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

合併圖冊(6張)

1899年11月10日（農曆）生於江西吉安縣永和鎮白沙錦源村。

1915年他被送進贛州一家絲線作坊學徒三年，幫工兩年，這使曾山在青年時期受到了艱苦的磨鍊。曾山1925年隨兄曾延生參加農民運動。

1925年秋，在哥哥曾延生（共產黨員）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團體“覺羣社”，投身革命。

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2月當選吉安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參與組織全縣農民運動，他發動儒林區農民，將當地一名破壞農會的土豪劣紳曾伏苟捆押送縣，後經縣長批准召開公審大會，將其處決。7月，奉命赴廣州，進葉劍英領導的四軍教導團，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隨起義軍南征到廣東。同年冬入教導團當上士、事務長，參加廣州起義。月底，返回吉安，受黨組織指派，到吉安縣官田、敖城等地發展黨員，建立中共芳井支部。

1928年春回家鄉，任中共支部書記、吉安西區區委書記，是年農曆四月初九，曾山與周冕、蕭仕梅、蕭志鐸等率領官田一逞的貧苦農民，組織發動農民參加贛南武裝起義。6月，任中共吉水縣委書記。

1929年1月任中共贛西特委組織部部長。3月會見毛澤東、朱德，此後隨紅四軍開展地方工作。1929年5月，中共贛西特委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曾山被選為特委委員。10月，贛西革命委員成立，曾山任主席。11月，曾山被選為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主席。 ^[5] 

1930年2月，曾山以中共贛西特委代表身份，參加了由毛澤東主持在吉安縣陂頭召開的“二·七”會議，會上，在討論土地分配時，產生分歧，曾山和中共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等人積極主張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得到毛澤東等多數人的贊同。3月，召開贛西蘇維埃聯席會議，成立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5]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為蘇區中央局委員。同年11月，出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政府委員。 ^[5] 

動員組織贛南革命根據地羣眾，支援主力紅軍取得第一至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2年11月。受到“左”傾領導者不公正的批判，改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部長。

1934年2月再次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擔任中央政府內務部部長。

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江西軍區政治委員。同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率江西省黨政軍機關堅持游擊戰爭。

1935年指揮機關人員和少數部隊分散進行遊擊活動。5月游擊隊失敗後潛往上海，找到黨組織，後被派赴蘇聯。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曾山從蘇聯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併兼新四軍駐江西辦事處主任。被派去協助項英、陳毅做南方各省游擊隊的改編工作，協助項英組建新四軍開展江西地區的抗日民主運動。

1938年1至3月，新四軍軍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相繼在南昌市六眼井成立，曾山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7月，奉命返吉安，聯繫將新四軍辦事處遷至吉安辦公問題。8月，曾山兼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9月，曾山出席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隨後在江西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時 ^[6]  ，強調了黨內在一個時期內注意防止右傾錯誤。

1939年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任中共中央東南局組織部部長。

1940年，曾山離開吉安，調中共東南局工作，來至皖南，同年，率領東南局機關及黨校一批幹部撤離皖南，進入蘇南解放區。

1941年2月皖南事變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部長，參與領導鞏固和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堅持華中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

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

1945年4月，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曾山當選為中央委員。10月，出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長兼財委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組織部部長兼財經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華東財經辦事處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併兼上海市副市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華東地區財政經濟工作，動員大批人力物資支援前線，恢復國民經濟建設。

1947年12月，調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財委主任。

1948年8月，華東野戰軍解放山東，曾山率領一批財經幹部接管濟南。

1949年3月，曾山出席了中共中央七屆二全會。5月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曾山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紡織工業部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 ^[6]  、國務院商業部部長、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內務部部長等職。

1949年12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又被任命為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

1950年6月，曾山出席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10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治淮委員會，指派曾山兼任治淮委員會副主任。 ^[6] 

1952年10日，曾山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商業部部長。

1956年9月，曾山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1月，調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長。

1960年11月，調任國務院內務部部長。“文革”期間，曾山受到衝擊，被造反派誣指為“內務部的頭號走資派” ^[7]  ，遭到批判，身心受到很大摧殘。

1969年4月，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於毛澤東的保護，曾山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0月7日，林彪發佈“一號通令” ^[6]  。曾山被驅散到長沙。不久，國務院內務部撤銷，曾山長期沒有分配工作。

1970年4月，曾山經批准回北京治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後，中組部召開老同志座談會，曾山揭發了林彪反黨反毛澤東的罪行。

1972年4月16日，曾山病逝於北京，4月20日追悼會上，毛澤東送了花圈，周恩來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參加，葉劍英致悼詞，指出曾山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他的一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光輝戰鬥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中共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2年4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父親：曾彩芹

母親：康春玉

哥哥：曾延生

夫人：鄧六金

長子：曾慶紅，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副主席（2003年3月當選）。

次子：曾慶淮，原文化部特別巡視員、國家著名的文藝活動家。

三子：曾慶洋，原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部長、少將軍銜。

四子：曾慶源，原解放軍空軍後勤部政委、少將軍銜。

小女：曾海生，原解放軍總參管理保障部政委、少將軍銜。

毛澤東生前不止一次地講過：“我在中央蘇區，很多地方得益於曾山同志的幫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毛澤東為此專門隨曾山到其家裏慰問，稱讚曾家“滿門英烈”。

曾山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他都始終以共產黨員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立黨為公，勤政為民，一心一意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紀念曾山誕辰110週年座談會

2009年12月12日是吉安籍老一輩革命家、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曾山同志誕辰110週年紀念日。當天，吉安市委、市政府隆重舉行紀念座談會，回顧曾山同志光輝的一生，緬懷他的革命業績，追憶他對家鄉的親切關懷，學習和繼承他偉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風範。

省委、省政府對此次紀念活動非常重視。座談會召開前夕，在吉安縣曾山革命事蹟紀念室曾山同志塑像瞻仰儀式上，省委、省政府及省長吳新雄向曾山同志的塑像敬獻了花籃。曾山同志親屬曾慶繪、曾慶洋，部分省、市黨史研究專家學者應邀參加座談。

座談會上，曾山同志親屬代表、原中國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部長曾慶洋少將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了曾山同志的感人事蹟和崇高品德。與會代表分別結合黨史研究以及工作實際作了發言，深情追憶曾山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業績，表達了家鄉人民對曾山同志的深切懷念和無限敬仰。大家談到：曾山同志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懈奮鬥的一生。他情繫井岡老區，風範光照後人。他一生信念堅定，頑強奮鬥，追求真理，勤奮學習，實事求是，顧全大局，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充分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貴品質，為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是激勵我們不斷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1930年2月被選為中共紅四、五、六軍共同前委常務委員。3月被選為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務委員，同時被選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主席。6月兼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並任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被選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並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務委員。參與領導贛西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領導江西蘇維埃政權建設，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二·七”會議後，曾山任中共紅四軍前委常委。3月22日至29日，在富田召開中共贛西南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贛西南特委，曾山當選為委員。會後，贛西蘇維埃政府改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曾山為主席。上時，曾山以前委常委身份，隨紅四軍行動。6月，曾山代表贛西南蘇區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這次會上貫徹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6月15日，曾山任命為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8月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召開第二次全委會議，貫徹“立三路線”，錯誤地反對“農民意識”、“反對保守觀念”，撤銷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職務，改組特委常委，曾山被選為特委書記。10月4日，紅軍攻克吉安城。7日，在吉安城西街福音堂成立江西省維埃政府，曾山當選為主席。10月14日，贛西南黨、團、特委合併成立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相當於省委），曾山為委員。10月16日，曾山隨紅軍主力向北挺進，參加了紅軍總前委和江西省委在新餘羅坊召開的聯席會議。會上，曾山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回吉安後，省行委召開了各縣負責人會議，傳達羅坊會議精神，具體佈置蘇區反第一次“圍剿”的準備工作。11月18日，紅軍撤離吉安城，曾山率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機關撤退到陂頭（後遷富田）。12月12日，“富田事變”發生，紅二十軍劉敵率一部分戰士，武裝包圍省蘇維埃政府，曾山逃回家鄉，躲藏在牛鼻形嶺，不久，毛澤東派人接他到寧都黃陂，恢復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作。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曾山任蘇區中央局委員。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葉坪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曾山為主席團常務主席之一，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此期間，曾山向毛澤東彙報了江西蘇區內部肅反中出現的嚴重情況，決定在江西蘇區內部暫停肅反，從而挽救了黨內外一批同志。

1932年12月，江西省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寧都七里坪召開，會上曾山抵制了坐鎮江西蘇維埃政府“督戰”的王明路線代表，拒絕反對所謂毛澤東的“右傾路線”。為此被降職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長。

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曾山出席了在瑞金舉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繼續當先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兼任內務部長。10月，中央紅軍長征，曾山接任中央江西省委代理書記，留守江西蘇區，堅持游擊戰爭。10月26日，曾山在寧都西甲村召開幹部大會，研究留守紅軍的行動問題。將省蘇和省軍區合併，成立江西省軍政委員會，曾山任主席。同時組編江西紅軍獨立一、二、三團。

1935年2月底，曾山率領江西興國一帶游擊隊，到興國崇賢地區，與胡海率領的江西紅軍獨立第四團及羅孟文率領的中共楊贛特委的紅軍獨立第十三團匯合。3月初，在興國崇賢齊汾召開中共江西省委擴大會議，研究突圍問題，決定到贛粵邊去。由於三支部隊向同一方向行動，隊伍行進緩慢，幾次突圍，均未成功。為了分散目標，曾山號召各團自行選擇突圍路線。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環境越來越艱險，游擊隊損失很大。5月，轉入新幹，遭到數倍敵人的包圍堵擊，部隊在突圍中被打散，只剩27人，分成三個戰鬥小組。最後，曾山小組只剩3人，到永豐又遭靖衞團堵擊，死傷各一，僅餘曾山一人，跑到吉水，在羣眾掩護下，化裝潛行至上海，於12月在法租界和地下黨接上關係，並經批准赴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 ^[4]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飛抵延安，陳雲、曾山同機到達。在大雪紛飛的延安機場，曾山見到了毛澤東、洛甫、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並和毛澤東、陳雲等一起合了影。這是“二蘇”大後，闊別近四年，曾山頭一次見到毛澤東。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13日，會議根據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作出了《對於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決議》高度讚揚了南方游擊區艱苦奮鬥的同志們。14日下午1時，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等問題。洛甫、毛澤東、項英、彭德懷、凱豐、劉少奇、張國燾、陳雲、康生等出席會議，李富春、曾山列席會議。

項英作報告後，毛澤東、陳雲、李富春、劉少奇、彭德懷等先後發言，展開熱烈討論，曾山也發了言。曾山發言的要點是：“在各游擊區要根據具體情形採用各種辦法解釋新政策，爭取更多的人來擁護黨的新政策”；“在幹部中要進行新政策的教育”；“發展工作不僅要下山，同時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區工作。”

會議經過討論，確立兩項主要原則：一是各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線去，以增抗日力量，並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同時，各游擊區應留一部分武裝堅持，以求得將來的發展；二是成立黨的領導機構，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塗振農組成，以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負責領導東南各省黨的工作；同時，成立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以項英、陳毅為副主席（後稱副書記）。在東南分局和新四軍中，同時兼有領導職務的只有項英、陳毅、曾山三人。

作為曾堅持江西蘇區游擊戰爭的領導人，曾山被委以重任，充分體現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12月18日，項英先期離開延安。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12月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30餘名幹部離開延安。曾山所率幹部為東南分局從事工、青、婦領導工作的，如鄧振詢、李堅真、羅梓銘、賴大超等；李一氓率幹部為新四軍政治工作人員。曾山等均着八路軍軍裝，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則化裝成曾山的八路軍上等兵勤務員，乘卡車經耀縣、洛川轉西安赴武漢。在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的同志們盛情款待了曾山、李一氓等人，還用車送他們參觀了西安事變時的捉蔣處和貴妃池。當晚，又安排曾山等集體去澡堂洗了個熱水澡。從貧瘠荒涼的陝北高原出來，這也算是開了個洋葷。第三天，曾山、李一氓等便乘火車前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

到武漢後，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曾山等人的食宿。長江局的領導還向曾山等介紹了南方各游擊區基本情況，組織曾山等討論研究如何整編、集中紅軍游擊隊，如何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和恢復黨組織，堅持抗日鬥爭，建立敵後根據地等等問題。並要求大家做好長期堅持敵後鬥爭的思想準備。

稍事休整後，曾山協助葉挺、項英等，迅即投入了新四軍部隊編組和東南分局籌建工作。

1938年1月4日上午9時半，曾山隨項英去漢口乘船赴南昌前，同葉挺、張雲逸、周子昆一起，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門口合影拍照。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是迄今發現的新四軍組建之初領導人的第一張合影照片。

當日晚10時，曾山和項英、張雲逸、周子昆率新四軍軍部機關人員，從漢口招商局第二碼頭，登上“江裕”號客輪，沿長江順流而下，於5日上午9時到達九江，當晚轉乘火車，於6日凌晨2時到達南昌牛行車站，“下車後即在晨曦中走過橫跨贛江的大木橋。這時，已下了霜，感到寒氣襲人。過橋後經中正街（現為勝利路）住進了三眼井左側巷第一號（原為張勳公館）。這座花園式的官僚房子很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兩層樓房朝南外，北面還有一排木板平房”。

到達南昌後，曾山見到此主持“南方紅軍游擊隊總接洽處”的陳毅。陳毅驚喜道：“唉呀！同志哥！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嘛？1935年初，我和老項（英）幾次派人到小布一帶山區找你們，音信渺無，多教人心焦呀！”九死一生，曾山也不勝感慨。

當晚，從福建、廣東、贛粵邊等游擊區前來聯絡的人員也趕到南昌。時值寒冬，各地來昌人員，由於長期艱苦鬥爭環境，大都沒有棉衣。軍部條件亦很簡陋，不得已只能打地鋪睡在地板上。看到此景，曾山感到十分難過，遂將自己僅有的一條從蘇聯帶回的的毛毯，送給體弱的同志，大家非常感動。

10月下旬，中共閩贛省委書記、閩贛邊紅軍游擊隊負責人黃道和中共閩東特委書記、閩東紅軍獨立師政委葉飛等到達軍部。其後，皖浙贛邊游擊區的中共皖浙贛省委副書記李步新、湘贛邊游擊區代表曾昭銘、閩西軍政委員會代表温仰春、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湘鄂贛鄂東特委書記江渭清、湘鄂贛少共省委書記譚啓龍等，也先後抵達南昌新四軍軍部彙報情況，研究集中編組事宜。

在此期間，曾山協助項英召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成立會議。傳達黨中央對東南地區黨的工作和紅軍游擊隊集中編組的指示，研究分工，確定傳達黨中央的新政策，廣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集中部隊開赴抗日前線，作為分局、軍分會當時的首要任務。會議對赴各游擊區傳達、動員一事，進行了具體分工與研究。

會後，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正式宣告成立：書記項英、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宣傳部長黃道，統戰部長塗振農，民運部長鄧振詢，婦委書記（婦女部長）陳少敏（後李堅真），青委書記（青年部長）陳丕顯，秘書長郭潛（後温仰春）。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東南分局對外稱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塗振農任處長，不久黃道接任辦事處主任。另有工作人員鄭伯克、胡金魁、吳華友等，日常工作主要由曾山指導。

1950年7月，淮河兩岸發生了嚴重的水災，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及時發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號召。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華東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決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員會，任命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華東財經委員會主任的曾山為治淮工作委員會主任。淮河兩岸的河南、山東、安徽三省的省長和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錢正英為副主任。

在治淮期間，曾山非常重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華東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畢業生參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績。陳毅元帥經常表揚曾山善於發現人才，而且善於培養和使用保護人才。

當時，華東水利部屬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領導。1950年7月，淮河發生嚴重水災，根據中央決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員會，曾山兼任淮委會主任，由河南、安徽、山東三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任副主任。華東水利部副部長汪胡楨、錢正英在淮委會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長，曾山同志以後又調了吳覺、萬金培兩人分任淮委會秘書長和財務部長，曾山把錢正英、吳覺、萬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確提出要錢正英等三人為淮委黨委常委，負責淮委日常工作，他（她）們三人工作得很好，這也是知人善任的碩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從上海到蚌埠檢查並主持重要會議，淮委也經常派錢正英赴上海向曾山彙報、請示工作。曾山對錢正英這號稱“黃毛丫頭”的副部長關懷備至，幾乎是手拉手似的帶着錢正英工作的。曾山對每一個青年都有一種慈父的感情，既堅持原則，又體貼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地傾吐心思，大膽地發表見解，曾山總是循循善誘地幫助大家分析問題，只要是正確的或稍有可取之處，他就給予肯定和鼓勵，如果有了錯誤，他總是耐心開導，使大家心悦誠服地接受批評。每次談話之後，都能獲得前進的力量。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曾山長期的革命生涯，表明他是實踐黨的這一優良傳統的模範。在中央蘇區根據地時，曾山擔任江西省蘇維埃主席。他率領羣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配合紅軍的反“圍剿”，建立和擴大革命根據地，成績卓著。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説過：在江西根據地的鬥爭中，曾山有功勞。曾山在實際工作中，處處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30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當時，有的同志主張按照耕種能力大小來分配土地，以為這樣可以發展生產。曾山經過深入農村調查，主張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強調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爭取羣眾、激發農民參加革命鬥爭、保衞勝利果實的積極性，同時也對發展生產有利。曾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毛主席的贊同。在中共贛西特委的一次會議上，毛主席肯定了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張，還根據這一精神制定了一個土地法。大量事實證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對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30年代初的中央蘇區，還發生了反“AB團”事件。由於對敵情的錯誤估計，出現了嚴重的肅反擴大化，在黨內鬥爭中傷害了一部分同志。曾山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並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了一批同志。

全國解放後，曾山在上海工作，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華東財經委員會主任，領導華東財經系統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上海當時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對全國的經濟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曾山在工作中，嚴格按照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辦事。“三反”、“五反”運動中，曾山處理情況，特別是處理人的問題，從不匆忙表態，而是深入羣眾認真調查研究，這種深入細緻、實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保護了幹部，受到所有了解真實情況的同志的敬佩和讚揚。

曾山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擔任過黨的組織領導工作。他對黨內“左”的錯誤深惡痛絕，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馬虎苟同，記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達到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曾經把曾山作為拉攏的對象。但是，曾山明辨是非，堅持原則，堅決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倒行逆施的險惡企圖。後來，由於毛主席的直接干預，曾山才被選為“九大”中央委員。曾山對黨內“左"的錯誤十分痛恨，對同志卻十分關心體貼。

曾山曾經在不同的重要崗位上工作。他在每個崗位上都任勞任怨，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充分體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崇高情操。

曾山早年投身革命，文化程度並不高，但他十分重視學習。他在黨內擔任過許多重要工作，許多東西他本來並不熟悉，但他虛心向其他同志學習，不僅勝任了黨交給他的各項工作，而且十分富於創造性。上海解放後，他已經是黨的重要高級幹部，但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辦的幹部文化補習學校裏，人們常常看到他像一個普通學員一樣刻苦學習，認真記筆記、討論問題。

還在抗日戰爭時期，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時，曾山先擔任組織部長，後來負責支前工作。在這兩個不同的崗位上，曾山都幹得十分出色，受到同志們的好評。當時條件十分艱苦，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曾山身穿灰棉布大衣，戴有護耳的棉帽子，腳上穿一雙蘆葦花編織的棉草鞋，親自拿着小板凳，在找同志談話。曾山常常講：“我們組織部門，是管黨員、管幹部工作的，要讓黨員感到組織部像自己的家一樣，組織部應該是黨員之家，幹部之家。”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重建時，曾山任後勤部長。他一面在根據地內部積極貫徹黨的經濟政策，組織羣眾發展生產，一面通過地下黨從上海等地籌集大量經費、物資，保證了新四軍的供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統一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貨幣，免受敵佔區通貨膨脹的影響，曾山克服重重困難，先後創建了江淮銀行、華中銀行。當時，我在新四軍負責敵偽情報工作。因為工作關係，我常常找到曾山同志，請他幫助解決一些經費、物資問題，總是看到他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一口。要求他幫助解決問題的人真是絡繹不絕。由於當時抗日根據地的經濟比較困難，許多問題一時不能解決，曾山還要作耐心的解釋工作。解放戰爭開始後，曾山到了山東，負責支前工作。他想盡一切辦法，克服種種困難，組織了大量物力、人力支援前線，以適應前線的需要。特別是著名的淮海戰役，這是我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兵團作戰，後勤供給任務十分繁重，曾山卻組織得井井有條，保證了戰役的勝利。據統計，從1947年起到華東解放，華東各省特別是山東的農民，每年獻出近40億斤公糧，出動民工文前隊伍最多時達到數十萬以至百萬人。陳毅同志曾經滿懷深情地説：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手推車推出來的!在這中間，就有曾山的一份功勞。

曾山十分顧全大局，處處以大局利益為重。在解放戰爭中，曾山主管物資供應工作，任務十分繁重。當時形勢發展很快，他不僅要負責原來華東野戰軍(後第三野戰軍)的物資供應，而且還要負責第二野戰軍的物資供應，工作千頭萬緒。曾山總是以大局為重，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從沒有產生畏難情緒，把後勤物資供應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前方作戰部隊的普遍好評。

廉潔奉公、勤政為民是共產黨人的本色。曾山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他都始終以共產黨員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立黨為公，勤政為民，一心一意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上海解放前夕，為了接管上海這個我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對華東解放大軍從物質上包括大量的糧食、煤炭、棉花作了充分的準備，曾山就是這些物資的大管家。而曾山自己的生活卻是十分艱苦，常常是一碗麪條，連菜也沒有。

上海解放後，曾山擔任上海市副市長，負責經濟工作。此時，由他經手的錢物不是成百成千，而是成萬成億，但曾山仍然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國民黨曾經叫囂：上海是一座大染缸，要讓共產黨紅着進來，黑着出去。曾山當時的工作崗位，應該説是站在第一線的。曾山沒有任何變化，還是那樣廉潔奉公，勤奮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後的那年冬天，當時實行供給制，曾山穿的那件舊棉襖已經破了，許多人都勸他換一件，但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許多上海人都不會相信穿着那件破棉襖的是上海市的副市長。後來那件破棉襖實在不行了，曾山就做了一件罩衫罩在外面。為了建設好、管理好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曾山夜以繼日地操勞，生活卻依然十分清苦，以至因勞累過度和營養不良，暈倒在樓梯上。

曾山常常教育家人：“我們的一切都是勞動人民給的，我們永遠屬於人民。”他從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家人謀私利。解放初期，曾山同志的女兒從江西老家來到上海，他沒有為女兒安排舒適的生活，而是讓她到紗廠去做工。他女兒進廠不久，有人問起才知道她的家庭情況，説什麼也不相信她是副市長的女兒。曾山知道這個情況後，教育女兒要正確對待，幫助女兒認識到在紗廠做工是很光榮的，一定要努力做好，還特意安排女兒到遠離市區的吳淞紗廠做工。

1952年夏天，我國實行幹部休假制度的第一年，我同曾山一起回家鄉探親。我們離開江西吉安老家已經20來年了，很想去看看家鄉的變化和烈士家屬的生活情況。我們從上海出發到南昌，再轉車到吉安。記得就在去曾山家鄉白沙的餘家河渡船上，我們聽到羣眾在議論，大概是他們看到了回鄉探親的我們兩人，忽然議論到曾山。有的人説，鄉親們盼望曾山同志能回來看看。有的人發牢騷説，曾山現在官做大了，工作忙了，忘記我們了，不來看我們了；有的人説，曾山還是會來看我們的，他過去是我們江西省的蘇維埃主席吆!他能來對我們現在的工作作些指點多好。曾山聽了這些議論，只好半遮着臉對我笑。這些羣眾根本沒有想到，衣着樸素、平易近人的曾山就坐在他們中間哩。

當天，我在曾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去陂下我家。可是到了距我家還有十多里的洋田，就有敲鑼打鼓放鞭炮的人羣，還有小學生載歌載舞，搞得我很尷尬。到家後，親朋好友更是川流不息，有的提着一隻老母雞，有的挽了一籃雞蛋、花生，每天吃飯要三大桌，弄得我家沒法招待。我抓緊時間去一些烈軍屬家中看看，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原新四軍第1支隊參謀長胡發堅烈士的家屬生病，缺醫少藥，沒有飯吃，生活十分困難，我就請當地政府先解決她眼前的困難，並讓省民政廳給予定期救濟。當看到我家周圍的大樟樹被亂砍亂伐，有的做傢俱、木箱，有的拿去販賣，有的用土法熬樟油，自然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我很生氣，但我知道他們也窮，要想弄點錢用，只能轉告當地政府去解決。

為了避免家鄉羣眾的送行麻煩，我在第三天的半夜，就偷偷地回到曾山家裏。他見到我就説：我們趕快回南昌去，爭取去廬山休息幾天。可是沒有想到，我們剛到南昌，省委書記陳正人同志便對我們説：“陳毅同志來了電報，要你們馬上去莫干山，他已經和張雲逸、劉曉、劉長勝等同志在那裏等你們了。”於是，我們就離開南昌到了杭州，在莫干山上難得休息了整整一個星期。在那幾天裏，我陪曾山同志爬山、打獵、呼吸新鮮空氣，看山色雲海風景，聽取了浙江省委書記譚啓龍的工作彙報，還和陳老總下圍棋，劉曉還給我們拍了一些照片。

1952年夏，曾山因為工作需要，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政務院商業部部長，後來又調任民政部長。在今天許多人眼裏，這或許是一個“美差”，但曾山依然保持了他那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任勞任怨、勤奮工作的作風，一直到他逝世。其實，曾山同志的這許多美德，就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留給我們的永遠受用不盡的精神財富。

幾次戰鬥中，曾山率領紅軍獨立團打了不少勝仗，繳獲了不少戰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雙新襪子後，便把一雙破舊襪子扔到門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過，他搖了搖頭，彎下腰將襪子拾了起來，回到屋裏洗了洗。烘乾後，坐在門前石墩上認真補起來，補的針線又細又密，旁觀的同志無不嘖嘖稱奇，誇道：“曾主席好手藝。”

襪子縫好的當晚，曾山召開了省委機關全體同志會議，他拿出那雙補好的襪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説：“這是一雙破舊襪子，補一補，不是照樣可以穿嗎。可是我們有的同志卻把他扔掉了，誰扔掉的，我不追究，嚴肅説起來，扔掉的是紅軍的傳統啊！要知道這雖是一雙普普通能的襪子，它可是同志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呀，同志們！”曾山越説越激動。

説着説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針氈，只見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來，突然。“哇——”地一聲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驚地問道：“你為啥哭？”那個戰士低下頭，不好意思地承認説：“這襪子是我丟的，我忘本，請曾主席處分吧！”

曾山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温和地説：“認錯改錯了就是好同志，我何必處分你呢！”

“嗯嗯！”那位戰士十分感激地點了點頭，然後不好意思地紅着臉説：“那雙襪子能給我嗎？”

曾山笑呵呵地説：“不用了，這雙襪子就歸我了，你還是穿那雙新襪吧！”

一堂生動的教育課，使大家受益匪淺。打那以後，曾山所領導的部隊裏從沒發現丟過一寸布、一塊舊手絹，艱苦樸素的作風得到了發揚。 ^[2] 

1934年冬，主力紅軍長征後，曾山率領部隊在敵人重重圍困中堅持了幾個月，才同胡海同志率領的江西紅軍獨立團會合。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隊決定突出重圍，到粵贛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在這生死危急關頭，曾山拿出一面繡有“艱苦奮鬥”四個字的紅旗，分為兩半，同胡海各執一半。他們相互約定，等到革命勝利後再把這面紅旗重新縫合起來。他和胡海堅信革命鬥爭終將取得勝利。曾山率領部隊幾經惡戰，終於突出重圍，最後只剩下孤身一人。敵人到處張貼布告：“捉拿曾山者，賞洋八萬元。”勇敢機智的曾山化裝成長途挑油販賣的農民，闖過敵人層層關卡，終於輾轉到達上海，同長征途中受中央委派回上海領導革命鬥爭的陳雲同志取得了聯繫，找到黨組織，開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革命勝利後，曾山才知道胡海同志英勇犧牲了。當年留下的那半面紅旗，如今在江西吉安烈士紀念館，成了珍貴的革命文物。它既是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一個象徵，也是曾山同志革命生涯的一個見證。

曾山馳騁沙場、奇功卓著，鄧六金是中央紅軍長征隊伍中27名女紅軍之一。他們相識相戀、相知相伴的經歷鮮為人知。

1938年春，在中央黨校，鄧六金遇到了從蘇聯回來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曾山同志。會議結束那天，與鄧六金一起在中央婦女部工作的危秀英興致勃勃地跑進鄧六金居住的窯洞，拉着她的手説：“我們江西的曾主席來了，我帶你去認識認識。”説完，危秀英不由分説地連拉帶拽把鄧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當時的曾山30歲出頭，文質彬彬，一張敦厚的方臉盤，一雙睿智的眼睛，態度和藹，言談親切，給初次見面的鄧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時誰都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的曾山，代表東南分局和新四軍向中央要了一批幹部，包括軍事、政治、民運、青年、婦女等各個方面的幹部，以貫徹六中全會精神，開闢東南地區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這一要求，並交代中央組織部辦理。於是，中央組織部在延安各單位，主要是中央黨校和抗大挑選合適的人才，一共選定了20多位，但就是缺少婦女幹部。這時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想起了鄧六金，並把鄧六金的情況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紹。曾山曾記載道：鄧六金，福建上杭人，貧農出身，從小賣給人家當童養媳。1930年加入共青團，1932年轉入共產黨，參加過蘇維埃時期土地革命鬥爭，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徵。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長打電話給正在中央黨校14班學習的鄧六金，叫她來組織部談話。李富春動員她去抗日前線搞民運工作，當徵求她去什麼地方合適時，鄧六金沒作過多考慮，只是順口説：“我去東北吧。”

面對她的選擇，李富春依然笑着説：“我看你到華中最合適，華中缺少婦女幹部。”説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鄧六金覺得沒有商量的餘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後交代説：“你跟他（曾山）走。”

這年12月，曾山率領中央組織部挑選的20多名幹部，從延安出發，準備奔赴東南前線。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鄧六金。曾山一行到達西安以後，由於國民黨拖着不發“護照”，致使他們在西安滯留了一個月之久。

這時，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鄧六金已經同意與曾山建立比同志更進一步的關係。隨着見面的增加，兩人的感情日濃，當曾山提出單獨先走，同行的年輕同志鬧着：“喝完喜酒再走。”他們用曾山和鄧六金的名義給中央打了一個申請結婚的報告。沒有兩天，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雲批准，中共中央組織部就發來電報：“同意曾山、鄧六金同志結婚。”曾山與鄧六金志同道合，相互瞭解，彼此傾心，結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鄧六金在這場終身大事面前流淚了。她説：“我不想結婚，我還要工作。”鄧六金在長征路上親眼見過賀子珍、陳慧清（鄧發夫人）幾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們生了孩子無法帶，只有求老百姓收養，找不到收養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馬路邊，孩子哇哇哭，母親一步三回頭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帶孩子，這於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經暗暗發誓：我不結婚，一定要幹出一番事業來。但是，她愛曾山。在同志們的“促成”下，他們結合了。

曾山和鄧六金的結婚儀式簡單而樸實。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為他們祝賀。他們請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飯館吃了一餐便飯，作為答謝。 ^[1] 

據鄧媽媽回憶，一天早晨，曾山指定剛回到父母身邊一年多、年齡只有十幾歲的曾慶紅背誦《辨姦論》。孩子專心致志背了半個小時，把《辨姦論》背得爛熟。晚飯後，曾慶紅陪爸爸散步，顯然早上背書的事，曾山並沒有放過，他問曾慶紅：“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你學習《辨姦論》嗎？”

曾慶紅若有所思後，就將曾山常説過的話重複了一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曾山笑了，又問：“你具體説説取些什麼呢？”

曾山話音才落，聰穎的曾慶紅就脱口而出：“為了今後識別事物的好壞。”“對。”曾山循循善誘，“讓你學習《辨姦論》，就是要你學習細緻觀察問題和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去認識問題的方法。”一個故事一個真理。父親肚子裏總有講不完的故事。從那以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的道理，就深深刻在曾慶紅的腦子裏了。從父親那裏學來的東西，真是足夠受用終生。就在鄧六金勤勤懇懇工作，事業輝煌的時候，一件重大的家庭不幸落在了她的身上，使她悲慟欲絕。1972年，“文革”中受到迫害、時任國務院內務部部長的曾山突然因病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不忘叮囑子女：“我仔細想過了，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黨對我好，我也無愧於黨……我死後，你們要依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組織提出任何個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