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

曹學閔13歲時，父即謝世。他勤苦自立，力學不倦，乾隆十九年(1754年)取為進士，選入翰林院為庶吉士， ^[1]  6年後授官職。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河南道御史，又5年進為刑科給事中，次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他專司糾察建言之職前後達8年之久，所上奏章，敷陳時事，都是關於政治得失、剔弊革新、有益於人民生產及生活等事宜。由此乾隆皇帝很賞識他的政見，對他所陳意見，屢批答可。後又被提升內閣侍讀學士、宗人府府丞等。

曹學閔在朝任職30年，兩次擔任纂修官，三次巡試，兩充同考官，端品勵行，為官清慎，深為乾隆信任。頗好施財行善，在京曾修山右三忠祠、三晉會館、楊椒山先生祠、義園、永定門外掩骼會等，都是捐己薪俸，詳細計劃，親身督理。平生酷愛山水，嚴寒盛暑從不憚跋涉之苦，往往樂而忘返。晚年講求養性之道。詩文多抒寫性情，著有《紫雲山房詩文抄》行世。

據記載，乾隆嘉慶間，自曹慕堂始，曹氏家族多出舉人、進士等，在朝野傳為美談。

二、《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概況及規模

《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封面、內文、封底共94頁，6549字。初始，自嘉慶元年至嘉慶五年(1796-1800年)，由翁方綱題箋及內文(碑、銘、傳、家傳、逸事)和五人跋文共87頁5941字，書寫在13×20釐米的宣紙上，共為一冊。後至光緒二十八年間(1902年)被裝裱在26.8×42.5釐米的宣紙中下端，上端留白12釐米，下端留白9釐米。封面由張之洞題箋，並於扉頁題記，後又有光緒朝三人題跋。

1、涉及名人大家

全冊涉及乾嘉年間15人(翁方綱、朱？？、黃洽、錢大昕、何元？？、何道生、邵晉涵、韓克均、紀昀、李鑾宣、王傑、張若、王昶、王肇嘉、董誥)；光緒、宣統間6人（張之洞、端方、侯汝承、李葆恂、吳廣沛、褚德儀）；民國至現代1人(李宗桐)。以上22人均系清代命官和民國人物中精於書法、詩畫、金石之學及史學的名家。

2、涉及書體書法三種

① 館閣體書法共69頁4412字(黃洽17頁、何元？？20頁、何道生7頁、韓克均15頁、李鑾宣10頁)；

② 隸書體書法4頁291字(翁方綱1頁、王肇嘉3頁)；

③ 行書體書法19頁1846字(翁方綱8頁、王傑2頁、張若？？2頁、董誥2頁、李葆恂3頁、吳廣沛1頁、褚德儀1頁)。

3、涉及印鑑印模十人二十方

① 翁方綱：“蘇洲”、“翁方綱”、“覃溪”(“侯汝承觀”)

② 李鑾宣：“鑾宣印”、“李氏石農”

③ 王傑：“葆淳”、“王傑之印”

④ 張若？？：“張若？？印”、“簡叟”、“東龍眠山人”

⑤ 王昶：“述庵”

⑥ 董誥：“董誥”、“柘林”(張之洞“孝達審定”)

⑦ 張之洞：“臣張之洞”、“壹公”、“孝達審定”

⑧ 侯汝承：“侯汝承觀”

⑨ 吳廣沛：“劍華”

⑩ 褚德儀：“義州”、“褚儀”

基於以上情況，此冊是一有規模有檔次的書法大冊。

山西汾陽曹慕堂，出仕任官至乾隆朝宗人府丞，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去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葬於家鄉。此間，朱？？撰“曹慕堂墓誌銘”、錢大昕撰“曹公神道碑”、翁方綱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撰“慕堂先生傳”、邵晉涵撰“曹公家傳”、紀昀(曉嵐)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撰“曹宗丞逸事”。以上為六年多時間內先後形成的祭祀追思原始撰文，足見曹慕堂在當時任官為人的名望。

1、《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的形成。

在五則原始撰文完成後年餘，即嘉慶元年(1796年)曹慕堂長子受子(錫齡)、三子申子(祝齡)邀山西同朝任官的五位同僚，將碑銘志傳逸事重書為冊：

古絳黃洽書朱？？撰“曹慕堂墓誌銘”、靈石何元？？書錢大昕撰“曹慕堂神道碑”、靈石何道生書翁方綱撰“曹慕堂先生家傳”、汾陽韓克均書邵晉涵撰“曹公家傳”、靜樂李鑾宣書紀昀撰“曹宗丞逸事”。

至七月重書成冊後，求翁方綱撰書後，延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撰成“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書後”，併為此冊題《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之名箋。

隨後，錫齡、祝齡兄弟又邀在朝京官大員文人學士為之題跋：

陝西韓城王傑嘉慶二年(1797年)年題跋、安徽桐城張若？？嘉慶二年(1797年)題跋、上海王昶嘉慶四年(1799年)題跋王肇嘉書、浙江富陽董誥嘉慶五年(1800年)題跋。

至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至嘉慶五年(1800年)圍繞曹慕堂先生去世後，這一有意義的結集歷時13年終成一冊。這時的冊還是13×20釐米的宣紙小冊，被曹氏兄弟珍藏。

2、光緒朝轉歸張之洞收藏。

時光流轉，間隔102年後的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之洞獲得該冊，精心裝裱制封，題箋為《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並鄭重鈐印“壹公”名章。同時，在扉頁署：“光緒壬寅三月既望南皮張之洞觀於抱冰堂”，鈐印兩方，並在董誥跋文之後，鈐“孝達審定”印一方。可見張之洞對此冊珍愛有加。經裝裱制封的新冊已成為大冊，即現在所見，26.8×42.5釐米的大冊。

3、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前歸於端方。

事有湊巧，張之洞獲得此冊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間，時任湖廣總督，不久因朝事離任，由端方代理湖廣總督。端方為好賢愛古大家，竟然從張之洞手中接藏了此冊，此冊有幸，又得端方三位高足題跋，從跋文中可知其端倪：

當年七月十五日李葆恂跋文中即稱：“猶幸恰遇好賢愛古如我公者而藏之”；十二月二日褚德儀跋文中稱：“？？齋尚書以先生志傳合裝冊見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吳廣沛跋文稱：“公尚書珍賞而表彰之，尤勝私家藏守矣。”

此間，或在張之洞手中時，又引起侯汝承關注，並在翁方綱書後認真地鈐“侯汝承觀”印一方。

4、民國初歸藏“高陽李氏”。

端方先生命運不舛，身為滿人，隨宣統三年清政府的完結，被譁變新軍刀劈斷命，此冊輾轉歸藏高陽李氏李宗桐。也屬奇緣，李宗桐洽是張之洞兄長張之萬的曾外孫，歷經三代，此冊收藏情緣未了，又出現了輪迴。

李宗桐於1966年先後在台灣《大陸雜誌》發表此冊中三篇跋文：

1966年3月第32卷第5期發表《翁方綱〈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書後〉真跡跋》；1966年4月第32卷第7期發表《王文端(傑)〈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跋》；1966年4月第32卷第8期發表《董文恭(誥)〈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跋》。

2011年中華書局[微博]出版發行《李宗桐文史論集》亦將上述三篇收錄其中。

李宗桐在董誥跋文前言中言及：“慕堂官至宗人府中丞，歿於乾隆五十二年。有二子皆為翰林，而與之交往者，亦皆為當代名人，故死後有許多人為之作神道碑，墓誌銘，諸子將之抄錄成冊，另請名人題跋，此冊後為端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