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農民工

《最後的農民工》講述了這個龐大羣體在挺進城市之役中的沉浮悲歡，表現了他們的堅韌與機敏、自尊與偏狹、淳樸與貪婪、良善與駁雜，洞透人性複雜的同時，依然葆有理想的遼闊力量。 ^[2] 

當一個農業大國正需要用全新的工業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來時，農民工以一種不可遏制的氣勢出現在大浪翻卷的潮線上。作為城市建設的主力軍，農民工這個羣體在文學作品中卻常常被輕忽。作家楊志軍曾憑藉小説《藏獒》驚豔文壇，其潛心多年幾經打磨而出的現實主義轉型作品《最後的農民工》。 ^[3] 

作家楊志軍毫不諱言其寫作的知識分子立場，《最後的農民工》正是其作為知識人代農民工立言之作，但這並不意味着作者是高高在上的，而更強調他們同出於底層。在訪談中他曾談道：“居高臨下的體驗往往帶着淺薄的憐憫和虛偽的屈尊，我不願為之。我之於農民工，一是等同，二是不如。”楊志軍表示他“跟農民工一樣生活在底層，完全明白他們的甘苦和種種想法。”正是這種謙虛而審慎的立場，使得他最終完成了《最後的農民工》這部著作。 ^[5] 

在楊志軍的筆下，《最後的農民工》的主人公常發財是一個白雪無瑕的人，他生前的最後一首詩作《雪白》正描繪了他的人格：“他宣佈自己通體雪白，終生無害，他説他從冰川奔騰而來，滋潤着一切陸海。”常發財的一生致力於做一個“好人”，他説：“看一個人好不好，就看他藏了啥，有的人藏的是錢，有的人藏的是心，咱農民工進城，沒有別的資格，就藏着一個好心。”雖然名為“發財”，卻一次次因幫助他人與堅守底線而重歸一文不名。常發財的出場源於搭救落難學生，不僅重傷住院，而且身上僅有的五十六塊七毛八分錢也被順走了，但他卻不願向同為農民工的打人者追討；為幫翠蓮找孩子，他辭去體面的工作，深入深山進出工地，幾次險些丟失性命；在窮困之時他依然拾金不昧，卻將功勞讓給郝進青，助他成了一個“城裏人”；為報答信任，他堅持做水泥搬運工，最終患上塵肺病，生命的最後仍然救下一個孩子。面對一次次挫折與選擇，常發財始終堅守着一個信念：“就算餓死，錢也不能是我爹，我不是錢生出來的，我是人。”如果説老舍筆下的祥子在三起三落的過程中，逐步走向了人性的淪落，常發財則在同樣波折不斷的路上宣告着人性的高潔，他讓我們捫心自問：“人可不可以做一個好人？可不可以不顧一切地做一個好人？可不可以不思考好壞就自動變成一個好人？” ^[5] 

馬離農的塑造，是作者進行人格理想化書寫的另一代表。馬離農從一開始的“離農”到最終的“返農”，作家期待在他身上找到離土離鄉後的鄉村有為青年除了進入城市謀得體面生活的另一條出路。事實上，在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上，楊志軍並不是第一人。多年前，當路遙苦心孤詣地讓高加林艱難進城，幾經曲折卻還未果時，路遙就有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高加林在經歷了高考失利、教師崗位失業、調任縣委通訊組、被舉報重新失業的幾次大波折後，他兜兜轉轉重新回到了農村，但高加林的返鄉是心有不甘的。在《人生》結尾，雖然路遙寫道：“他抬頭望着滿川厚實的莊稼，望着濃綠籠罩的村莊，對這單純而又豐富的故鄉田地，心中湧起了一種深厚的情感，就像他離開它已經很長時間了，現在才回來……”這裏的家鄉是充滿野心的高加林遭遇城市滑鐵盧之後的心靈療傷驛站，當他再次面對機遇時，他依舊會向城市出征，這是《人生》寫作的時代背景決定的，也是高加林的內在性格使然。但在《最後的農民工》裏，馬離農不一樣。他人生的前半程跟高加林的離土離鄉有着重合的心理軌跡，想要離開貧瘠的土地去更現代、更廣闊的世界看一看，但他不是城市征途的敗北者，作為一個有想法、有作為的農民工，他的進城之旅雖然充滿艱辛，但他最終還是通過努力、機遇獲得了成功——他是帶着150萬的儲蓄、在城市成功創業後回去當留守村代理村長的。經歷過城市的洗禮，他選擇毫無遺憾並且滿懷希望地回到了他的三十里鋪，在那裏帶領梅林渡的農户種起了蘋果樹與蘭花，在鄉村的土地上重新實現自己的價值。

《最後的農民工》所書寫的時代背景跨度很大，從最早罩子作為“盲流”進城謀生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到翠蓮和齊樂年所代表的大批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的90年代，再到第一代農民工辛勤澆灌的種子在城市各個地方開花結果的21世紀，幾乎寫盡了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農民工進城的潮起又潮落與城市建設的勃興與復歸。這一時期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物質慾望與人文精神碰撞最激烈的時期，還是農民及工人羣體社會身份地位深刻轉換的時期。《最後的農民工》這部作品，借描繪常發財等小人物的命運走向，反映的正是大時代的浪潮翻湧。 ^[5] 

在小説《最後的農民工》中，楊志軍還塑造了許多有血有肉的人物，馬離農的正直進取感染着身邊的朋友，包爺為守護心中所愛獻上了生命，罩子以自首完成了自我救贖，當然也有老段的貪婪背叛，齊樂年的自私懦弱。這構成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而藉此楊志軍也完成了他對於人性的探討。借罩子之口，作者談道：什麼是人呢？人和動物有何不同呢？不僅在於有智慧有信仰，更在於剋制與悔罪，能夠以道德約束本能，“人還是要做人，不能做野獸”。人的本性不妨是多樣的，有正面有負面，有“好人”有“壞人”，但這並不影響人應當去追求高潔而完美的人性。 ^[5] 

《最後的農民工》這部作品中貫穿了作者對於完美人性的信仰與對理想主義的推崇，這在部分底層文學研究者看來或許是歸結到了一種想象的虛空。但將這一認識放置於故事發生的核心背景即20世紀末至今的中國社會轉型與人文精神呼喚中來看，就能夠理解作者正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高揚人文精神，又為之補齊了最廣大的底層人民這一主體，既貼近現實又飽含希冀，最終刻畫了一種堅實而完整的“人”。這個“人”不是個體，如故事的主人公常發財與馬離農都不是獨善其身的孤膽英雄，而是以人格為吸引，在他們的周圍環繞着罩子、包爺、陶三、船生等一幫同樣赤誠的農民工朋友。這表現出作者跳出了前一個時代在反思歷史基礎上對於個人意義上的“人”的強調，而轉向一種具有號召力的“人”或者説“人”的集合。 ^[5] 

2021年12月，《最後的農民工》作品入選作家出版社“2021年度好書”。 ^[6] 

2021年5月，《最後的農民工》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

楊志軍，1955年生於青海。當代作家。當過兵，務過農，上過大學，做過記者。做報社記者時常駐青藏高原牧區六年。著有長篇小説《藏獒》《環湖崩潰》《海昨天退去》等。代表作《藏獒》三部曲發行百萬冊，在全國引發巨大的爭議浪潮，關於獒性與狼性的爭論持續不絕，進而催生了人需要獒文化還是狼文化的道德反省，影響深遠。作品曾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