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軼歐

“文革”中，中央黨校成為重災區，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是罪魁，長期把持中央黨校，作惡多端，使中央黨校滿目瘡痍。康生和曹軼歐指使中央高級黨校的造反派，迫害了許多人，包括從校長到廣大幹部羣眾，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幹了大量壞事。 ^{[1]  [4]} 

就在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頭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的授意、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公開攻擊他們搞修正主義。 ^[3] 

1977年3月，胡耀邦剛到中央黨校，在與黨校部分領導、教職工見面時，就熱情洋溢地表示：中央決定我來黨校工作，我感到擔子很重。但是，有黨中央的領導，依靠黨校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滿信心的。他還説，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幫”，黨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是會把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憑着這種決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羣眾和依靠羣眾，用整風會議形式，發揚民主，開展工作。

經過幾個月時間，一面積極準備開學，一面狠抓揭批查運動，很快就打開了局面。許多人主張把造反派頭頭隔離起來審查，胡耀邦為引導運動健康發展，説服大家不要那麼幹，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促使造反派頭頭不能不承認在“文革”中乾的許多壞事。

這時，“四人幫”已被抓起來將近一年，但康生的問題還是沒有揭露出來。直到1977年9月3日黨的骨幹分子整風會議上，還有人提問：“對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的問題，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當場明確回答説：“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直接的領導，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不過他又謹慎地説，“對康、曹提意見，要限於在黨內會議上，要把材料及時上報中央，不外傳。”

由於當時的黨中央對康生沒有什麼説法，加上“文革”期間，中央黨校“紅戰團”有人要調查康生問題，立即被打成反動組織，“紅戰團”的幾個負責人被投入監獄關起來。有個教員寫了批評康生的大字報，立即被戴上“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的罪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遣送還鄉，監督勞動。李廣文（曾任山東省委書記，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貼了一張揭發康生在王、關、戚問題上耍兩面派的大字報，立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監審查。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怎麼會不使中央黨校的同志心有餘悸？所以整風會議上揭發康生、曹軼歐問題還是輕描淡寫，很不深刻。

1977年12月8日，哲學教研室幾個同志經過商量，派人去見馮文彬（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請他徵求胡耀邦意見，同不同意他們貼揭康生蓋子的小字報。這個同志對馮文彬説：“康生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而又隱藏很深，我們不揭開康生的蓋子，不僅中央黨校的揭批查運動深入不下去，全國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也深入不下去。現在中央對康生沒有表態，而且有人還要保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到不給耀邦同志惹麻煩，打算不貼大字報，而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而貼在16樓室內走廊牆上。16樓是教務處所在地，學員常來常往，能看到小字報，這就能把康生問題端到全國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認為這樣做行不行？”

當天中午，馮文彬經過徵求胡耀邦的意見，回答這位同志：“胡耀邦同志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這位同志高興地説：“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羣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

下午，由韓樹英、吳義生、盧俊忠、毛衞平等人署名的第一張揭發康生的小字報貼出來了。標題是《（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主要揭發所謂“康老路線”與江青（“四人幫”）路線完全是一丘之貉。這張小字報有意貼在16樓一層走廊西頭西牆上。幾小時後，接二連三又有人貼出小字報，（一直從一樓貼到三樓）。

觀者絡繹不絕。胡耀邦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對身邊的秘書梁金泉説：“聽説16樓貼了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好得很呀！咱們去看看吧。”

學員們知道揭發康生的消息後，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級以上幹部紛紛寫信、打電話回去，報告中央黨校已開始揭發康生。這個信息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也開始有人向中央打報告，揭發康生罪行。中央黨校的小字報內容，通過《情況反映》及時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報告。

在鐵的事實面前，原來説康生好話的高層某些領導，這時也不再為康生説話了。華國鋒對胡耀邦説：“康生這人不好，幹了很多壞事。不過中國人有個傳統習慣，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胡耀邦認為，在中央黨校不追究康生、曹軼歐的罪行，就不能徹底清查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有牽連的人和事，揭批查運動就搞不下去。

12月中旬，中央黨校還是連續召開了4天全校工作人員大會，放手讓教職員工揭發康生、曹軼歐罪行。校黨委決定將康生、曹軼歐犯罪事實呈報中央，請中央審查處理。會議開得很嚴肅、熱烈，羣情振奮，都説這不僅是中央黨校有歷史意義的事，也是全黨全國一件重要的事情。 ^[6] 

曹軼歐，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1927年在中共上海滬西區委做紗廠女工工作。同年至1928年在中共江蘇省委做文書兼內部交通工作。1928年至1933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至1937年在蘇聯莫斯科學習。

1937年11月回國。同年底至1940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幹部科科長兼總支書記。1940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及中央宣傳部幹部教育科科長。1942年初至1943年春任中共延安縣委副書記。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延屬地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6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材料研究室主任。1947年起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幹部處處長兼教務處副主任。1948年7月至年底任中共魯中南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兼任區委黨校副校長（至1949年3月）。1948年底至1949年3月任中共魯中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1949年4月至9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

1950年9月起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後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語文教研室主任、短期訓練班主任。1961年5月起任中央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康生辦公室主任。 ^[9] 

1975年1月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81年2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罷免曹軼歐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撤銷其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職務。 ^[7-8] 

曹軼歐是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中共七大代表，中共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1981年被撤銷）。 ^{[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