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觀

朋友是五倫之一。它從屬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等人倫，但它有較多的平等性，範圍也廣大得多，在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為儒家有識之士所看重。中國歷史上有注重道義、珍視友誼的優良傳統；也積累了許多關於友誼的精彩論述。

“朋友”一詞既可合用亦可分用。《論語》鄭玄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實際生活中，朋與友沒有差別，友即朋，朋即友。朋友表示一種志同道合而又交往密切的人際關係。

朋友具有其他人際關係所沒有的特質。

《易·繫辭》説：“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彼此要尊重。萬章問友，孟子説：“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子指出，交友必須是對等的、互慕的，輩分、地位、血親都不能作為附加條件摻合進來，不能強制、脅迫。

性朋友必須情趣相投，心靈相通，自然相親，不是外表上親近。揚雄説：“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法言·學行》）王守仁認為交友應有“性分之契”（《與黃宗賢書》）。友情由相契相知而能持久。王符的《潛夫論》説：“恩有所結，終身無懈；心有所矜，賤而益篤。”（《交際》）士窮乃見節義，逆境更顯友情。

儒家認為道義是友誼的基礎。道義相對於勢利而言。交友要同道合義，不以實利為紐帶。孔子説：“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論語·衞靈公》）《禮記·學記》又説：“樂其友而信其道。”蔡邕説：“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正交論》）歐陽修説：“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朋黨論》）李贄説：“以利交易者，利盡而疏；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勸。”（《續焚書·論交難》）

朋友之間要在生活、學問、事業諸方面互相愛護幫助，相輔相成。《詩經·小雅·伐木序》説：“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守仁説：“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別三子序》）戴震説：“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後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下》）

朋友的社會功能很多，其大要在於輔仁成事。曾子説：“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這句話成為儒家論友的經典性言論。朋友在一起，應該講論道德，切磋學問，並有必要的勸戒。朱熹説：“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我誠。”（《跋胡文定公與呂尚書帖》）王守仁説：“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勸，則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與陳國英》）

友誼能產生出加倍的合力，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從而推動各項公益事業。《易·繫辭》説：“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孟子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劉歆的《新議》説：“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君子成人之美，朋友之間有互相引薦推揚的責任，故蔡邕的《正交論》引榖梁赤的話：“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友誼對於執政者也是重要的。君王僅靠地位權勢尚不足以治國，還要禮賢下士，與臣下結成相對和諧的朋友關係，衝談等級給上下級之間造成的隔膜和從屬狀態，以便同心協力促進國家的鞏固和發展。《説苑·尊賢》載魏文侯屈尊結科名士田子方的故事。魏文侯的體驗是：“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齊桓公與管仲，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除君臣關係外，部分地存在着友誼關係，這是上述帝王能夠建大功立大業的重要保證。

朋友之間沒有強制性的權利和義務，只有道義上和情感上的聯繫，所以必須彼此坦誠信任。孔子説：“朋友信之。”（《論語·公冶長》）孟子説：“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程頤説：“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程氏易傳·比卦》）誠信是一個總的原則，在具體的態度與做法上又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孔子認為交友得當便有益，不當則有損，故不可不慎。《孔子家語》亦説：“君子慎取友也。’（《貴驗》）但在寬嚴掌握上，各人分寸又有不同。孔子説：“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衞靈公》）又説：“無友不如己者”（《論語·學而》）。蔡邕説：“非善不喜，非仁不親。”（《正交論》）他們都主張從嚴掌握。司馬光説“餘何遊乎？餘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裏，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眾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友箴》）他主張泛交，但道德是非的界限還是要分清的。韓愈認為朋友有多種多樣，“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舍，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但最傾心的朋友還是極少的（《韓昌黎文集·與崔羣書》）。

《禮記》説：“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淡”的要求是淡於財勢，非淡於情意；淡於迎合，非淡於協作；淡於急切，非淡於責善。

孔子説：“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衞靈公》）他所推揚的忠恕之道，首先適用於朋友關係，多施情義，以心換心。孟子説：“愛人不親，反其仁。”（《孟子·離婁上》）朋友之間有矛盾應多做自我批評。

韓愈説：“士窮乃見節義。”（《柳子厚墓誌銘》）他稱讚柳宗元在好友劉禹錫被貶播州時，上疏請以柳州相換，是患難交情，抨擊那些勢利小人，平時交友説得漂亮，一旦臨小利害，便反跟若不相識，又落井下石。《戰國策》更有“士為知己者死”（《趙策》一）的説法，而歷史上也確有以身殉友的人。

人情變化莫測，當友誼不能繼續加以維持時，應以文明方式結束來往。樂毅《報燕王書》説：“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史記·樂毅列傳》）朱熹説：“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朱子語類·力行》）

儒家的朋友觀隸屬於宗法倫理體系，交友之道必須服從於忠孝之道，所以不能不受到限制。明末泰州學派的何心隱提出調整五倫順序，將朋友提為五倫之首。清末譚嗣同著《仁學》，批判君臣、父子、夫婦三綱違背平等自由原則，造成慘禍烈毒如地獄一般，必須廢除，“惟朋友之倫獨尊”，朋友之交“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可為其次”，這是對傳統倫理的大膽改造。

在現代社會，儒家傳統的五倫説，其中許多內容過時了，惟有朋友觀有更多的存留價值。朋友一倫非但沒有陳舊，隨着宗法倫理的瓦解反而更顯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社會越進化，朋友越重要。由於朋友關係內在的平等性、坦誠性和愛助性，它成為人們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的人際關係，可以使它廣泛滲入其他人際關係，從而使整個社會人際關係健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