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炳鈞

曾炳鈞（1905-1994），別號仲剛，祖籍四川瀘縣，三歲喪父，家境趨緊。先生奮發向上，於1926年進入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成為清華政治學系第一級畢業同學；並於1934年考取清華公費留美，為第二屆留美公費生同學，赴美學習研究經濟及政治學，先入伊利諾伊州立大學，以“英美預算制度”的碩士論文結業，獲碩士學位；而後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師從L.Rogers，並經導師引薦加入威爾遜學會，以“中日衝突在英國議會中的反映”的博士論文結業，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1941年先生學成之時，正值山河破碎之時，東瀛瘋狂轟炸我國重慶。先生毅然放棄在美國供職機會，接受地下黨委託，作為中方唯一代表，押運挪威貨船S.S.Gunny號，將一船新型戰鬥機帶回祖國。至解放前，先生歷任雲南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參事、武漢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華學報》編輯、北京大學兼任教授。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先生於書桌之前，亦熱忱於國家時事。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之後，先生與馮友蘭等人發起組織了“濟案後援會”，後發展成為“清華大學邊疆問題研究會”。1947年，先生與金克木、韓德培等六人在上海《觀察》上發表《我們對於當前學潮的看法》，呼籲停止內戰，恢復和談，謀求統一；並且被推選擔任教授善後委員會主席，營救參與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學生。

解放後，先生被調入北京政法學院，與吳恩裕教授、戴克光教授、嚴景耀教授（雷潔瓊先生之夫）並稱“北京政法學院四大教授”，1954年分配至國家與法教研室準備財政法講義，1956年擔任國家與法的歷史教研室主任，全程參加彼時集體編寫講義。先生重視參加社會調查實踐，曾兼任董必武同志領導的中國法學會籌備會委員，1966年赴廣西參加過四清運動。在歷次運動中，先生雖受到批判，但仍傲然而立，堅守信仰。1979年，中國政法大學復建，先生擔任法制史專業導師組組長，雖早已過古稀之年，先生仍事必躬親，嚴格治學。

先生筆耕不輟，著有時評、論文以及譯著多篇，並不時參加演講。建國前，先生曾在《新經濟》半月刊上發表論文《人治與法治》《學術與政治》（1942年）；在英文中國年鑑上發表論文《中國戰時的工業和商業管制》（1943年）；在《經濟建設季刊》上發表書評《評羅濱漢斯教授的經濟計劃與國際經濟》（1943年）；1943－1944年在武漢大學發表過演講“憲政與圖強”、“二十年後的中國”。此外先生還著有《魏瑪憲政時期德國的經濟復興》、《英國的財務管理：預算控制》（英文）、《在放任主義與全盤社會主義計劃之間》（英文）、《評柯爾的經濟政策未來十年展望》《評拉斯基的美國的民主》等專論和書評。建國後，先生亦著述甚豐，如主編《中國法制史》，翻譯《當代世界政治理論》當代政治理論等，並於“運動”期間發表時評多篇.

我的父親曾炳鈞如今已離去十一年了，然而他的形象反而隨歲月流逝而愈加清晰起來。

父親是1952年院系調整時即到北京政法學院任教的教授，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大學裏度過的。他三歲喪父，家境並不寬裕，由於學習成績優秀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在經濟上除得到他的老家四川瀘縣的學業補貼外，每天下午4至6點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參考書出納處的助學工作以及翻譯、寫稿的酬勞就是生活來源。所以，直到畢業時，他還欠學校學費、伙食費二百餘元，至1934年才還清。1929年大學畢業後 他到社會調查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曾與陶孟和先生共同擔任《社會科學雜誌》主編，編輯有一至五卷（每卷四期）；出版《國際勞工組織》一書（內容主要是分析研究國際聯盟組織下的國際勞工立法保護問題）。1933年起任《國聞週報》的"經濟時事評論"專欄主編，在上面發表過論文《危機日迫的中國經濟》， 並受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錢端升先生委託，任該報社社論的特約撰稿人。

1935年參加留美公費生考試被錄取，赴美國學習研究經濟及政治學，先後在美國獲得伊利諾大學碩士學位、哥侖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碩士論文為"英美預算制度"；博士 論文為"中日衝突在英國議會中的反映"。父親在哥大的指導教授是L.Rogers，聯 合國成立後，任國際勞工局局長，經他介紹，父親參加了威爾遜學會，並在學會做過題為《1911——1924年中國聯省自治運動與憲政問題》的報告。返國後直至解放， 他曾任雲南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參事、武漢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華學報》編輯、北京大學兼任教授。這段時間內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和憲政方面，他曾在《新經濟》半月刊上發表論 文《人治與法治》《學術與政治》（1942年）；在英文中國年鑑上發表論文《中 國戰時的工業和商業管制》1943年；在《經濟建設季刊》上發表書評《評羅濱漢斯 教授的經濟計劃與國際經濟》（1942年）；1943——1944年在武漢大學發表過演講 "憲政與圖強"、"二十年後的中國"。還有《魏瑪憲政時期德國的經濟復興》《英國的財務管理：預算控制》（英文）、《在放任主義與全盤社會主義計劃之 間》（英文）、《評柯爾的經濟政策未來十年展望》《評拉斯基的美國的民主》 等專論和書評。

父親生於1905年，在幾近一個世紀中親歷了中國從國弱民貧到屹立於世界之林 的巨大變化。因此，像許多中國老知識分子一樣，他早就已經將祖國的命運與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他是一個學者，而首先他是一個愛國者。1941年他在美國修完學業時，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日寇瘋狂轟炸我國重慶。出於抗戰愛國的民族感情，父親放棄了在美國供職的機會，接受了當時在美國的中共地下黨的委託，冒着被日機轟炸的危險，簽下生死狀，作為唯一的中國押運員乘挪威貨船 S.S.Gunny號（挪威與納粹德國是交戰國），從紐約取道大西洋經非洲好望角輾轉航 行兩個多月至仰光，將一船美國供應中國的新型戰鬥機押運回國。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積極參加社會實踐，他兼任過董必武同志領導的中國法學會籌備會委員；參加過當時華北行政委員會對民主建設的考察，在山西考察一個月 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同年到廣西參加土地改革，歷時八個月，他的檔案裏 記載着對他在土改工作中的表現的評語："工作謹慎，分配田畝公平合理，沉靜積極，對羣眾態度非常和氣，而且有商量，很有民主態度，各羣眾非常擁護"；1955年 他曾被調往國務院法制局協助整理財經法規；1966年去廣西參加過四清運動。

父親所學是政治學，又有留洋的背景，這使他的研究在後來受到相當的限制， 但他一生憂國憂民，始終保持着對國家政治的高度關注，即便在文革迫害的高壓下也不例外。記得在周恩來去世的日子裏，恰逢我回京探親期滿，在父親送我去火車站的路上，他不顧黑雲壓城的政治氣候，執意與我一起提着沉重的行李先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人民羣眾自發的大規模紀念活動。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他異常激動地記錄了許多祭奠和聲討的檄文。文革後，百廢待興，父親經常在家裏和政法學院的老同事討論世界形勢、議論國家大事和學校的建設，餘叔通先生、杜汝楫先生、陳光中先生、朱啓武先生都是家裏的常客，他們學貫中西，談古論今，抨擊時弊，高談闊論的形象我至今不忘。作為學者，他保持了在學術上的獨立思考，敢説真話的品質操守。1957年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法的繼承性"問題座談會，父親寫的論文《關於法的繼承性問題》被登在《政法研究》上，並因為被認為抹殺法的階級性而在1958年的雙反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為了避免由於寫文章引起政治問題的麻煩， 父親不再寫文章，在1963——1964年休假期間翻譯了美國伯恩斯的《當代世界政治論》，而這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卻依然惹了麻煩。由於緊接到來的文革運動，他不斷為此做出檢討，這部譯著直到1983年才被商務印書館出版。1966年，在北京市 委佈置"海瑞罷官"的討論後，父親為《文匯報》撰寫了論文《從抑制豪強看海瑞的執法》（發表在1966年2月25日的《文匯報》上），後來又為《新建設》撰寫了《對於清官的兩點看法》。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一再被迫作檢查。 父親愛學校、愛學生。1947年春在全國學生反飢餓、反內戰的運動的鼓舞下，父親與金克木、韓德培等六人在上海《觀察》上發表《我們對於當前學潮的看法》呼籲停止內戰，恢復和談，謀求統一。同年，六月一日武漢大學發生軍警特務千餘 人包圍學校，抓捕師生數十人、開槍打死學生三人、打傷多人的血腥慘案，校園籠 罩白色恐怖。父親聞噩耗立即趕赴現場，在當日的教授會議上極力主張罷教，向社會呼籲營救師生。幾日後他被推選擔任教授善後委員會主席，發表正義宣言，聲明罷教，要求嚴懲兇手，營救受迫害的教授和學生，反對軍警進駐學校。解放後1952 年父親被調到北京政法學院，1954年分配至國家與法教研室準備財政法講義，1956年擔任國家與法的歷史教研室主任參加了當時集體編寫講義的全過程。他主編的《中國法制史》是北京政法學院建立後公開印行的第一部教科書。1979年中國政法大學復辦，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父親擔任法制史專業導師組組長。那時他年事已高，被師生尊稱"曾公"。他堅持參加教研室的會議，關注學校的進步與發展； 他常在家裏接待師生，熱情認真地與他們一起探討學術問題；他熱忱而嚴格地指導 研究生，督促他們多讀書並要求寫出讀書筆記；他克服由於青光眼而造成的眼力困難，持放大鏡逐字逐句地為研究生修改學位論文。在我留校任教後，有一次我在教學樓四樓上課，講美國法制史部分，講着講着忽然發現教室最後一排竟坐着父親！ 他從頭至尾聽了我的課，並且在課後與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那時他已經82歲 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那天我有課，又是怎樣拄着枴棍上的四樓。他説過多次，教書不光要傳授知識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教會學生學習和思考的方法；就好象 不僅要給求金者金子，更重要的是教會他點金術。

父親雖然從事政治學的研究，但在政治上卻很清高，非黨非派，潔身自好。文革中造反派問他："你還有什麼沒有交代？！"他的回答是："恐怕是我的靈魂吧！"令人意外的是在他85歲高齡時，向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多次對我們説過，他非常敬佩小平同志無私無畏、實事求是的革命家風格，在舉國全力以赴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幾代愛國人士夢寐以求的國家富強的夙願時，他覺得他必須以實際行動表明他對黨的事業的支持。他在志願書上寫道："十年浩劫，國家和個人 均遭逢大難，幾頻絕境。幸撥亂反正，國家轉危為安，重又走上大規模建設的坦途。......我自知年事已高，歲月無多，能力有限，貢獻不大，但自信報國之志不 衰，奮發之心未泯，他無所求，但願在有生之年作為黨的一個成員，儘可能做好力 所能及的工作，為黨的光輝事業革命目標奮鬥到底。"

父親的一生與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一樣，承受過國家危亡的苦難，經歷過坎坷 劫難，但嚮往民主進步追求真理卻終生不貳。在中國政法大學，他度過學術生涯的 後半生。在他去世時，在他的存摺上僅有三千元人民幣，除了滿屋的書籍外，再沒 有留下什麼物質遺產。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財富和他的人格品行卻作為法大人豐厚 財富的一部分將永遠被珍視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