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

曹景行，祖籍浙江，1947年生於上海。

1966年上海市西中學高中畢業時，恰逢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8年到安徽南部的黃山茶林場落户“上山下鄉”，務農十年。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 ^[2]  。

1982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到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美國農業及美國與亞太地區經貿關係，任助理研究員。

1989年移居香港，在中文《亞洲週刊》工作八年，歷任撰述員、編輯、資深編輯、副總編輯，兼任香港《明報》主筆。

1994年成為副總編，之後兼任《明報》主筆，寫社論和評論。 ^[9] 

1996年轉入香港【傳訊電視】，任【中天新聞頻道】總編輯，前後約半年。

1997年轉行電視，出任香港傳訊電視中天新聞頻道總編輯。 ^[9] 

1998年進入香港鳳凰衞視至今，作為鳳凰衞視時事評論員，先後主持及主講《時事開講》《總編輯時間》《口述歷史》《風範大國民》《景行長安街》等節目。也為香港《明報月刊》、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等報章撰寫文稿。

2005年起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先後主講或聯合主講《電視新聞評論》《電視新聞專題》《大眾傳媒與國際關係》《高級新聞評論》《鏡頭下的戰爭與國際關係》等課程。

2009年加盟浙江電台FM93交通之聲，主持節目《曹景行有話説》。

2012年9月加盟江西衞視，主持《深度觀察》。

2013年5月24日，著名媒體人曹景行宣佈正式加盟亞洲聯合衞視(英文簡稱UNB)，就任總編輯一職。

2013年5月24日，著名媒體人曹景行宣佈正式加盟亞洲聯合衞視(英文簡稱UNB)，就任總編輯一職。

曹景行曾任鳳凰衞視資訊台副台長、鳳凰衞視言論部總監、《時事開講》節目主持人、《景行長安街》節目主持人。

歷任暨南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清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2022年2月11日，知名媒體人曹景行因病去世，享年75歲。 ^[7] 

曹景行有個橫跨政治、歷史、新聞和文學“四界”的父親———曹聚仁，曹聚仁先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入門弟子，與魯迅交往密切，寫有《魯迅評傳》，1950年隻身赴港從事自由寫作；1956年起，曹聚仁為國共和談之事頻頻北行，是中南海毛澤東、周恩來的座上賓，台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也秘密邀其“暢談”，密商兩岸和平統一事宜。曹聚仁去香港時，曹景行才三歲，雖然父親以後頻頻北上，但和家人共聚的日子加起來最多也只有一個月。直到1972年，父親即將辭世，在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下，曹景行從安徽鄉下返回上海，和姐姐曹雷一起趕往澳門，卻沒能見到父親在世之前的最後一面。曹景行在《〈香港文叢（曹聚仁卷）〉前記》中寫道：“每當朋友説我在香港新聞界打工是‘繼承父業’時，我難免肚中一番苦笑。來香港後，曾看到好幾篇文章，作者都講到早年如何受益於我爸爸之教；對於我來説，這卻是一種奢望，難以企及。”

不管任何時候，提起自己的成就，曹景行都會謙遜地説，“我們就像一個球隊。我不一定是踢得最好的，但我正好在這個位置上，球正好到我腳下，如果這個球踢開了，也未必説我本身很好，是因為這個機會好。”這句話，也印在了他新書的封皮上。

“做主持人時，我消耗的全是年輕時代的累積。”曹景行説，在這種累積之上，每天看到的資訊和新聞，便自動在頭腦中分類，“比如以巴衝突，我30年前就開始關注，兩岸關係關注了20年，中美關係關注了30多年……對我們來説，每個突發的新聞事件都能和原來所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在歷史的脈絡上有系統地做新聞，就會很清楚、準確。”閲讀，是曹景行“開講”的堅實後盾。他把自己的閲讀分為年輕時的“亂翻書”和現在的“讀報時代”。“知青時期在安徽，是最想看又看不到東西的時候。大家互相傳書，拿到手上就翻。”身處資訊匱乏的農場，曹景行像一塊海綿，從農場發給幹部的書中汲取養料，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馬列著作，抓到手就狂讀。這一路，他把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等等艱深的書讀了個遍，“比如説我拿一本黑格爾，非常枯燥也會去看，甚至還不止看一遍，不管讀不讀得懂。” 到大學，他囫圇吞棗的“亂讀”時代結束，開始系統地消化整理之前的營養。“我有更多的時間來看我想看的書，除了上歷史系的課，我還去上世界經濟、國際關係的課。在社科院的六七年，我也大量閲讀——這些都成了我後來做新聞工作最重要的後盾。”

時代造就他們的遺憾，卻也造就了厚積薄發下的輝煌。在曹景行看來，這種經驗是一個時代的普遍經驗，而“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有這種心態和環境”。曹景行將沉澱的智慧一點點釋放，也適時補充新的資訊和知識。在媒體眼中，他是新時代的“知道分子”，以獨特的真知灼見走在時代前列。

曹景行卻無意長久地在浪尖激盪，而想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古人求知模式裏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似乎只完成了一半，“我喜歡攝影，想到處走走。我每天都會看碟，電影有時比新聞深刻，能反映不同國家的人和社會。”

現在的曹景行，在北京高校享受着寧靜的學者生活，也時常以寫作和策劃的方式介入媒體。“不管我是否離開新聞媒體，都會保持閲讀習慣，每天讀10份日報。”

隨着曹景行在內地知名度越來越大，在街上也不時被人認出。有人對他説，“我晚上睡不着覺，看了你的節目覺得還不錯，養成習慣後以後不看還睡不踏實。”曹景行便開玩笑説，希望這樣的“失眠者”、“夜貓子”越來越多。

不過出名也有出名的煩惱，曹景行並不是個很注重小節的人，現在出門前也得看看穿着是否合適，舉止是否得體。“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賣冰糖葫蘆的，一時嘴讒買了一串，但想想在馬路上吃被人看到不好，只好藏在衣服裏回賓館才飽了口福。” 50多歲的曹景行依然童心未泯，不肯服老。“在我們評論組裏的7名評論員，我不是最老的，還有3個都比我年紀大呢。”所以，無論是搞策劃、跑採訪、説評論、辦記者站，曹景行都忙得不亦樂乎。談起未來，他沒有明確的規劃，“做自己沒做的事情，未來仍然充滿變數”。

著作有《香港十年》和《光圈中的鳳凰》。

主持東方衞視《雙城記》，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特邀評論員。任東方衞視“景行兩會主持人”，東方衞視特約觀察員。

説起自己的事業發展，曹景行連説沒想到。因為他到了近30歲才看上電視，到了51歲“知天命”的年齡反而“觸電”成了電視人，由此他忍不住感慨：生活真是充滿了偶然。

10多歲的他碰上“文革”，和不少上海知青一起到安徽的農場裏插隊落户。

“文革”後期，他開始從農場發給幹部的書籍中“吸取養料”，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馬列著作，抓到手就如飢似渴地讀。

1977年恢復高考，曹景行本來想報考化學系，但因準備不夠充分，就報考了把握較大的文科。次年，他和妻子一起雙雙考上大學，一個學歷史，一個學化學，重回上海。後來進入上海社科院工作。

年過40歲之後，他又選擇香港作為事業的新起點。他一開始就進入格調較高的《亞洲週刊》，後又擔任了《明報》的主筆，寫評論得心應手，為在鳳凰衞視“説評論”鋪平了道路。“人家説我從事新聞是子承父業，但其實我4歲時就和父親（曹聚仁）分開了，更多的是從他4000多萬字的作品中受到薰陶，他淡泊名利的性格對我影響很大。”因此，他對女兒的事業也同樣抱着順其自然的態度。女兒在美國做市場營銷，也有回國內發展的想法。他不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到女兒身上，只是把得到的資訊提供給她參考。

曹景行早年在社科院做了多年的研究工作，面對做學者和做新聞人的取捨問題。曹景行主張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由於他性格里帶着那麼點“不安分”。一談到新聞，他眼中閃着老頑童式興奮的光芒，他甚至用“好玩”和“刺激”來形容做新聞的感覺。特別是遇到重大的新聞事件，它影響着整個社會、整個人生。做為一個新聞人，能夠見證歷史發生在你的身邊並且能夠直接參與的感覺是一種刺激。這種刺激會使人興奮並且持之以恆。

曹景行選擇做新聞人的另外一個因素是環境所迫。初到香港時，內地的學位是不被認可的。進不了大學，做不了公務員，就只剩下兩條出路，一個是經商，另一個就是進媒體。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媒體。到鳳凰之後，曹景行起初只是做策劃工作，幫竇文濤想點子，幫《楊瀾工作室》出主意。直到1998年7月，鳳凰台要開《財經論壇》，想找一個年紀稍微大點兒的人做主持，他才決定試一試，就這樣試了一年。這期間趕上了兩會和克林頓來訪，他又開始試着做評論。這一做就做到了1999年。1999年5月9日，北約的導彈轟炸了中國駐南大使館，大規模的電話連線和他救急用的及時評論獲得了觀眾非常強烈的反饋。同時，這個重大事件讓曹景行發現了自己的未來空間，就是在《時事開講》做評論員。

曹景行説，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説假話、不説自己不相信的話是底線。當然，這並不代表什麼都可以説。相較於其他主流媒體甚至於西方的權威媒體，鳳凰給予評論員的表達空間相對來説是比較寬鬆的。就拿《時事開講》的選題來説，每期節目的內容既不提前審題也不報題，所有的程序由評論員一氣呵成。這在其他電視媒體是絕無僅有的。鳳凰是個難得的媒體，她是中國改革發展、新聞界本身轉變和中國走向世界幾個因素結合的產物。十年，對於孩子來説，這只是一個剛剛開始接受教育，開始人生起步的年齡，而對鳳凰衞視而言，這十年，已經讓鳳凰由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走向了成熟。這十年，鳳凰開始一步步向他們的目標邁進：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可以聽到鳳凰人的聲音。他説，若干年後，當你回首過去，你能在中國新聞的發展史上找到鳳凰的地位，她的作用就在於她起到了引領中國媒體走向世界的催化劑作用。

《時事開講》已經有了非常固定的收視羣。雖在深夜播出，卻已形成一批高層次的政要、企業管理人員等固定收視羣體。曹景行説，因為他力爭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一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一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這就涉及到了政治評論的火候問題。曹景行有兩個基本立場是一定要把握住的。首先就是要基於事實，新聞評論不是個人主觀的發揮。新聞基於事實，不僅是當天發生的新聞事實，而且要禁得住未來發生的事實的檢驗。第二是基本的原則立場，所有的言論基調都是從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

《時事開講》的成功還在於評論員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專家角度向觀眾灌輸某種概念，而是一種平等的關注與交流。如果碰到敏感問題，那就在基本立場的基礎上“多走半步”。這個半步，就是指《時事開講》針對某件新聞事件相較於其他媒體的多角度、多側面的解讀。

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

説起工作，曹景行滔滔不絕。他主持的《時事開講》節目，雖在深夜播出，卻已形成一批高層次的政要、企業管理人員等固定收視羣體。他説，因為他力爭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一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一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他還向記者説起了自己的“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報紙，腦子裏總要想着：觀眾和讀者實際上掌握着“生殺予奪”的權利，節目、報紙不好看，隨時可以使用遙控器換台、或者不掏出口袋裏的“五角錢”買報紙。所以，如果連記者自己也不感興趣的內容，最好別讓它隨便“出爐”。

曹景行説，這些理論也是到了香港才總結出來的。因為鳳凰衞視是商業性電視台，做節目一定要考慮成本和回報。“我們一般不為整體包裝大量投入資金，而是集中精力打響欄目品牌，一年開創兩三個，5年就是十幾個，觀眾自然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廣告收入也隨之而來了。”

《新聞傳播學術新觀點：互聯網時代的新聞評論》

參考資料來源：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