穢有可能相間分佈於俄羅斯濱海地區、咸鏡道的沿海狹長地帶和江原道江陵以北的部分地區。《三國志·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氵歲、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萬。”據劉子敏的研究，高句麗在五部形成以後，其疆域向東已達不鹹山（長白山）北麓，向南已達薩水（清川江）上游，其東南則是蓋馬大山（狼林山脈）。劉子敏所説高句麗的東界當是箕氏朝鮮東部北界的一部分，當領有今朝鮮的兩江道、慈江道、咸鏡南道和中國吉林的延吉等地區。

現在我們從總體上歸納一下箕氏朝鮮的疆域，它的東界應包括現在的俄羅斯濱海地區、朝鮮的兩江道、咸鏡南北道、江原道和中國吉林的延吉等地區，西界包括平安南道、黃海南北道的北部地區。東西到海，南與辰國相接。 綜上，箕子及箕氏朝鮮是客觀存在的。儘管箕子朝鮮沒有和西周立即建立起封貢關係，但其後代也有“宗周”的跡象和曾經臣附過燕、秦及西漢的事實，不管這種臣附是外力所致，還是主動所為。箕氏朝鮮存續時間達八百多年之久，但其中絕大多數時段缺乏相應的歷史記載，這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現象，但也是有其原因的。在戰國時，箕氏朝鮮的國力達到了頂峯，疆域廣闊，在西邊據有清川江以南，東界據有今俄羅斯濱海地區以南，南界和辰國為鄰的廣大地區。但由於其錯誤的對外政策，招致了燕國的致命打擊，使得國土內縮，國力下降，最後被燕國人衞滿所滅，箕氏朝鮮被衞氏朝鮮取而代之，結束了其八百餘年的歷史。

箕氏世系事蹟 ^[1]  ，見於鮮于氏奇氏譜牒。據譜牒所載，“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勳者，有別子三：曰友平，其後為鮮于氏。曰友誠，其後為奇氏。曰友諒，其後為韓氏雲。”説亦未必可信。今姑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恥臣周，走之朝鮮，今平壤也。殷民從之者五千人，詩書禮樂及百工之具皆備。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為朝鮮侯。亦曰韓侯。韓，方言大也。《詩》所謂王錫韓侯者，即其後也。箕子十八傳至貞敬王闕。其十三年，當週桓王十年。飢，使通齊魯語者，泛海買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鮮于益聘於齊。齊行人公孫恪來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軒轅氏之術，能煉丹長生。以訪東海神山，浮海至朝鮮。羣臣請試其術。不許。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為天老王。以一清為國師。築求仙台於紇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傳位於子修道王襄。以一清為國太師。使一清弟子盧龍，駕大船數十，入東海求神山。至竹島，遇風，舟盡覆。盧龍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藥毒發卒。修道王子徽襄王邇立，誅一清及盧龍。二十七世曰英傑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將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國所謂東胡。或曰：實後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濟世王混。禁人民潛商齊魯者。三十二世曰赫聖王隲。燕僖公使來聘。卒，子和羅王諧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邊郡，郡守苗春敗之。卒子説文王賀立。五年，周顯王四年。燕將以二萬人侵遼西，上大夫衞文言敗之五道河。燕將移屯連雲島。造船筏，將渡海來襲。文言又敗之。射殺其將。餘眾遁還。卒，子慶順王華立。十二年，周顯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車吉汗來朝。請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萬會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連年來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請和，許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顯王四十六年。燕稱王，亦稱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潤，大為燕將秦開所敗。失地二千餘里。以潘滿韓為界。未詳何地。北胡酋阿里當夫請助報燕，不許。北胡怨，不朝貢。自將伐之，敗還。卒，子宗統王杏立。王之世，服屬於秦，惟不與朝會。卒，子哀王準立。立二十年而秦滅漢興。二十七年，燕人衞滿，率千餘人來歸。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數百里。漢惠帝元年。衞滿告王：漢兵十道至。請入衞，許之。滿遂襲王。王與戰，不勝。將左右宮人及餘眾數千浮海。攻馬韓，王之。都金馬郡，今全羅北道益山郡也。傳九世，為百濟所滅。時王莽始建國元年。遺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後馬韓。至建武時，降於新羅雲..

明清之際著名學者，抗清志士顧炎武在其著作《日知錄》裏説：“朝鮮城，在永平府（灤河西岸）境內，箕子受封之地。”

《史記》卷38宋微子世家傳《隋書·裴矩傳》，記載道："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12裏，商之諸侯孤竹國 ' "。孤竹原為子姓是商朝的同姓諸侯國。

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未讓他做自己的臣民，如《史記》卷38宋微子世家傳説“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13年後來到西周首都鎬京朝覲周天子。

箕子朝鮮的疆界是隨着時間推移而變動的。《舊唐書》載：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魏略》中記載也可證明箕子朝鮮早期在中國。《魏略》是這樣説的：“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説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裏，朝鮮遂弱。”

箕子朝鮮的歷史延續千餘年，直到西漢被燕國人衞滿所滅，建立了衞滿朝鮮。

因紂王無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鮮。箕子入朝鮮半島不僅傳去了先進的文化，先進的農耕、養蠶、織作技術，還帶入了大量青銅器，另外還制定了“犯禁八條”這樣的法律條文。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和朝鮮史書的記載，與在朝鮮出土的青銅器、陶器以及朝鮮的地面古蹟三方面相互印證，都證實了箕子朝鮮的存在。自古以來，中國和朝鮮兩國都正確對待這一有據可查的史實。

箕子與殷遺民在大同江流域建立自己的方國之後，中原對箕氏朝鮮的認同出現兩重性。一方面，箕氏朝鮮作為殷遺民的方國，是殷政權在朝鮮半島的延續，對於周人來説，是先王之後。周人對先王的後裔都立有封國。

據《史記》卷36《陳杞世家》可知，陳是舜之後，宋是殷之後，英、六是皋陶之後，齊是伯夷之後，等等。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就有着“興滅國、繼絕世”的意味。語出《論語》第20《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箕氏朝鮮與中原的關係，應該屬於諸夏之國系統內部的關係。箕氏朝鮮在周人的方國體系中的地位應該與微子所封的宋國相似。箕子“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衙門官制衣服，悉隨中國”，此節引文不見於今本《三才圖會》。“教以禮義田蠶”，《後漢書》卷85《東夷傳》。用中國殷商文化對當地土著夷人文化進行改造，就是一個“用夏變夷”的過程，是應該得到中原諸夏國肯定的行為。中原華夏諸國應該存在與箕氏朝鮮的認同。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箕氏朝鮮畢竟立國於夷人居住區，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在周代的文獻中，本着“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禮記》卷5《曲禮》）的原則，不是稱呼箕子的本爵“箕侯”，而是稱其為“箕子”，就是將之視為夷狄的心態的反映。中原各諸侯國也從未用對待宋國的態度來看待箕氏朝鮮。這樣一來，箕氏朝鮮就不是先王之後的華夏正宗。其與中原華夏諸國之間就存在着認同危機。

箕氏朝鮮對中原的認同也存在兩重性。一方面，“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尚書大傳·洪範》。箕子朝周的舉動説明，箕子承認周的宗主國地位，正式將立國於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鮮，納入周王朝的方國體系之內。箕子的態度影響了一部分殷遺民，“東隅之侯鹹受賜於王”《逸周書》卷4《大匡》第38……這裏所説的“東隅之侯”與《國語·齊語》所載的“海濱諸侯”《國語》卷6《齊語》載齊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韋昭注：“海濱，海北涯也”，這裏的海濱諸侯指渤海灣以北的各諸侯國。當處於同一區域之內，也就是指中國遼東至朝鮮半島北部的商人所屬各部，這一地區的商人舊部紛紛晉見武王，可見箕子在此地區的影響力。從這一角度看，箕子是認同周王朝的。

可是另一方面，箕子這次朝周，卻是見於史書記載的僅有的一次，證明在“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國語》卷1《周語上》。服事方式上，箕子選擇的是“戎翟荒服”的“終王”，也就是與中央關係最為疏遠的一種。而後世子孫再也見不到朝周的記載，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在箕侯國內部一直在沿用着商人的封國名“箕”，而不是周武王所賜的封國名“朝鮮”。（楊軍：《箕子與古朝鮮》，《吉林大學社科學報》1999年第3期。）從這個角度看，似乎箕氏朝鮮與周政權之間並不存在認同，而是成為我行我素的一個獨立王國了。

受箕子影響，東北的諸方國及夷族未參與武庚的叛亂，所以，在叛亂被平定以後，孤竹等商人在東北的方國得以保全。在周對參與叛亂的殷遺民嚴加控制，於東方新建周的諸侯國、遷徙殷遺民分隸諸侯國之後，乘中原戰亂已控制了商遺民及東夷人在東北各小國的箕侯國就以殷政權在東北的諸侯長的身份遊離於周政權之外，自視為殷政權在東北的延續，不臣於周。保持殷代封國號不改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之所以出現箕氏朝鮮與中國間認同關係的雙重性，究其原因，還是與箕子之後大同江流域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係呈遞減之勢有關。箕子與殷遺民進入大同江流域，是當地與中原互動關係的一個峯值期，在這個特別的互動關係中，大同江流域不僅與中原政權存在認同，而且由於其先代之後的特殊身份，認同的程度還是比較強的，幾乎可以達到與中原華夏諸國相同的程度。

但在此之後，大同江流域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係又回覆到從前的低水平，在這種低水平的互動下，是無法繼續維持與中原華夏王朝相同的較強認同的，也僅僅能維持“終王”的最低聯繫。隨着時間的流逝，殷遺民與中原的聯繫為人們所淡忘，大同江流域又恢復為陌生的地方，也就是蠻夷之地，箕氏朝鮮也就由準華夏國家下降為蠻夷戎狄之國。短暫的強烈互動未能改變大同江流域處於古代東亞國際體系邊緣地帶的不利地理位置，一度在三環式等級結構中升入中環的箕氏朝鮮再次跌落回外環。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卻發現，正是這種認同的雙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動的情況下與中原保持長期的認同感。大同江流域與中原的認同，不像中原地區華夏諸國與蠻夷戎狄諸國間的認同一樣，始終向着越來越強一個方向發展，而是更具有搖擺性和不確定性。當互動能力趨強時，箕氏朝鮮就會更多地表現出其身份中的殷遺民、先王后的一面，與中原諸華夏王朝的認同也就趨於加強，其在方國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趨於提升，箕子也就被稱為“箕侯”、“箕伯”。當互動能力趨弱時，箕氏朝鮮就會更多地表現出其身份中立國於夷人居住區的非華夏族方國的一面，與中原諸華夏國的認同也就趨於減弱，其在方國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趨於下降，箕子也就還是“雖大曰子”的箕子。

但無論如何擺動，由於地理位置與文化的限制，箕氏朝鮮絕不會真正地成為華夏之國；可是，由於這種認同心態的作用，箕氏朝鮮也絕不會自外於中國，把自己視為獨立政權。《魏略》記載，“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就是這種認同的表現。

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大同江流域認同心態終於從指向東亞前國際體系，轉而指向在此前國際體系內最早興起的國家——中國。這種認同感使之成為中國的組成部分，而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沒有試圖在當地建立地方政權。“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 “箕子朝鮮”遭到燕、秦的攻劫，但彷彿並未亡國。張華《博物志》卷九《雜説》：“箕子居朝鮮；其後，燕伐之，朝鮮亡，[王]入海為鮮現師。”（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漢江口外的江華灣。在秦末、漢初，箕氏又得以將其統治線再度北返。

《三國志》卷三〇《韓傳》注引《魏略》：“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亡，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鹽鐵論》篇三八《備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漢初）四夷俱強，併為寇虐，朝鮮逾徼，劫燕之東地。”燕之東地，即“屬燕”之“列陽”，今大同江迤北、迤西。《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箕子朝鮮乃殷商遺裔在朝鮮半島上所建地方政權，臣於周，後又臣於秦，為周秦海外之屬國。箕子朝鮮為衞氏朝鮮所取代，衞氏朝鮮為漢之“外臣”、屬國。漢武帝伐朝鮮，裂其地為四郡，為漢的邊疆轄區。有了箕子朝鮮，方有衞氏朝鮮，方有漢之四郡，方有高句麗史、渤海史，從而構成了東北古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鮮是為中國東北史之開端。

關於箕氏朝鮮的歷史，缺乏完整的記載，有跡可尋的只有開國之君箕子及末代二王箕否和箕準的片段，中間四十世沒有記載。這可以説是中古史上一個難以解開的謎，引起了學術界持續而熱烈的探討，但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段歷史的缺失，對我們研究箕氏朝鮮造成了莫大困難，也為某些學者否定箕氏朝鮮的存在提供了藉詞。

為什麼箕子和箕否之間的歷史缺乏記載呢？下面試做分析：首先，《竹書紀年》卷2載“自東遷以後，（周）始紀晉事”，這是一則頗具提示性的史料，説明西周史官記載歷史是有選擇的，有些多記，有些少記，有些不記。循着這個“暗示”，翻檢《竹書紀年》等史書，便可發現一種現象：西周時期，對處於邊疆地區諸侯國的記載非常少，如燕、趙等，正如《索隱》所説“並國史先失”。而關於宋、魏等國的記載相對要多。先秦史專家王彩梅也説，“燕國的歷史雖然很悠久，但是它的早期情況，在文獻中卻保存得很少，甚至連召公以後的幾個國君的名諡都未曾留下記載”。燕國史缺載，遑論比它更遠的古朝鮮。但到東周時期，關於晉、燕、趙、楚等諸侯國的記載便多了起來，尤其是戰國時期。箕氏朝鮮的情況可能也屬這種。其次，箕氏朝鮮和周朝的來往極少，也有不宗周的可能，雖在戰國時期的爭霸中，曾有過宗周的跡象，但那只是藉以擴張的幌子而已，正如金毓黻所説：“是時中國諸侯之爭霸者，必尊周室以自生，而朝鮮亦欲興兵擊燕，以尊周室。”《文獻通考·四夷考·朝鮮》引述《魏略》雲：“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遂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説燕，燕止之，不攻。”再次，在西周時期，各諸侯國是不能擅自寫史的，它們的歷史主要由周朝中央史職人員來記載。而到了春秋時期，寫史的權限下移，諸侯國開始記錄自己的歷史。戰國時期又強化了這種趨勢。秦滅六國後，比較完整地保留了他們的史書。作為與燕國相鄰、並有一定臣屬關係的箕氏朝鮮，燕國史官肯定會有所言及。故朝鮮的歷史不見於西周、春秋，而見於戰國和秦漢。最後，黃曆鴻、吳晉生先生對此也作了解釋：“作於西周的《逸周書·箕子解》可能在秦代以前就已佚亡。”而後世司馬遷、班固在寫《史記》、《漢書》時，由於缺乏相關史料，又沒有著錄這段歷史，遂使之成為千古之謎。 歷史缺載，世系猶存。《朝鮮史略·箕子》“至四十代孫否屬於秦，子準立，為衞滿誘逼，浮海南奔”。可見，箕準就是第41代孫，加上箕子和其兒子，共傳四十三世，有四十三王。據《鳳城瑣錄》載，箕氏之後有韓氏、鮮于氏，而且在今平壤有箕子井。我們不能因為一段歷史闕如，就否定箕氏朝鮮的存在。其是一個不容抹殺的真實存在。末代兩王箕否和箕準也有名有姓，為古代諸多史書所記載，就更加説明了這一點。 ^[2] 

箕氏統治古朝鮮大概多少年？我們可以進行推算。它的建立不早於周滅商的那年，即周武王十一年（前1052）。至於滅亡時間，《後漢書·東夷傳》：“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國人衞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三國志·魏書》：“漢初，燕亡人衞滿王朝鮮。”兩書都説是在漢初，沒有説具體時間。衞滿進入古朝鮮，與燕王盧綰叛逃匈奴有關。盧綰與漢高祖劉邦為世交，權傾一時，“至其親倖，莫及綰者”。《史記·高祖本紀八》載：“（前202）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但是，盧綰後來捲入陳豨謀反案，而遭到西漢政府的討伐。劉邦一死，他便逃奔匈奴。《漢書·高帝紀一下》載，“（十三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時間為公元前195年。衞滿也趁此機會，逃入朝鮮。所以箕氏朝鮮的滅亡時間最早為漢高祖十三年（前195），前後存續了約857年。但《鄭開陽雜著·朝鮮考》雲：史稱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王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於衞滿。”兩者相差71年，可能是由於對滅商時間推算上的不同。 ^[2] 

作者：陳蒲清

摘要：箕子開發古朝鮮，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論證：1、古代中國史書的記載；2、古代朝鮮史書的記載；3、考古發現與民俗的證明；4、從後代歷史往前推斷。

古朝鮮地區，包括今中國的遼東半島的東部與今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前12世紀，殷商遺民箕子在這個地區建立了箕氏王朝，傳國900多年；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箕準被衞滿篡位以後，攜帶部分追隨者又南下立國200年，開發了半島的南部。他們作為移民，雖然數量上不佔優勢，處於韓民族祖先的汪洋大海之中，但由於攜帶着先進文化，成了後來高麗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方面）。古代中國與古代朝鮮的歷史記載以及考古、民俗資料，都可以證明箕子與箕子王朝開發古朝鮮的歷史。

在中國大力強調東北疆歷史屬於中國歷史範疇的同時，朝鮮半島的傳統歷史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朝鮮南半島為了“民族主義”，把中國史書歷歷在目的記載的箕子古朝鮮，硬説成為傳説，而它們半島在近代才被所謂學者通過臆想編造出來的所謂“檀君朝鮮”，其實並不存在的，是半島神話傳説一躍成為正式歷史的開端。

北大教授宋成有還介紹：“1910年日本入侵朝鮮半島後，“三韓國”一些歷史學家流亡來到中國，為反抗侵略，喚起民族主義，這些歷史學家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強調“三韓國”的獨立性，後來演變為“三韓國”史學界中的民族史學流派。現在的“三韓”民國是1948年才有的，民族史學成為三韓民國講壇史學的三大流派之一。不過被稱為在野史學的非學者民間人士，喜歡將神話故事、民間傳説和評書演義與真實的歷史混為一談，在社會上也有較大的鼓動力量。”南朝鮮歷史學家尹乃鉉在其所著的《韓國古代史新論》中承認箕子朝鮮的存在，並認為箕子來源於中國中原。箕子朝鮮其事，在國內外學界爭論頗多，這之中既有書缺有間的問題，也有觀點與方法論的分歧，而後一點更為突顯，從而使古朝鮮史的研究成為學界的熱點。根據朝鮮的歷史書《三國遺事》造謠，説“檀君朝鮮”的後人在箕子來到朝鮮之後，帶着人民關南遷現南朝鮮地區，以免和箕子帶來的人衝突。這些人後來成為了三韓的始祖。箕子帶隨從與當地土著建立古朝鮮，在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根據《太原鮮于氏世譜》，朝鮮的鮮于氏源自箕子朝鮮的後人，今朝鮮和“三韓國”的姓氏皆源於效仿中國，不過它們不用漢字，只是一種音譯，基本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它們古時根本沒有姓氏風俗。

出於民族主義抬頭原因，目前有部分朝鮮“三韓國”學者對此段歷史的存在有一定爭議，不承認箕子朝鮮的存在。也有人根據朝鮮人寫的歷史書《三國遺事》，認為封箕子於朝鮮的是“周虎王”（明顯把周武王的發音以訛傳訛），而不是周朝的周武王，但是這只是他們傳抄中國歷史記載它們歷史時音轉而誤的一個錯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