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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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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於南宋高宗紹興年間,稱“新門”或“新開門”。元末改築杭城後,稱永昌門。清代初年,始改名“望江門”,杭州人也習稱“草橋門”。
中文名
望江門外
別    名
新門
別    名
新開門
始建時間
南宋高宗紹興年間
俗    稱
草橋門

望江門外信息介紹

舊址在今望江門直街與江城路相交處附近。望江門外,明清以前一直是觀潮勝地,歷代志書中有不少記載。其中著名的有“映江樓”等。明人記載映江樓,在永昌門外江邊,宋時原為“煙雲魚鳥亭”,元代重建為“瞰江亭”,明代改亭建樓,方有“映江”之稱。由於層樓高聳,俯臨江岸,氣勢雄偉,當時詩人譽為“形勝東南屬此樓”。映江樓的西南,有觀潮樓,又名大觀樓。據清初有人考證,“其地正對海門,當潮汐往來之衝”,傳説為唐代江樓遺址。觀潮樓右有順濟廟,祭祀浙江海神龍王,俗稱海潮寺,傳説錢江怒濤湧至廟前--“其聲愈壯”,景色十分壯觀。

望江門外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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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春天,走在望江門外,明媚的陽光下竟然感覺到些許迷離。城河兩邊的公園,望江門外的老街,太平時世的民殷。夕陽下,與三五老人坐在一起,塵埃不起,康樂安定。於是,對古城門的憑弔,油然而生
“永昌門”改名“望江門”
1642年(明崇禎年間),東陽大荒。縣令姚孫樂的家原來在城外,見世道不安寧,便遷往城裏,浩浩蕩蕩的搬家車隊引來許多鄉民觀望。此時許多人家斷糧久了,見縣令家糧車豐盈,就有膽大的劫了。
卻説東陽有個讀書人許都,也該他有事,那天他母親去世,正在出殯,撞上了前來捉拿的官兵,不由分説地抓人。許都説:“我今日葬母,身犯何罪?”許都的把兄弟朱子彪是一條漢子,一怒之下將領隊的千總拖下馬來,奪了腰刀,手起刀落,千總的人頭滾落地上。朱子彪説:“不反也是死,反也是死,大家反了!”於是鄉民聞聲而起,將送孝的白布纏在頭上,號稱“白頭軍”。許都也是一條漢子,便帶了一羣人殺奔東陽縣城,一邊還派人去中原聯絡李闖王。不幾日,佔了東陽、浦江、蘭溪,浙東浙西都傳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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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撫左光斗得知紹興府推官陳子龍與許都是舊交,令陳子龍前往勸降,承諾非但不殺,還保舉他做官。陳子龍見了許都,先述君臣之義,再敍師弟之情,折箭為誓,絕不食言。於是,許都信了,同去拜見左光斗。沒料到進了轅門,一聲號令,先解了許都隨從的兵器,又將許都綁了押赴刑場,只聽一聲炮響,許都人頭落地。左光斗班師回到杭州,從“永昌”門進城,為炫耀勝利,將許都的人頭掛在了城門正中的雉堞之下,正正地將那個“昌”字擋了一半。這一日城門內外,人頭攢動,爭睹“亂賊”首級。
不久,杭州城裏流傳起一段許都的故事,説陰曆七月十五鬼節那天,許都曾到過杭州。他出清波門,來到于謙祠堂。都説於墳祈夢很靈,讀書人考試前都要在這裏住一晚,那天許都就住下了。這一夜,他夢見於謙授他玉印一方,上刻“受命永昌”。
許都的人頭掛到第二年清明才被摘下,那時天下已亂成了一鍋滾粥。又是一個清明過去,永昌門城樓上那面日月同輝的大明旗幟,被滿清的蟠龍旌旗替代了。1666年(清康熙年間),一個炸雷毀了永昌門城樓,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也早被人淡忘了。
這也是一個馬年,據説,許都斬首時正好三十六歲,屬馬。清人毛先舒有《永昌門眺望》詩一首:“馬落射坡驚似電,牛歸沙岸黑連雲。”於是,杭州人又説起了許都在於祠祈夢的“受命永昌”;説起了李自成的年號也叫“永昌”。
這一年,城樓修復,“永昌門”改名“望江門”。
秦檜太師府的落成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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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時,這座城門的位置在望江門直街上的建國南路路口,直吉祥巷東側,2006年9月,這裏發現了宋城牆遺址,杭州的各家報紙都在興奮地談論此事。
位置有變化,城門的名字也變過數次,這座城門南宋時稱作新門,也稱新開門。城門內大街,因中河上的望仙橋而得名,稱望仙橋直街(今望江門直街)。這條街稱得上是一條上香古道了,上八府的人來靈隱、天竺上香,都從七甲渡口下船,過觀音堂,沿老江堤(現在的秋濤路),經草橋,進城門。再走望仙橋直街,穿城西去。梁山伯送祝英台回上虞老家,十八相送,走的就是這條路。七十一歲的任老伯,四代居住在望江門內,他説這是老一輩傳下來的説法。
這節不説百姓上香,單説秦檜的太師府落成典禮。這個地段南有皇城,北有駐軍,東有江堤,離御街(現在的中山路)、各部衙門又近,上下班方便,那時也算是一類地段了。某天,宋高宗一高興,就把這裏的黃金地塊賜給了太師秦檜。
1145年4月,秦檜的太師府落成,內侍送來皇帝的賀禮,還帶了一班教坊戲班子,浩浩蕩蕩地來了。這天,城門禁衞森嚴,望仙橋直街華蓋相接,大大小小歌功頌德的匾額排了一街,從伊尹、呂尚贊到管仲、樂毅。奉承得好的,後來都有了重用。倒黴的也有,四川宣撫使鄭仲的賀禮是蜀錦地毯一幅,稱得上是“一寸金子一寸錦”。秦檜呵呵大喜,令人打開,當即在“一德格天閣”就地鋪去,居然尺寸分毫不差。秦檜登時起了疑心,這太師府內定有鄭仲佈下的線人。鄭仲後來被貶,這便是起因。
宴席開始,優伶獻藝。上來兩人,一人坐太師椅,一人擎大荷葉站立。坐者逗哏,站者捧哏,插科打諢,滿堂鬨笑。説完,坐者起身作揖致謝,帽子落地,露出髮髻,只見這髮髻不是像平時那樣盤在頭頂,卻結在腦後,還是一個雙環,時稱“二勝環”。這時,舉荷葉者指着雙環問:“這是什麼環?”坐者答:“二勝環。”拿荷葉的給了他一個響亮的巴掌,説:“你坐的是太師椅,拿的是銀絹,怎麼能將‘二勝環’掉在腦後?”這一説,舉座皆驚,有膽小的,益發抖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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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秦檜,在1126年(靖康元年),和徽、欽二帝及後宮眾妃一起被金人俘虜。其間,秦檜討好金主,得到重用。1130年,秦檜被派南下臨安,伺機議和。當時南宋朝野,一致要求打敗金兵,“迎二聖(徽宗、欽宗二帝)還”。後來岳飛被害,滿朝文武再也沒有一個敢説“迎二聖還”的話了。此刻,兩個優伶説的“二勝環”,正是諧音“二聖還”。譏諷秦檜坐了太師椅,將“二聖還”掉在腦後。
滿朝文武,居然不及兩個優伶。
皇帝作秀
秦檜死後,高宗趙構看中了秦府的地塊。他退居二線當太上皇,想搬出鳳凰山皇宮到城裏去住,於是在秦府舊址上為自己造新宮,這就是德壽宮。德壽宮的範圍大了,往北直到現在的佑聖觀路。宮苑內挖了個小西湖,用竹筒接了好幾裏引來湖水,又壘了個小“飛來峯”。那時候,人稱鳳凰山的皇宮為“南大內”,德壽宮則為“北大內”。這一説法,就不只是讚歎德壽宮的廣袤與瑰麗了,只説一件小事。
某日,趙構去靈隱,在冷泉亭坐定,有一僧人跪奉龍井茶一盞。趙構見他不止一次逢迎自己,做派像是官人,便問他身世。那人説,我本是某郡守,因得罪監司,被誣貪贓,免了公職,如今無以餬口。趙構隨口説,我跟皇上去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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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構後來又去了靈隱,那人還在。趙構説上面有沒有人找你談過話?那人説沒有。趙構回到德壽宮,恰好孝宗前來,趙構不笑不言。太后問他,趙構也不語,太后再問,趙構説:我老了,位子讓了出來,沒人聽我了。此話一出,孝宗戰戰兢兢,他説:那天我聽了“聖訓”,回去立即傳達宰相,宰相説,此人貪贓枉法,不判他刑,很便宜了。既然太上皇這麼説了,兒明日一定辦好。孝宗回宮立刻找來宰相,宰相還想口囉嗦,孝宗説,好了好了,昨日太上皇聖怒,縱然他是大逆謀反,你就放他一回。於是,那人官復原職。
孝宗後來也把位子讓給了兒子,想嚐嚐太上皇的滋味。他將德壽宮改名重華宮,又將自己的生日定為重明節。有人説,“重華”、“重明”不是好兆,一個“重”字,“二千日”也。果真,孝宗從退居到死,正好兩千天。這大約是後人的杜撰,不過,倒有一點對這種“禪讓”作秀不屑的意思。
2006年9月一個陣雨乍停的下午,我走進中河路18號工地,這裏挖出了德壽宮的遺址。在五米深的一大片土坑中,民工們正洗刷着長滿綠苔的南宋青磚。青磚細膩如砥,似是一條連了東西廳堂的甬道,娟秀的井圈,甕底樣的淺池。南邊有一處四十多平方米的區域,露出九十多個木樁,據考古學者認為,是小“飛來峯”的地基,因為這一帶地質疏鬆,無法承受小山似的太湖巨石。
草橋門郎英
説望江門,“草橋門郎英”不可不説。
城門外有座吊橋,人稱草橋,因此民間也稱此門為“草橋門”。明朝正德年間,説起杭州草橋門郎英,江南文士無人不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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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英五歲死了老子,他老子臨終時説:“這兒子要是能成氣候,必定是他自己成就自己,這也是我能夠安然閉目的原因。”知子莫如父,後來郎英成名,靠的不是官場的提攜,也不是名利場的角逐,而是孜孜不倦的廣識博學。他對科舉考試毫無興趣,親友為他可惜,郎英説:我的心思整個就在書上,我願意和任何人比,誰看的書多,做的筆記多!
每日裏,郎英坐在書架與案几之間讀書寫作,他寫的書,天下文士讀了,都想與他結交,家中常常高朋滿座。郎英就在客廳貼了兩張“來客須知”,一張説“求益”;一張説“薄奉”。“求益”説的是曹子建如何徵求對自己文字的批評;“薄奉”説的則與書無關,此典故出自晉時吳興太守陸納。有一次陸納請大將軍桓温吃飯,以前他曾問過桓温的胃口怎樣,桓温説,年紀大了,三升酒便醉,肉也超不過“十臠”(十小塊)。這天桓温赴宴,陸納只上了一斗酒,一斤鹿肉。陸納説:你我加起來只需五升酒,今備有一斗,慢慢喝吧。郎英説,現在的人請客,菜少了被人看不起,這是什麼道理,他用這個故事告訴來客,不要怪我“薄奉”。郎英在草橋門一帶多少也算是一個富紳,估計那時候的杭州人請客也重派頭,吃一半扔一半,郎英以此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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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英著作甚多,五十五卷本的《七修類稿》,幾乎就是一部“杭州全書”,將杭城的風土人情、逸聞趣事囊括其中,並貫穿雜家,譏諷得失。其中對杭州話的一段論述,為後人反覆引用。郎英説,杭州“城中語音好於他處,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惟江干人言語躁動,為杭人之舊音”。
郎英寫這番話距宋室南渡已四百多年,杭州話中的汴梁口音還是相當重。只有江干閘口一帶,因為受錢塘江南岸的影響,還保持了杭州人原來的舊音。郎英所説的“舊音”,就是“越音”。
後人評述:以先生(郎英)之才,博取功名,易如反掌。但他“好言天下事”,是做“士”的獨闢蹊徑,“獨為其難”。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看來,能讓後來的杭州人記得的,還是郎英。
望江門外菜擔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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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年前,文人厲鶚第一次讀《七述》,見到“紫蕨、青蓴、韭芽、芋頭、茭白、芹菜、姜葱”等文字,感嘆良久。他説:“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人的書籍,可惜,沒有寫明出處,這都是出在我們東城的啊。”厲鶚説的東城,就是望江門到艮山門一帶。尤其望江門外,江塗田野,種不得稻穀,世代種菜。
於是杭諺有“望江門外菜擔兒”。
南宋時周密的《武林舊事》説到杭州的“市”,有“藥市”、“鯗市”等17種。其中“菜市”標註有新門(即望江門)、東青門(即菜市橋)、壩子頭三處。旁邊還有小字註明:“宋刻本”只有“新門外”一處。估計,望江門的菜市類似現在的三里亭蔬菜批發市場,官方認可。菜市橋與壩子頭,大約是菜農的自由販賣之處。
30年前的望江門直街,還是一條整日排滿了菜擔兒的街市。現在道路拓寬,印痕杳無。不過,出了古望江門的遺址,倒是真能看到一點舊時的影子,這就是小巧古樸的望江門外直街,緊挨了盤旋式地道與高架通衢的現代建築,讓人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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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這條老街,是在下午四點。沒有喧鬧的菜市,沒有四個輪子的車子,上百年前的“盛美德牆界”、“世德堂牆界”,從曾經塗沒過的泥灰中顯露出來。於是,60年前一個于姓賣油郎也在我的眼前浮現出來。他挑一副魚簍似的油擔,敲一塊棗木梆子,叫一聲“麻油——醬油!”一步一晃,走街穿巷,一直走到共產黨來了。也就一夜之間,制服、胸牌,他成了望江門外第一任派出所的所長。原來,他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
往東走到海潮路口,也就是生產“朝陽”輪胎的杭州橡膠廠前,我想像了一下已經圈在廠內的海潮寺曾經的香火,以及於姓賣油郎摸黑在寺內開會的景象。又從黃家園小巷進去,走上灰團巷,見到了大片的豆莢與包米,南瓜與小白菜,還有朝天的糞池。
望江門外菜擔兒,遺痕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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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門種菜種得最高的地方,是在城牆上頭,四五米高的牆上,種菜人搭起了窩棚。説這番話的是77歲的楊老伯,還有74歲的俞老伯、72歲的聞老伯。我們一起坐在貼沙河東面的公園,隔了曾經的護城河,看橘紅、灰黑的火車走過。河西的公園,有一處高坡,那是城牆沒有除淨的地基。
那時候的貼沙河比現在要寬,上八府來的木排在這裏交易,買木材的不光是杭州人,還有順水從下三府來的鄉人。“望江門外木排兒”,也是一句杭諺,傳得要比“望江門外菜擔兒”遠。城門邊在早年有一個水龍會,水龍會不僅管木材,還惠及地方。水龍會的鑼聲一響,響幾聲,是指哪一處發生了火警,於是,眾人扛着水龍,“趕火”去了(這“趕火去”,也算是杭州話中的經典)。老人們至今説來分分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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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印跡,最深的是亂世。1937年的冬天,俞老伯看見日本兵從城牆上由北走過來:列隊、刺刀、洋馬、膏藥旗。日本兵在城門的甕城上站了崗,在門洞口放了哨,“草橋”與門洞之間,拉起了鐵絲網,掛了洋鐵罐,一到傍黑,什麼時候通上電説不準。俞老伯説起來那個恨啊。有一天,俞老伯的孃舅挑了一擔菜進城去賣,等菜賣光出城遲了,日本兵已經拉上了鐵絲網的口子。他孃舅説:先生,讓我過去。日本人視若無睹,和平軍不做聲,他孃舅以為是認可了,就去移鐵絲網。雙手剛一碰網,只見一陣煙起,他孃舅就粘在電網上了,當即燒死。一副空菜擔裏,還有一小包隆仁米店的六穀(玉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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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門外(12張)
“那時候,望江門內隆仁米店的六穀粉要比望江門外招發米店的吃口好,窮人買六穀粉,每次也只是一斤兩斤。”聞老伯説。聞老伯7歲時,有一天,他娘要他去隆仁米店買一斤六穀粉。米店裝六穀粉的袋子用的是範紅紙(學生寫毛筆字的描紅紙),蠻薄。出城門過日本兵的崗哨時聞老伯照例鞠躬,這日本兵一腳踢過來,踢破了紙袋,六穀粉撒了一地。7歲的聞老伯嗚嗚地哭,邊哭邊走回家去。
聞老伯本來只是在一邊聽着,不響的,及他説完,我倒是一驚。原來,人生的尋常事也能説得聲如裂帛。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