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新

曹立新作品多次參加國家、省市級展覽並獲獎，刊登於專業刊物，並被有關單位、個人收藏。2002年5月14日參加了鎮原縣上肖鄉“聯村聯户為民富民行動書畫筆會暨書畫名家邀請展”。 ^[1]  將於2013年5月起與朱安平、祁恩富 ^[2]  、任志忠、劉策、劉玉珍、張靈童、常升、盧旭東、郭偉峯、焦肖豐等人在蘭州、北京等重大城市舉辦“當代實力派國畫家十一人全國巡迴展”。

曹立新主功寫意花鳥，擅長寫意牡丹、荷花、梅、蘭、竹、菊、。其作品格調高雅、清新，用筆豪放、靈動。特別是牡丹豔而不俗，嬌而不媚，一簇簇國色，一陣陣天香，給人性情，感人心靈。

——畫家曹立新和他的畫

苟益謙

在這個書畫名人如超女般摧生，泡沫般幻化的時代，生活在社會最基層的畫家曹立新先生是註定要默默無聞、平凡而樸實地度過他的寫意人生的！他長期遠離媒體的炒作，也沒有耀眼的光環，僅有的只是對書畫藝術的熱愛與執着，以及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自我陶醉與欣悦！他在近三十年的臨習與創作中，把寫意花鳥畫作為他主功方向，書法也頗見功力。把畫畫、寫字作為業餘生活的全部，恆久堅持、情有獨鍾。他的寫意牡丹、春夏秋冬、梅蘭竹菊四條屏逐漸被大眾喜愛和收藏，特別是寫意牡丹、用筆豪放，力度外現，用墨淋漓、瀟灑流暢，豔而不俗、嬌而不媚。他善於作大畫，或八尺、或丈二都是其拿手好戲。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省、市美展並獲獎，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評。並被甘肅省美協吸收為會員，湖南芙蓉畫院選聘為特邀畫家。

1983年，出生於書香門第，年僅二十歲的曹立新先生被招聘為鄉鎮文化站專幹，通過地、縣“鄉鎮文化站幹培訓班”的培訓和慶陽地區藝術學校的強化培訓，他與書畫結下了不解之緣，走的是一條自學成才的艱苦之路，三十年來筆耕不輟，探索不停，邊臨摹邊創作，在潔白的宣紙上揮寫着他的快意人生，在水墨交融中感悟着生活的艱辛和不易。他謙虛好學，善於借鑑，能取眾家之長化為己用；刻苦勤奮、敏於思考，在臨摹中求變化，在變化中得新意。終於形成了水墨淋漓而不失法度，雄渾酣暢而不粗野的大家風格，連一些成就很高的名家都對他讚賞有加。

我與立新先生同鄉，由書畫結緣並交友甚深，數十年來知其人而識其畫。他為人謙和純樸，從不高談闊論、亦不張揚，而是沉靜、低調、淡泊名利。於畫則刻苦勤奮。知天命的他已家業有成，兒孫滿堂，正宜潛心畫事，傾心創作的黃金時期，但願立新先生能持之以恆，多走動，多交流，並能在技法嫺熟的基礎上更精到、更凝練，在創作意識上再提高一些，情趣和品位會更好！

——2011年10月於俯仰堂

（本文作者：苟益謙，著名書法家，慶陽市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慶陽書畫》主編。）

曹立新先生工國畫已近三十餘年，擅長寫意花鳥，兼習書法與攝影，並對中國源遠流長的繪畫藝術史頗有研究，精習古詩文，能融會貫通，以滋養他痴迷的繪畫事業，昭示其性靈，豐富其精神。作品入展全國及省、市美展或獲獎，深得藏家喜愛。不俗的成就與盛名之下，他低調沉穩，樸實厚道，謙和真誠，樂觀自信，真藝人本色。和他談書論畫，他不會像那些張揚與賣弄派那樣，滔滔不絕地道出一堆大而無當的虛浮理論。但提到美術史上的那些大師，他卻能旁徵博引，從中國古代到當世，尤對任伯年、吳昌碩等推崇有加，闡其藝術觀念與作品，信口道出，無不精當，體現出博識與獨見，令人服膺。在藝術實踐中，不管是對自然物華的觀察與體悟，案頭孤燈下的苦習，或外出取經深造，他都是專注而篤誠的，這使他的藝術取向與表現技法不斷轉換、更新和熟稔，從而向更深邃、闊朗的藝術境界不斷探索掘進。

曹立新走的是傳承、苦學、體悟、出新的人文藝術創作路子。他生命中流淌着先天性的繪畫基因，祖籍華夏農耕文化發源地甘肅慶陽，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生併成長在素有“書畫之鄉”稱譽的鎮原縣（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命名的“中國書法之鄉”）上肖鄉，其高祖父乃是當地知名畫家，地處甘肅平涼市的隴上道教聖地崆峒山及陝西隴縣景福山，至今還保存着這位民間藝人繪製的壁畫和雕塑。父親教書為業，而更多的人卻知道他是一位畫家，享譽一方。曹立新秉承祖上的嘉範與遺脈，家庭的薰陶和這裏淳樸、豐厚的風習，在他的生命中儲存了無形的繪畫藝術靈感和豐沛的創造性能量，從而選擇了代表着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和觀念的藝術形式——寫意畫，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難能可貴的是：從最初接受的薰陶、嘗試和臨摹開始，頗具天才稟賦的曹立新在藝術的入門階段，就開始培養並不斷強化着其藝術創作的人文意識與純正的表現慾望，從而有效地克服和避免了長期創作中的盲從或技術至上的歧途與劣習。他注重寫意畫描繪生動的形神、抒發胸懷與心境的真髓，而不是展示凡華色相，使他的作品沒有沾染上“俗氣”。他的家鄉所在的隴東大地，風物宜人，四季分明，春夏繁花似錦；秋野瓜果鮮潤，蟲鳥和鳴；隆冬銀裝素裹，曠朗無塵。曹立新幼小的心靈感觸與記憶最深刻的，定然是這諸多神秘而生意盎然之物象，這無形中給他關於藝術審美情趣的培育以及繪畫題材、光線、色彩、視覺等選擇，提供了神助般的啓悟與內在動力，這正是古老的東方藝術所倡導的師法造化、天然生成的核心內容。也使他對生命的本真情懷和人類永恆追求的真、善、美充滿了無限的嚮往，從而把他的人生感悟和對美的神往，寄託在他熱愛的繪畫藝術當中，從容自由地向世人傳達着個性化的價值堅守和藝術審美觀念，依此構築他豐富的精神世界。

花鳥草木，乃是天地之造化與自然之菁華，宇宙之生機，各具生命情態、性情、色彩與靈韻，籍以裝點自然，美化人的心魂和情感天地，是人類友善而温情的依賴和陪伴。曹立新多年專攻寫意花鳥，以寫意牡丹、梅、蘭、竹、菊、荷見長。論者稱其作品：“格調高雅、清新。用筆豪放、靈動。特別是其寫意牡丹豔而不俗，嬌而不媚，一簇簇國色，一陣陣天香，觸人性情，感人心靈”。

從本質上説，藝術活動就是在自由創造與悦性中的修習，在探索、限制與超越中的理性反思與人格完善，也即“定性安心”，藉助筆墨寄託人的情感與美好願望，表達“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載道與達道，是藝術的本質與使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生命存在之道與藝術之道都是由主體與表現對象的自然本性決定的，而且嚴格遵循着大自然的運化與演進規律，即所謂“道法自然”。世間諸物，均是藝術符號（語言文字、色彩及聲韻）的原型與啓蒙，正如《繫辭下傳》中説：“……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繪畫的語言符號，更是語言文字之母本，並且永久性地保持着原初的狀態，不會輕易被污染、破壞或變質。這也許正是繪畫作品之所以比文學等其他藝術品更直觀、感目和具備誘惑力的根本原因，也是其獨有的、直接冠以“美術”之名的特權和根據。曹立新深諳此道，其創作立意與作品傳達出來的氣息正與此而契合。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曹立新高中畢業，由於從小就摸索着學習畫畫，練就了“童子功”。那時候，在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的初始階段，全社會都在挖掘人才，他便幸運地被基層鄉鎮文化單位招錄，從事專業繪畫二十多年。雖然命運把他做弄到最終離開了他熟悉而又熱愛的工作崗位，成了一名農民畫家。任歲月磨練，生計催逼，他始終鍥而不捨，堅持不懈地苦學勤修，對他執愛的繪畫藝術充滿了信心和熱情。他潛心揣摩自己心儀神往的古典名作，而後意取之，究其意，窮其理，傳其神，繪其韻。為此，在幾十年的探索中，他幾乎每天堅持畫畫到凌晨三、四點才休息。因此，他的繪畫以功力見長，他深信功至自然，才能率性而為。同時，他又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一味地臨摹古人的作品或困於傳統和禁忌，也是不會走得更遠的，必須在繼承中尋求突破和創新，使國畫這門古老的傳統藝術和新時代的審美要素相結合。因此，他的每一個階段的蜕變，都是在不斷地超越和刷新自己，不論在筆墨語言、造型手段、畫面質感等方面，基於傳統又異於既有，畫作寓新意與平實，不給熱愛其作品的人帶來膩煩和審美疲倦，而是把多種風格和表現手法熔合一爐，進行大膽嘗試，使讀者從中獲得多重美感享受和心靈怡悦。

綜上，我對曹立新寫意花鳥畫的創作實踐，有以下的感受和認識——

他所持守的師法造化的創作理念與潛心實踐，使作品呈現出自然而純正的狀貌。他不斷地進行思考和突破，賦予了畫作更豐富的色彩和審美元素。在挑戰和超越自己的過程中，他沒有違背傳統寫意畫“立象盡義”與“以形傳神”的準則與創作規律，而是嚴格遵循寫意畫“寫物寄情”和追求“外簡內美”的表現思維與要旨，為求新而奠基。他也不刻意製造“陌生化”的審美效果，更沒有追風或走極端的“邪念”，導致創造性斷路或給人們帶來審美隔閡。他的《富貴吉祥圖》等大幅作品，筆、墨、氣韻三俱，婉麗、清高，無論是色彩的濃淡，或是花、枝、葉的聚散與長勢，都凝花草於純然風骨和韻致，既還原大自然的造化之功，也凸現作者胸中之象，傳遞出濃郁的人文氣息和自然造化的原始與神妙，技法幾乎居於其次，可謂得意而忘形。《一枝清瘦伴重陽》等作品，充分體現了他對肌理和神韻的運用，追求意境靜而氣韻動，強化色彩的魔力與形制的魅力，使作品傳遞出含蓄和令人激越的美。

他對藝術創作的要求是很精到的。這是基於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勤奮求索的精神。他注重自己的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等綜合文人素質修為，敏悟萬象，以才情發靈感，以人品定作品基調。更為重要的是，他十分重視寫意畫的筆墨語言，精益求精於點、線、面的有機渾成，特別在“面”的生成上苦費心思。毫不敷衍每一處細節形象的具體刻畫，又極度在意全幅的感受、畫面整體的氣氛與情境，自由運用和駕馭作品的整體色調和構型。在筆墨的勾點皴染之間，盡情地發揮智慧和想象力。筆、墨、色並重俱到。欣賞他的《一枝一葉總關情》、《香風清遠》、《花中氣節最高堅》等作品，最直接的感受是：他的藝術語言是豐富的，他對中國寫意花鳥畫的理解是通透而深刻的，對技法的運用又是接近純熟的。遠觀其氣象，近看其筆墨，都符合寫意畫對畫家在墨色、筆致、結體及情感表達等多方面的要求。作品大面積以水墨設色，在筆力、筆意和筆勢上頗有講究。畫葉時，用筆皴擦捩轉，隨意生髮，渾厚而濃郁。較好地處理形似與神似的關係，體現了理性的思考與激情的張揚，頗有藝術感染力和美學上的解析空間。《出泥不染》中，重墨與淡色的葉片特別搶眼，先聲奪人，佔據畫面的大部分比例。然而，畫作的核心還是荷花，它們挺出在畫面的右邊，豔麗，強烈，淨雅。儘管只有寥寥兩三朵，但人們的目光還是會迅速地掠過葉片匯聚在其身上，這是作者的匠心，以冷託熱，以暗彰明，可謂意到筆隨。

他更為專注的是繪畫之外的東西。花鳥畫的母體是自然萬物。因此，曹立新不僅僅把自己侷限於創作本身，也不是一味地玩味那些大師的作品，捕捉他們的技巧，而是給他要表現的花鳥設置並鎖定一個具有生命情調的廣闊背景，背景裏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東西。他用心留意大自然裏花鳥實物的生香活色與神韻氣質，包括不同情境中的光照、花與枝葉的天然構架、明暗的層次過度與變化、擺動的幅度以及給觀賞者造成的瞬時性的幻覺。這種細緻的觀察、判斷和記憶，成了他的靈感與想象力最主要的來源，同時也避免了因為借鑑現成的技術而導致與他人的重複，在作品中透漏出複製的痕跡。我們在畫紙上看到的，自然也就是他創作的第二個背景，一個藝術化了的小宇宙，是作品分娩的那個短暫的瞬間。因此，曹立新在畫外下的功夫是深沉而有益的，他把勞作的艱辛體驗、他對社會人生和生命存在的理解、花草鳥蟲的情態變化以及民間大眾的審美喜好，都有機地融合在筆墨裏。其《大壽》、《翰墨緣》、《魚樂圖》等小品中，有稚味，有拙味，也有鄉土味和人情味，氤氲着散淡的天地自然之氣、他天真爛漫的童心和無限的創造力。作品傳神而親切，韻味豐盈，滿足了多層次受眾的接受心理與美感享受。

他的作品透視出一種生機活現、高古典雅之氣。福樓拜在論述文學表達的精確和簡潔之必要性時説過：“一個現象，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表達，只能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只能用一個形容詞來修飾，只能用一個動詞來使它生動。”推而廣之，語言文字比繪畫符號要豐富得多。大師的準則尚且如此，畫家就更應該慎重一些，對自己苛刻一些。增強作者對錶現對象的敏感度和對筆墨、色彩、情緒、虛實、速度、構型等創作要素的自如操控。如此，才能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並具震撼力和感官衝擊力的經典作品，在延伸作品生命的同時，實現創作者精神的昇華。其《梅蘭竹菊四條屏》，下筆勁厲而不失穩健，以筆墨運氣而得勢，筆墨生氣韻，氣韻驅筆墨。在墨和色的交織滲透中，着意以色助墨，氣韻連貫，氣象高古典雅，極富質感和韻律感，充溢着詩境、古意和簡約，棄絕了“江湖氣”和“市井氣”，帶着強烈的個人情感和精神向度，藴涵深邃的思維活動和視覺衝擊力。

他的作品瀰漫着一種簡淡、寧靜的氛圍，顯示出卓然不凡的獨立品性和創造意識。他一直據守中國最基層的村野，把自己的身體和心魂安置在遠離喧譁的、所謂羣星匯聚的 “文化藝術中心”的鬧市，加之他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自我獨立思考和一意孤行的探索，使他的作品透視出個性化和富有創意的審美特徵，凸顯着作者獨立不凡的藝術人格操守，這即是當下充斥着互仿性的公共面貌的畫壇，需要深思的彌足珍貴的東西。在他那裏，繪畫藝術的實踐，更多的是創造而不是學問，是性情、摯愛、情趣、認識等酣暢淋漓地表現，而不是一味地向書本或同道的追索與借鑑。由於他是“在野”的，民間的，遠離中心體制和市場機制的，他的靈感來源、發現與頓悟所憑藉的對象，就只能是未被污染的、天然而純淨的人間物華。在《送君富貴吉祥圖年年歲歲報平安》、《春夏秋冬四條屏》、《春豔》等畫面裏，曹立新以水墨和色彩的乾濕濃淡與滲透，巧妙地表現花草的華滋、形態、陰陽向背與空靈奇逸，造型準確真實，筆法跌宕靈動。讓我們欣賞到的是花卉情態萬殊、肌體潔淨、生機活躍的生命本體，感受到一種瀰漫着動感中的寧靜、錯雜而和諧的濃重氛圍，一種野逸和清純。隱喻了作者獨立不倚、自強不息的人格精神，表達了其心靈的語言和個性意識。換句話説，他的創作是立足於藝術的本質規定性前提下的自由和率意，自覺而本色。他是一個永遠追求創新的畫家，他的每一幅作品，有着鮮明的共性，卻又強調其差異性，不像時下一些畫家在不停地重複自己。他是獨立的，而獨立，正是擯除了刻意為之的創造。這，也許正是當下倡導的先進文化建設中，要尊重個體獨立創造性的題中要義。

一切藝術作品都是作者心靈的肖像。繪畫藝術要藝術家還原自然的內在要求，但它畢竟是經由藝術家改造的、藝術化了的“還原”，他要求創作者夢遊物外而神融於物，視通萬里而專注於方寸，以心造境。曹立新的作品明顯地顯示出：他的認識絕對不願意停留在感覺階段，使他的情感和主觀意識這些藝術的最本質地、最原始的衝動在創作時受制約。其實，我曾經請教過曹立新，直問他：“為什麼要畫畫？” “你打算把繪畫藝術推向什麼樣的理想境界？” ……對這些問題，曹立新只是笑而不答。他不是無知，也沒有流露出絲毫的困惑。他突然讓我似有所悟——這些問題原本是沒法給出答案的。藝術創造不管是在作品或批評層面，任何準則與尺度可能都是片面的，甚至是矇蔽我們的偽概念或偽結論。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要説有那個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只是灌注和融會於他的創作之中。

我也深知，多數繪畫藝術大師都秉持自己的內心之“道”，矢志不移地潛心修習，或悟“道”，或修“禪”，或近“佛”。而佛曰：“不可説，不可説，一説即是錯。” 蘇軾亦言：“真人之心，如珠在淵；眾人之心，如泡在水。”我知道自己的言説一定會漏洞百出，好在一切批評言論只是論者的自言自語，率意直陳。以上拙論，也是我和曹立新先生的作品進行自由地對話，只是他本人不在場而已。

（本文作者北浪，本名劉鵬輝，上世紀70年代出生，甘肅鎮原人，慶陽理工學校高級講師，作品在《人民文學》《詩刊》《文學報》《光明日報》及國家級核心期刊發表，入選年選等多種權威選本，著有詩集《低音曲》和文藝評論集《捉影書》（即出），甘肅省作家協會、甘肅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慶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