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力如

16歲到永寧鎮縣立高小讀書，和劉志丹同窗。1920年7月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學習刻苦，受到教師魏野疇器重，在為魏抄寫《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譯稿中，受到教益。他和劉志丹團結榆中師生，利用説理、辦刊物、罷課等形式同陝北鎮守使井嶽秀等鬥爭，被反動勢力誣衊為“罪魁” 。

1925年春赴北京國民軍第二軍無線電講習所學習。次年4月回陝，在三原楊虎城部炮兵營當中尉文書。11月，西安城解圍後，經魏野疇推薦，和張漢民、吳岱峯一起進入軍事政治隊，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到楊虎城部工作，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十軍政治處科長、代理處長，是中共在十軍的支部書記。第十軍參加北伐在隴海路東段與直魯聯軍作戰後，轉赴皖北太和等地休整，曹任二師政治處處長。馮玉祥附蔣反共後，楊虎城繼續與共產黨合作，先後將在陝西等地無法立足的中共黨員魏野疇、 蔣聽松等安插到十軍，曹都熱情接待，為其精心安排工作。1928年2月，隨着楊虎城被特務相逼去了南京，代理十軍軍務的孫蔚如將中共皖北特委書記南漢宸送出太和，皖北形勢急轉直下。

為了抓緊進行武裝起義，2月9日召開皖北特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中共皖北臨時特委，曹被選為臨時特委委員，任臨時特委秘書長，協助臨時特委書記魏野疇部署武裝起義。4月9日在皖北阜陽舉行暴動，曹任赤衞隊大隊長。10日，皖北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曹任政府秘書長。暴動失敗後，他機智脱險，先後到開封、西安尋找中共組織未果，不得已返回陝北。秋，與組織渭華起義，失敗後回到陝北的劉志丹在甘泉縣下寺灣巧遇，決心重新開展武裝鬥爭。次日與劉一起回保安，拜見他們的老師、保安縣縣長崔煥九。曹被崔推薦擔任縣教育局督學和縣立高小校長。劉、曹在曹的家鄉吊坪村和謝子長秘密開會，決定通過合法鬥爭奪取縣民團，並派人到甘肅開展兵運工作。

不久，通過競選，劉志丹擔任了縣民團團總，曹是副團總，協助劉志丹在慶陽三道川組建武裝，並智取太白鎮民團。1931年春，因購買武器的密信被國民黨當局發現，曹被押往榆林關押。他受盡嚴刑拷打，手指骨被打碎，仍堅貞不屈，通過榆中學生曹士榮和中共陝北特委取得聯絡，接受中共組織指示和經費補助，開展獄中鬥爭。1934年冬，曹乘敵軍換防之機，用巴豆塗腫頸部，幾天不吃飯，昏昏迷迷，敵人以為他快要死了，准許保外就醫。回家鄉養傷時，又冒着生命危險入金鼎山寨，説服民團歸降。1935年7月，曹到中共陝甘邊特委印刷廠工作。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共陝甘省委恢復了他的中共組織關係，並任命他為省委秘書長。1936年夏陝甘省委撤銷，成立中共中央東北軍工委下屬的中共陝甘工委，曹任工委軍事部部長，指揮兩個獨立營和十支游擊隊，在洛河川堅持游擊戰爭，摧毀敵人兩個據點，消滅敵人兩個營，還完成了擴大紅軍、徵糧、爭取東北軍等任務。西安事變後，陝甘工委撤銷，曹任中共志丹縣委書記。他模範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該縣成為邊區先進縣。

抗日戰爭爆發後，成立陝北西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曹被任命為專員。兩個月後調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組織部任科長， 1938年1月又調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兼審計處處長。在1939年初召開的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曹被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常委，仍任秘書長兼審計處處長。在工作中，他認真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邊區工作的指示，協助林伯渠、高自立等處理邊區政務，為鞏固和建設陝甘寧邊區做出了貢獻。

1941年8月， 曹被任命為綏德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副專員，在王震專員領導下認真貫徹“三三制”原則，與開明紳士李鼎銘、安文欽、霍子樂、劉傑三、霍祝三等建立了朋友關係，廣泛聽取參議員和政府委員的意見，推動各項工作；還發動綏德人民幫助駐軍三五九旅紡毛線2萬斤， 慰勞河防將士，為堅持抗戰、保衞邊區做出了貢獻。 1943年1月，曹調任新成立的延屬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和延屬軍分區司令員王震、中共延屬地委書記張邦英一起，認真貫徹《陝甘寧邊區政府施政綱領》，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活動。他三次赴榆林做統戰工作，與鄧寶珊、左協中等人建立了聯繫，曾到甘肅固原邀請杜斌丞到邊區參政，並做過高桂滋的思想轉化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4月，曹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犯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機關轉戰陝北。為領導邊區地方工作並保證軍隊的糧草被服供應，中央西北局成立以馬明方為書記的後方委員會，曹參加後委，堅持做好後方各項工作。戰局緊張時，他和王維舟、周興等根據中共中央部署，率領後方機關和家屬隊伍從另一條路線撤退，製造假象，迷惑敵人，起到了保衞中共中央的作用。1948年初，曹兼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4月，延安光復。5月，西北局統戰部改稱城工部，曹仍兼副部長。1949年5月6日，曹協助西北軍區政委習仲勳與國民黨軍第二十二軍代表在延安開始和平談判。不久，曹又被任命為西北軍區全權代表， 和朱俠夫、張漢武、羅明、董英等人於5月22日抵達榆林，繼續同二十二軍談判， 在原則問題上堅持立場，擊敗敵特破壞，達成榆林和平解放協議。5月29日，曹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讀了整編命令。6月1日，曹與張達志、朱俠夫、吳岱峯等，率領人民解放軍榆林前線部隊進入榆林城。榆林解放後，曹任榆林軍管會主任。他領導整編軍隊，消滅匪特，整頓金融市場，解決糧荒，恢復生產，組建地毯廠、製革廠，修建榆陽大渡槽，修通小西門水門洞，為榆林以後的建設打下了基礎。

貧苦農民家庭出身，少時放牧5年。

1918年起先後就讀於本縣永寧山高小、榆林省立第六中學。在共產黨員魏野疇等影響下，思想趨向進步，和劉志丹等開展學生運動。

1925年春到北平國民軍第二軍無線電講習所學習。

1926年4月回陝西，任楊虎城炮兵營中尉文書，後進入軍事政治隊學習。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 ^[1] 

19 27年春起任楊虎城部國民軍第十軍政治處組織科科長、代理處長，第二師政治處處長等職。黨內職務為黨支部書記。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擔任第十軍特派員，推動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鬥爭。在該軍共產黨員身份暴露、蔣介石派人“清黨”時，保護了近百名共產黨員。

1928年2月任中共皖北臨時特委 委員兼秘書長，協助特委書記魏野疇籌劃和發動皖北土地革命。

1928年4月皖北起義後，任皖北赤衞隊大隊長。10月任皖北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總指揮部秘書長。起義失敗後，輾轉開封、西安尋找黨組織，與劉志丹返回陝北，開展陝甘地區的武裝鬥爭。曾擔任縣高小校長、保安縣民團副團總、團總等職，掩護開展地下革命工作。後成立中共黨支部，將保安縣民團逐漸改造、編組成革命武裝，協助劉志丹在甘肅省慶陽三道川組建武裝，智取太白鎮民團。

1931年春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榆林監獄遭受酷刑，領導成立監獄中共臨時支部，並設法與中共陝北特委取得聯繫，開展獄中鬥爭。1934年冬以病重保外就醫。出獄後繼續開展革命工作，擴大赤安縣蘇區。同時開辦夜校，組織青年學習，培養革命幹部。後在中共陝甘邊特委印刷廠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先後擔任中共陝甘省委文書、秘書。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中共陝甘省委執行委員、秘書長，配合紅軍東征、西征。

1936年夏至冬任中共陝甘工委軍事部部長、陝甘南路軍指揮部總指揮、洛河川獨立團團長，領導遊擊戰爭，配合了主力紅軍。

1937年1月至7月任中共志丹（赤安）縣委書記。7月至9月任陝甘寧邊區陝北西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組織科科長。9月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處秘書。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任邊區政府秘書長、審計處處長。

1938年1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審幹委員會委員。

1939年1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當選為邊區政府委員，同月至1940年9月任邊區法制委員會委員。

1940年9月至1941年11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常務委員。

1941年11月起任陝甘寧邊區財政廳副廳長兼邊區財經處處長、邊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12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生產委員會委員，組織大生產運動。

1941年8月至1943年11月任陝甘寧邊區綏德專署副專員。與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軍長左協中等建立聯繫，開展對國民黨第十七軍軍長高桂滋等人的 統一戰線工作。

1943年1月至1946年5月任陝甘寧邊區延屬（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中共延屬地委委員、常委。

1943年2月至1944年11月兼任延安市市長。1943年6月起任西北局研究各地財經機關統一領導委員會成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

1946年4月至1949年4月任中共中 央西北局副秘書長、陝甘寧參議會常駐議員（至1949年9月）。

1947年3月任七人組成的黨的後方委員會委員，與王維舟、楊靜仁等率後方機關另路撤退，迷惑了敵人，起了保衞黨中央的作用。

1948年初至5月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同年5月至1949年4月兼任西北局城工部副部長。

1949年5月至12月任中共陝北區委常務委員、陝北區行政公署主任兼黨組書記（至同年6月）。參與和平解放榆林的談判，擔任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全權代表，促使國民黨第二十二軍將領迅速達成榆林和平解放協議。

1949年6月至8月任西北軍區榆林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1949年12月8日在調赴新疆途中，在西安灞橋因車禍遇難犧牲。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 

曹力如的大女兒曹東林，從國防科工委退休，現住在北京，有一兒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