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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孟君
（原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
鎖定
曹孟君（1903—1967）女。長沙人。1921年入長沙稻田女子師範，其後入周南女校求學，1925年入北京大學肄業，加入共產黨，參加《婦女之友》編輯工作。1927年離校，在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實業部等處任職。“一·二八”淞滬抗戰時組織中華愛國護士隊，慰勞抗戰將士。參加宋慶齡領導的反帝大同盟。主編《新民報》副刊《新婦女》。1935年11月與寄洪等組織南京婦女界救國會，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1936年11月，在南京被捕，抗戰初獲釋，並任中國婦女慰勞自衞抗戰將士總會常委、戰時兒童保育會常務理事兼保育委員會主任、重慶 歌樂山保育院院長。1939年主辦《婦女生活》雜誌。1941年創辦《現代婦女》，任主編。參加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秘書長。旋任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婦女聯誼總會常務理事和全國婦聯國統區工作部長。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全國婦聯常委、副秘書長、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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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孟君人物生平
曹孟君，1903年生。1920年，曹孟君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當時五四運動仍在延續，但復古與封建禮教也同時沉渣泛起。因帶頭剪短髮，她被迫離開第一女師，先後入周南女校、湘福女校就讀。1923年，省立第一師範實行男女同校，首次招收女生，曹孟君又欣然報考，進入省立第一師範就讀。
1925年秋，曹孟君考入北京大學。在這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她進一步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影響，更加關心國家時事，參加政治活動。在共產黨員李芬的幫助下，她開始閲讀進步書籍，在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已在理想道路上邁開了腳步的曹孟君，並不滿足於此，她仍渴望着有新的追求。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後，她毅然與在南京的老同學組織中華婦女愛國護士隊，奔赴戰場救護、慰問傷員。從這時到1933年全面抗戰爆發，她在南京參與組織進步知識分子讀書會，參加反帝大同盟，發起成立南京婦女救國會並任會長，主編《新民報》副刊《新婦女》，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她還與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合作，創建了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擔任該會理事。她與李德全也就是從這時起，開始了幾十年革命事業的親密合作。
1936年11月22日，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她聞訊後立刻四處奔走，設法營救，但在一星期後，她也被國民黨反動派投入監獄，被稱為“南京女君子”。1937年8月，出獄後的曹孟君立即投入緊張的抗日救亡運動中，被推為中華婦女慰問自衞抗戰將士委員會常委，帶隊奔波在淞滬抗日戰場。上海、南京淪陷後，她來到武漢，見到了中共長江局婦委成員鄧穎超。從此，她就在鄧穎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在武漢，她與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負責人王崑崙結為伉儷。在從南京撤往武漢的途中，她目睹了沿途難童的悲劇遭遇，也瞭解到許多抗日將士為自己的孩子無人管而心急如焚，還聽到日本侵略者在戰區搜尋難童運回國內，準備長大後做苦力或送到戰場當炮灰，甚至割取他們的器官搶救日本傷兵。在戰火紛飛的年月，搶救難童就是搶救民族的希望。到武漢後，曹孟君就立即向有關方面呼籲，並得到中共長江局和鄧穎超的大力支持。
1938年3月，由宋美齡、李德全任正副會長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在武漢成立，曹孟君被推為常務理事。並任該會保育委員會主任。保育總會成立後，曹孟君立即舉辦保育員培訓班，參與在武漢籌辦第一臨時保育院，並率一批工作人員前往鄭州，在戰火瀰漫的前線，搶救出100多名難童。訓練班結束後，她與丈夫一起，毅然前往正浴血搏殺的徐州，兼任第五戰區動員委員會婦女委員會主任。在民族大義的支撐下，她與戰友們一起，把祖國的摯愛和偉大的母愛凝聚在一起，冒着敵機的狂轟濫炸，奔走於難民人羣中、斷垣殘壁下，艱難地收容着一個又一個難童。徐州失陷時，她和戰友們甚至沒有能夠趕上最後一列火車，硬是和大批難民一道，長途跋涉8天8夜才回到武漢。由於她這個保育會主任的率先垂範，全國各戰區搶救難童達四萬多人。
武漢失陷後，曹孟君來到重慶，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擔任重慶歌樂山保育院院長，建立了被海內外譽為“難童之家”的保育院，同時主編《婦女生活》、《現代婦女》等進步雜誌，還撰寫了不少難童保育方面的著作，指導難童保育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前後，她主要以中央銀行經濟研究所編纂的身份作掩護開展工作，擔任中蘇文化協會婦委會、中國婦女聯誼會等多家婦女進步團體的負責人。民盟成立後，還任過秘書長和組織、聯絡委員。1948年底，她因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由上海經香港進入解放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同時任全國婦聯國統區工作部部長，建立與從國統區來解放區的婦女的聯繫。
全國解放後，曹孟君被任命政務院參事，擔任全國婦聯“婦女服務部”部長，參與研究制定和宣傳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工作。在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她當選為全國婦聯執委。從1956年起，她擔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分管國際工作，兼任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理事、執行局執委。她還兼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常務理事，中蘇友好協會、中朝友好協會理事。是第一至第三屆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第一至第三屆委員。1967年，曹孟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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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孟君人物事蹟
曹孟君，1903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榔梨鎮上一個頗有聲望的大族人家。她的大哥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同盟會會員，二哥是革命家柳直荀的摯友，她從小受兩位哥哥愛國、自由、民主思想影響，又目睹了自己姐姐年輕守寡被迫進“保節堂”，遭受封建禮教殘害，逐漸養成了追求真理、正義，反抗壓迫的叛逆性格。
曹孟君最早進了鎮上的梨江女校，但因反抗校長的封建腐朽而被校方開除。後得到哥哥的支持，她才進了中學，她的中學生活也是坎坷多難，她進過五所中學，每次調校，都是為反對封建束縛或反對軍閥反動統治而被迫退學。
1920年，曹孟君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師範，那時“五四”運動的烈火仍在繼續蔓延。北京、上海等地早已開始有女青年剪短髮，但該校仍規定學生只准留一條長辮子，不準剪短髮。曹孟君卻毅然剪下了長辮，這使校方十分震怒，則宣佈開除她的學籍，但一些進步老師和學生都支持她，終於迫使校方收回成命。年方17歲的曹孟君贏得不少青年敬佩，成了長沙城內的新聞人物。
1923年，曹孟君考入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易培基是位新派人物，在校內提倡閲讀《民國日報》《新青年》《覺悟》等進步報刊，以及《復活》《父與子》等文藝名著，並允許學生們組織思想、學術討論。但卻為軍閥當局所不容，很快換了新的校長，新校長一上台，首先否定並取消了男女同校，曹孟君和全部女同學都被迫離校。
不久，曹孟君轉入當地的協均補習學校，她的二哥摯友柳直荀在該校任會計主任，在柳的領導下，反帝、反軍閥的鬥爭在校內開展得如火如荼，曹孟君被選為該校學生會主席，並主持編校刊《炸彈》的工作。1924年，曹孟君轉入北京新京學院補習。1925年，曹孟君考入北京大學，這一年，她被北大中共黨組織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6月，曹孟君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經濟上支持她的大哥，繼二哥、母親之後突然病逝，接着又傳來她的入黨介紹人李芬因叛徒出賣被害的消息，她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為了家庭生計及四個侄子學費，1927年9月，曹孟君來到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曹孟君先由同鄉介紹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當資料員，僅三個月即被裁。這時，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易培基在農礦部任部長，通過老校長關係，她進了農礦部任三等科員。1932年，她轉入實業部。當時，上海“一·二八”抗戰發生，曹孟君與在南京的老同學譚惕吾等一起組織了“中華婦女愛國護士隊”，曹任隊長，奔赴戰地，救護傷員、慰勞抗日將士。同時抓緊時機尋找組織，終於在次年秋季，在上海一個秘密住所裏，她舉手宣誓，重又回到黨的懷抱。這一年，她還參加了南京的反帝同盟。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南京的抗日救國及婦女運動。
為了加強學習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曹孟君找了王崑崙、孫曉村、胡濟邦、王楓、勾適生等，經研究、醖釀，決定再吸收一些可靠人員，組織一個讀書會。於是，1933年秋季，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南京第一個讀書會正式成立，會址在成賢街王崑崙的宿舍裏，當時除上述六人外，還有吳茂蓀、吳元戌、汪季琦、顧清侶、張錫昌、秦柳方、袁軼羣、薛寧人、後又有孫克定、狄超白、華應申等。到1935年夏末，又發展了薛葆鼎、汪得彰、季洪、千家駒等。南京讀書會每週聚會一次，地點常在玄武湖，有時在無錫同鄉會，大家認真讀書，認真討論。
1935年8月底，曹孟君、王崑崙、孫曉村、張錫昌、胡濟邦、秦柳方、薛寧人等代表南京讀書會與上海有關方面的錢俊瑞、曹亮、華應申、熊嶽蘭、沈茲九、陳波兒；無錫的陳佩三（當時無錫工運負責人）、曹惠蘭和“無錫學社”（無錫救國會前身）的李伯敏等，共計三十人，在無錫太湖邊的萬方樓舉行了一次碰頭會，會上錢俊瑞作了政治報告，指出當前形勢關鍵是中日民族矛盾超過了國內的階級矛盾，今後工作方向是貫徹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並介紹了沈鈞儒在上海的活動情況，曹孟君、孫曉村代表南京讀書會介紹了南京社會活動情況。
無錫萬方樓會議後，南京讀書會即分工負責籌備南京各界救國會，曹孟君負責籌建婦女救國會（該會成立最早）。那時南京婦女界，進步勢力同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很尖鋭，曹孟君認為，要開展南京婦女界的工作，力量還很不夠，應當打進被CC分子唐國楨把持的官辦的南京婦女會，把其中的進步和處於中間狀態的婦女，特別是比較有名望的，動員出來先參加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然後再共同發起南京婦女界救國會，後來事實證明，她的這一決策是正確的，但只能在當時南京的政治條件容許下工作。這種艱苦、複雜性最終還是被曹孟君所克服，她和王楓、胡濟邦團結了好多位當時南京婦女界有名望的人士，參加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曹孟君為該會着手主編了《新婦女》週刊，主要內容是宣傳婦女解放和抗日救國，直到南京淪陷前，共出了160期。曹孟君還很注意為婦女兒童辦實事。她嚮往蘇聯兒童有託兒所的幸福，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一成立，她就發起籌辦託兒所。1935年4月，南京市第一託兒所在南京大樹根開辦。曹任該所的常務董事，並聘請鄧季惺（《新民報》主要負責人之一）任所長。這在舊中國還是創舉，但一年後該所被當局強行接收。此外曹孟君還主持舉辦了婦女補習夜校，除學習文化，每週還舉行座談會，向學員講述時事形勢和婦女解放問題等。
1935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豐台事件”的消息傳到南京後，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發起召開了“首都婦女團體國事討論會”，那天到會的有各學校機關、團體代表400多人，曹孟君任大會臨時主席。她沉痛呼籲：“國難當頭，婦女們，全國同胞們要團結起來，迅速行動起來抗日救國！”她的呼籲受到與會代表們的熱烈擁護。就在到會羣眾羣情激憤，一致要求抗日的熱烈氣氛中，宣佈“南京婦女救國會”正式成立。這是全國最早正式成立的救國會組織。不久，南京婦女救國會成立了中心小組，其成員有：曹孟君、譚得光、沙溯因、王楓、季洪、朱艾江、何兆玲7人，曹孟君是主要負責人。會員主要是小學女教師、部分中學女教師、大中學校女生、職業界婦女和一些家庭婦女。
南京婦女救國會的成立，促成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的成立。為此，曹孟君和胡濟邦專程去上海分訪史良、鬍子嬰、沈茲九、杜君慧等，商討有關事宜。同年12月21日，上海婦女救國會也正式宣告成立。從此這兩個姊妹組織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南京婦女救國會成立後，活動內容主要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高階級覺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建立了彙報制度，彙報地點一般都是在觀音閣曹孟君家中。此外，還常和各界救國會聯合共同進行一些抗日救亡活動。“婦救”本身還有不少單獨的活動，活動方式常是利用“婦女文化促進會”“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所創立）、“新生活運動婦女委員會”“女青年會”等公開團體的名義進行的（因國民黨當局頒佈的《維持治安的緊急治罪法》，此時南京各界救國會已不能以本身的名義公開活動），曹孟君與這些組織中的主要骨幹來往密切，配合默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和李德全女士關係非常融洽，是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的積極參加者，並當選為該會的理事。這個團體，名義上提倡婦女學術研究，實際上把團結廣大婦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放在首位。形成了一支與南京國民黨御用婦女會相抗衡的力量。曹孟君與李德全也就從這時開始了以後幾十年中在革命事業上的親密合作。
南京婦女救國會以宣傳抗日救國為目的的各種活動，採用了活潑多樣化的方式：有以小學校為據點組織居民識字班；以棚户區為範圍辦民眾夜校；以女學生為對象搞女同學康樂會；以職業婦女為主學習汽車駕駛並學習射擊。同時還經常上街募捐，訪問近郊農村等。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進一步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南京婦女救國會把支持接待北平南下的學生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向他們介紹國民黨政府的動態，協助他們聯繫去各學校開展宣傳活動，還給予了經濟上援助。1936年2月，北平學生“獻旗團”到南京請願時，曾被國民黨政府秘密軟禁，曹孟君等人得到這一消息，立即在《新民報》上“捅”了出來。及時揭露了當局的陰謀。
1936年5月，上海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南京派出曹孟君、孫曉村、狄超白、王楓為南京救國會代表。這次會上曹孟君和孫曉村當選為該會常委。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婦女界救國會成員又成了“南京婦女慰勞會”活動的主力。從南京撤退以後，這些人分散到國統區各地去，在各地婦女慰勞活動中起着推動或領導作用，在抗日救亡的宣傳、募捐、搞棉衣工作中，起着帶頭作用。
1936年11月28日，曹孟君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獄中近九個月時間，面對敵人的種種折磨，她毫不動搖，敵人沒有拿到他們所想要的任何把柄。“七七”事變後的1937年8月23日曹孟君終於獲釋出獄。她拖着虛弱的身體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緊張活動中。她被以宋美齡為首、李德全為副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衞抗戰將士委員會”推任為該會常委。經常深入羣眾，宣傳、募捐，還常去火車站、醫院慰問抗日將士，直到南京淪陷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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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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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曹孟君在南京的歲月 ．團結網[引用日期2023-07-25]
- 2. 百年風華羣英譜｜曹孟君：巾幗敢謀救國事 救助難童母愛多-【專題】百年風華羣英譜 ．星沙時報[引用日期2023-07-25]
- 3. 萬里主編;呂錫琛,孫湘源,劉甲柱等副主編.湖湘文化大辭典 上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31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