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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劃商品經濟

鎖定
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對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行計劃調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在不十分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因此,社會經濟中存在着全社會範圍內按計劃分配社會總勞動和因社會勞動無法直接計算而必須藉助價值來間接計算這兩種客觀必然性。
中文名
有計劃商品經濟
外文名
planned commercial economy
基    礎
生產資料公有制
體    制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有計劃商品經濟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4年10月20日 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劃時代的突破: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計劃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決定》指明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改革思路。提出企業應有的多項自主權,應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此外,《決定》還提出了價格體系和分配製度的改革。指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應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應使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同企業的經濟效益更好地掛起鈎來,企業內部的工資制度應充分體現差別。《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有計劃商品經濟“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
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認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了條件。

有計劃商品經濟“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

1984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提綱,當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第一次寫進黨的決議。文件明確提出了中國要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變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對於這個文件,鄧小平這樣評價:“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説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
鄧小平“舉重若輕”的“有些新話”,卻承載了幾十年時間裏無數精英的努力。早在1962年,廣東社科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預言“商品經濟必將萬古長青。”但一直到1981年底,商品經濟仍然是個充滿風險的禁忌話題。在1983年,主張“商品經濟論”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還被批評“有知識分子的劣根性”。雖然這個時候離改革開放的標誌性起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已經過去了整整5年。
之所以商品經濟這四個字的面世如此艱難,不妨回顧和之相對應的計劃經濟。提到計劃經濟,就會繞不過“姓資姓社”這個當時看來仍然無比重大的問題。很顯然,在當時的語境下,1949年以來曾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計劃經濟,是無比正確的,是不能被質疑的,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那麼與之對立的商品經濟就只能是資本主義。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計劃經濟,如果讓商品經濟摻和進來,那豈不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可不屬於經濟改革的範疇!
幸虧法制思想從來沒有從有志之士的頭腦裏淡化。幾經周折,和憲法有沒有牴觸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終於被寫入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研究問題——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其中充滿了政治智慧,雖然這也是一個折衷式的句式。
其實,商品經濟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概念,更不用説在它的前面還有“有計劃的”這樣的定語。但它對“資源、產品可以交換”進行語義上的解放,已經實屬不易。一直到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説到“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才完成歷史使命,商品經濟才回歸“市場經濟”之門。
學者秋風這樣總結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脱殼而出時的情狀: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市場化轉型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的理論努力甚至可以用“悲壯”一詞來形容。不但如此,他還期許:中國改革要取得良好進展,至少需要一個條件——學者們能自由地就改革所涉及的理論進行辯論,公眾也能夠以其常識影響、參與這種辯論。相信,這不止是他一個人的期許。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