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言行

曹言行（1909-1984），山東省招遠縣雀頭孫家村人。家境清苦，靠勤工儉學和親友接濟讀完大學，獲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地下革命活動。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和南下擴大宣傳團。抗戰開始後，到黨中央社會部工作，後任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副處長。此間，在極其嚴酷的環境中，同國民黨反動派和閻錫山反共投降陰謀進行了尖鋭複雜的鬥爭，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接見和勉勵。後歷任八路軍延安總司令部高級參議、晉綏邊區七分區專署專員、綏蒙區黨委國軍部副部長等職。在解放戰爭中，參與領導了晉綏敵後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黨的地下工作，做了大量統戰和瓦解敵軍工作。北平解放後，任北京市建設局局長，親自指揮了為迎接開國大典而進行的工程建設，整修了天安門廣場和幹道，修建了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電動旗杆。他還組織領導了挖“三海”、疏通河湖水系、疏通舊下水道、治理龍鬚溝等工程。此後，歷任北京市衞生工程局局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國家計委委員、黨組成員兼城市規劃局局長，基本建設局局長，國家建委委員、黨組成員，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駐越南經濟代表，對外經濟聯絡部黨組成員、辦公室主任，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城建組副組長等職。1984年病逝。 ^[3] 

1938年10月任八路軍駐山西（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辦事處副處長。按照中共中央“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總方針，運用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以公開工作掩護秘密工作之原則，在艱苦而複雜的環境裏展開對閻錫山以及部下的抗日統戰工作，及時掌握閻錫山的動態，又在蔣閻矛盾中支持閻錫山，使國共兩黨之間起到緩衝作用，有效地拖住閻錫山未能公開降日。1939年12月在晉西事變中，曹言行把有關閻錫山的陰謀活動情況隨時電告中共中央，並設法幫助在秋林來不及回前方的犧盟會、決死隊幹部和數百名進步青年學生撤往延安。 ^[1-2] 

1941年春，曹言行按照中共中央電示向閻面陳皖南事變真相，望其仗義執言勸蔣以團結抗戰大局為重，立即釋放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全部被捕將士。閻錫山卻以“這恐怕是地方駐軍發生誤會鬧事”為由而對事變未予表態。中共中央認為閻錫山在第2次反共高潮中，所持態度是中立的，對孤立蔣是有益的。1942年，他們將準確獲悉閻日雙方定於5月間在吉縣舉行“安平會談”的情報速告延安，黨中央立即登報披露，迫使閻錫山的降日陰謀破產，當年，因蔣封鎖陝甘寧邊區、剋扣閻部隊軍餉，使之均遇困難。經在延安的辦事處處長王世英藉機向閻錫山提出“以物易物，以有易無，互助互利”的辦法，閻錫山即令其經濟部門主要負責人與辦事處商談，以黃河兩岸渡口作為彼此換貨的地點。這不僅解決了雙方的一些實際困難，更在胡宗南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線上打開了缺口。此外，曹言行從1942年起連續3年代表朱德去給閻錫山祝壽，以示八路軍要與其堅持合作，抗戰到底。 ^[1-2] 

1945年4月間，曹言行奉命徵求閻錫山對聯合政府的意見，閻錫山既不擁護以蔣為首的國民黨獨裁政府，也不贊成中國共產黨主張成立的聯合政府，仍想把山西作為獨立王國。曹言行又拜訪了集團軍司令孫楚、閻錫山的參謀長郭宗汾、二戰區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以及交際處處長等，均對所談聯合政府不表可否。他還接觸了閻錫山的幾個失意舊部下和晉中日報社編輯、山西大學校長與幾位教授以及部分黨政委員會人員和進步青年，都認為成立聯合政府是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月底回延安後，他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作了彙報，在談到蔣企圖借反攻日本之名行“掃蕩”八路軍之實、閻錫山想搶先進太原的陰謀和孫楚提出請我讓點地方解決吃飯問題等情況時，毛澤東説：你和辦事處同志們的工作做得很好，閻錫山那裏有什麼事，我們隨時可以知道。7月初據朱德指示，他攜帶黨的七大的公開文件重返辦事處，利用黃河書店及各種關係人員，瞭解到閻軍正向同蒲鐵路沿線調動的情況，及時電告延安。 ^[1-2] 

日本宣佈投降後，曹言行帶領辦事處全體人員奉調回延安。在閻錫山軍事機關內歷時7年的統戰聯絡和隱蔽鬥爭中，他們始終以進攻的防禦與之周旋，打通層層關係，衝破道道難關，往返延安攜帶密件、押運物資、護送人員、從未發生差錯，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表揚，並曾因此擔任八路軍延安總司令部高級參議。抗戰勝利後曾任晉綏邊區行署第七分區專署專員。 ^[1-2]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城市規劃局局長，基本建設局局長，中國駐越南經濟代表等職。 ^[1-2] 

夫人：呂新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