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劌

曹劌是周文王兒子曹叔振鐸的後人。魯莊公十年（前684年），齊桓公不顧剛就任主政大夫的 ^[2]  管仲的竭力勸阻，派高傒、鮑叔牙、公子雍率大軍伐魯。此前，齊、魯幾次交戰，魯國都被打敗。聞聽齊大軍壓境，魯莊公和羣臣大驚失色，不知所措。

這時，曹劌求見莊公，主動提出為抵抗齊軍出力。他的同鄉人説：“那些居高官、享厚祿的人在那裏謀劃，你又何必去參與呢？”曹劌説：“居高官、享厚祿的人目光短淺，不能深謀遠慮。”於是入宮進見莊公。曹劌問莊公：“您憑什麼條件來跟齊國作戰？”莊公説：“衣食這類養生的東西，不敢獨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給別人。”曹劌回答説：“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是不會跟從您的。”莊公説：“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虛報數量，祝史的禱告一定反映真實情況。”曹劌回答説：“這些小信用不能讓神靈信服，神明不會降福的。”莊公説：“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但必定根據實情來判斷。”曹劌回答説：“這是盡了本職的一種表現，可以憑這個條件打仗。如果要作戰，請讓我跟着去。” ^[3-4] 

莊公和曹劌同乘一輛兵車，與齊軍在長勺展開戰鬥，莊公準備擊鼓。曹劌説：“還不行。”齊國人三次擊鼓進軍。曹劌説：“可以了。”齊軍大敗，莊公準備驅車追擊齊軍。曹劌説：“還不行。”他下車，細看齊軍的戰車車輪留下的痕跡，然後登上車前橫木遠望，説：“可以了。”於是追擊齊軍。 ^[5] 

戰勝以後，莊公問曹劌取勝的緣故。曹劌回答説：“作戰，是要靠勇氣的。第一次擊鼓可以振奮士氣，第二次擊鼓士氣就少了一些，第三次擊鼓士氣就消耗殆盡了。他們的士氣消耗殆盡了，而我們的士氣剛剛振奮，所以戰勝了他們。大國的情況難於捉摸，還恐怕有埋伏。我細看他們的車轍已經亂了，遠望他們的軍旗也已經倒下了，所以才下令追逐他們。” ^[6] 

魯莊公二十三年（前671年）夏季，莊公到齊國去觀看祭祀社神，這是不合於禮的。曹劌勸諫説：“不行。禮，是用來整飭百姓的。所以會見是用以訓示上下之間的法則，制訂節用財賦的標準；朝覲是用以排列爵位的儀式，遵循老少的次序；征伐是用以攻打對上的不尊敬。諸侯朝聘天子，天子視察四方，以熟悉會見和朝覲的制度。如果不是這樣，國君是不會有舉動的。國君的舉動史官一定要加以記載。記載而不合於法度，後代子孫看到的是什麼？” ^[7]  但莊公不聽從。 ^[8] 

曹劌，劌一作翽。春秋時魯國人 ^[1]  。魯莊公十年（前684），齊攻魯，他隨莊公迎戰齊軍於長勺（今山東萊蕪東北），建議莊公待齊軍三鼓氣竭，即擊鼓反攻。莊公依計，遂獲大勝。又傳莊公十三年，齊桓公與魯莊公在柯（今山東東阿）相會，他持劍相從，脅迫桓公訂立盟約，收回魯之失地。·引自《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4頁。

《曹劌論戰》（選自《左傳》魯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1）。公將戰（2），曹劌請見（3）。其鄉人曰（4）：“肉食者謀之（5），又何間焉（6）？”劌曰：“肉食者鄙（7），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8），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9），民弗從也。”公曰：“犧牲（10）玉帛，弗敢加也（11），必以信（12）。”對曰：“小信未孚（13），神弗福（14）也。”公曰：“小大之獄（15），雖不能察，必以情（16）。”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17），戰於長勺（18）。公將鼓之（19），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20）。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21），登軾而望之（22），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23），再而衰（24），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25），故逐之。” ^[9] 

魯莊公十年的春天，齊國的軍隊攻打我們魯國，魯莊公將要迎戰。曹劌請求拜見（魯莊公）。他的鄉親們説：“當權者自會謀劃此事，（你）又何必參與呢？”曹劌説：“當權者淺陋無知，不能深謀遠慮。”於是進宮廷去見魯莊公。（曹劌）問：“（您）憑藉什麼（條件跟齊國）作戰？”魯莊公説：“衣食（這類）養生的東西，（我）不敢獨自享有，一定把（它們）分給身邊的人。”（曹劌）回答説：“（這種）小恩小惠不可能遍及（百姓），老百姓是不會聽從（您）的。”魯莊公説：“祭祀用的豬牛羊和玉器、絲織品等祭品，我從來不敢虛報誇大數目，一定要對神説實話。”（曹劌）回答説：“（這只是）小小信用，不能取得神靈的信任，神靈是不會保佑（您）的。”魯莊公説：“大大小小的訴訟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但）我一定能根據實情（合理裁決）。”曹劌回答説：“（這才是對百姓）盡了本職的一類（事情）。可以（憑這個條件）打一仗了。作戰時請允許（我）跟隨您去。”

（到了那一天）魯莊公和曹劌同坐一輛戰車。在長勺（和齊軍）作戰。魯莊公將要（下令）擊鼓進軍，曹劌説：“（如今）不行。”齊軍三次擊鼓之後，曹劌説：“可以（擊鼓進軍）了。”齊軍大敗。魯莊公（又）要（下令）駕車馬追逐齊軍，曹劌説：“（還）不行。”（説完就）下了戰車，察看齊軍車輪碾出的痕跡；又登上戰車，扶着橫木遠望齊軍（的隊形），（這才）説：“可以（追擊）了。”於是追擊齊軍。

勝利後，魯莊公問他（取勝的）原因。曹劌説：“作戰，是要靠勇氣的。第一次擊鼓（能夠）振作（士兵們的）勇氣；第二次擊鼓士兵們的勇氣就開始低落了；第三次擊鼓士兵們的勇氣就耗盡了。他們的勇氣已經消失而我軍的勇氣正旺盛，所以打仗勝了他們。那些（像齊國這樣的）大國，（他們的情況）是難以推測的，怕（他們）在那裏設有伏兵，（後來）我看到他們車輪的痕跡混亂，望見他們的旗幟倒下了，所以（才下令）追擊他們。”

（1）我：指魯國。作者站在魯國立場記事，所以書中“我”即指魯國。

（2）公：指魯莊公。

（3）曹劌（guì）：魯國大夫。

（4）鄉：春秋時一萬二千五百户為一鄉。

（5）肉食者：當權者。指做大官的人，當時大夫以上的官每天可以吃肉。

（6）間（jiàn）：參與。

（7）鄙：淺陋，無知，指見識短淺。

（8）專：獨自專有，獨佔。

（9）徧：通“遍”，遍及，普遍。

（10）犧牲：祭指祭祀用的豬、牛、羊等。

（11）加：虛報誇大。

（12）信：信實，意思是對神説實話。

（13）孚：信任。

（14）福：動詞，賜福，保佑。

（15）獄：訴訟案件。

（16）情：情理。

（17）乘：乘戰車。

（18）長勺：魯國地名。

（19）鼓：擊鼓進軍。

（20）敗績：大敗。

（21）轍：車輪經過留下的印跡。

（22）軾：車前供乘者扶手的橫木。

（23）作氣：鼓足勇氣，振作士氣。

（24）再：第二次。

（25）靡（[mǐ]）：倒下。

可以把曹劌稱為優秀的軍事家。他之所以取勝的原因，不是靠猛打猛衝，而是靠了謀略、智慧，這一點尤其讓人稱道。戰爭當中，一個優秀的謀略家，抵得上成千上萬的將士。他雖然沒有將士的勇猛，沒有將士的勇力，沒有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卻能憑藉智慧，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以小取大。

智慧如同水，水是無形的，看似柔弱，但是它在無形、柔弱之中積聚了看不見的力量，遇到險阻可以繞道而行，聚積起來的力量達到一定程度，便可以匯成沖決一切障礙的潮流。難怪孔子要説：“智者樂水。”它們在外表和特徵上十分相似：以無形克服有形，以流轉變化迴避強敵，以柔弱戰勝陽剛。

中國傳統中對水的偏愛，鑄成了傳統智慧在陰、陽的抗衡中注重以柔克剛的陰性特徵。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文化現象。傳統的智者，謀略家，甚至可能連操刀舞劍的力量都沒有，卻能運籌帷幄，在幾十萬大軍的交鋒之中，扮演着導演的角色，指點沙場，調兵遣將。可以説，一場戰爭中的靈魂，正是那些文弱雅緻的謀略家，是他們彼此間智慧的較量，在決定着戰爭的勝負。

另一個有趣之處是，傳統的軍事謀略家不是憑藉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的經驗來指揮作戰，而是靠讀書識理來完成自己使命的。看上去他們似乎因為沒有親身打過仗而缺乏實戰經驗，然而他們從讀書識理中積累起來的智慧，足以使他們從力量對比、人心向背、心理狀態、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等等天、地、人方面的因素，來把握、預測、決定整個戰爭的進程。這一點在崇尚實戰經驗的西方軍事家看來，是匪夷所思的，而在我們看來卻是十分自然的。

中國歷史上的無數次戰爭都在證明着，成功的戰例是文人們智慧的傑作。他們精心導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戲，然後讓擔當劇中角色的將士去演出。

《史記·刺客列傳》載：“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曹劌和曹沬是否為同一人？為此，大多史料沿襲舊説，語焉不詳。李零先生的文章——《為什麼説曹劌和曹沬是同一人——為讀者釋疑，兼談兵法與刺客的關係》（此文曾在《讀書》2004年第9期刊載）則認為兩者實為同一人。

《左傳》中“曹劌”這一人物共出現兩次：一是莊公十年春“長勺之戰”，一是莊公二十三年“曹劌諫莊公如齊觀社”。

《左傳》敍長勺之戰前原文：“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據此可以斷定，此時曹劌的身份不是“肉食者”。按《左傳·昭公四年》：“食肉之祿”，杜預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也。”孔穎達疏：“在官治事，官皆給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關於“肉食者”的問題，具體參見“中國經濟史論壇”發佈的李根蟠先生的《“肉食者”解》一文）按照春秋時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奴隸等社會階層分類，以及曹劌有晉見魯君的資格併為之出謀劃策等情況來看，曹劌當時的身份應該屬於“士”階層。在“長勺之戰”後，曹劌取得魯莊公信任，可能被任以大夫以上官位，之後才可能有莊公二十三年諫莊公“如齊觀社”事。

《史記·刺客列傳》載：“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之後，敍曹劌在“柯地之盟”劫持齊桓公。《左傳莊公十三年》【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傳】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根據行文邏輯，“三敗北”當在“柯地之盟”（莊公十三年）前。“春秋三傳”中所有魯隱公元年至莊公十三年齊魯兩國的戰事資料，共有五次，分別發生在魯桓公十年冬、桓公十三年春、桓公十七年夏、莊公九年秋、莊公十年春；又通過《史記》發現莊公十三年還有一次（“柯地之盟”前發生）。其中魯國戰敗的有四次：魯桓公十年、桓公十七年、莊公九年、莊公十三年。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在莊公十年“長勺之戰”前魯國至少兩次“敗北”（並割地與齊），也就是説，假如曹劌即曹沬是同一人，那麼，在“長勺之戰”前，曹沬就已經是“將”（此推斷邏輯不妥，“三敗北”未必是指三次重大失敗的戰役，也可以指莊公十三年夏秋一次戰役中三次小的敗北 ^[10]  ，莊公十年“長勺之戰”時，齊國還沒經歷管仲的強軍改革，莊公十三年夏秋，魯國已經被迫允許齊國滅遂邑而戍之。則依然沒有證據證明在“長勺之戰”前，曹沬就已經是“將”。莊公十三年秋七月，孔子在《春秋》中只記錄了月份而不記錄任何內容，按《春秋》的慣例，這就是魯國戰敗的部分，夏六月齊國滅遂，秋七月魯國救遂攻遂而三敗於齊國，不得不《史記》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由於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並無專門之“將”，而是由各諸侯國的“卿”在戰時臨時“將”兵，而“卿”為“肉食者”。這顯然與曹劌所言“肉食者鄙”的事實牴牾。

《管子匡君大匡》 ^[11]  （齊桓公）四年，修兵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慾服魯。”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柯地之盟）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

《管子》雖然是戰國才完稿，但是卻是齊國稷下學宮之書，不可能搞錯，既然也把曹沫事蹟記錄為曹劌，則曹劌與曹沫應當為同一人，當無異議。

再者，兩人的性格反差太大，一為足智多謀、沉穩持重、重禮知義的政治家、軍事家（“曹劌論戰”、“諫莊公如齊觀社”），一為好勇尚力、大膽莽撞的猛將、刺客，性格上的巨大反差很難讓人接受二人合而為一的説法。根據《左傳》對曹劌在軍事“論戰”和政治上勸諫莊公“如齊觀社”這兩件事情上看，曹劌顯然不是靠《史記》中説的“以勇力”取信於魯莊公，他靠的是政治遠見和軍事韜略。

《左傳》敍事中，一人異名而稱的情況並不避諱，而曹劌在《左傳》中兩次出現，也並無“曹沬”之異名，更沒有提到曹劌劫持齊桓公這一轟轟烈烈的壯舉；《史記》只載曹沬劫持齊桓公一事，卻不記載“長勺之戰”這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這恐怕不是以兩書分別突出了同一人的不同性格特點來解釋得通的。由此，我們只能認為，《左傳》作者與司馬遷並不認為曹劌、曹沬為一人。

李零認為曹劌和曹沬為同一人，主要依據是：1、訓詁學中“劌”、“沬”、“翱”等字發音相近（或“同音通假”），可以通假；2、前人著述中記“劫持齊桓公”一事，有分別記作“曹劌”、“曹沬”、“曹翱”者；3、如今出土的上博楚簡（李零所説的《曹沬之陣》）中有莊公謀臣“散蔑”者，勸諫莊公勤儉，又與魯莊公談論軍事，並且“沬”、“蔑”、“劌”字音近通假。

秦漢以前，由於文字不能規範統一，致使各諸侯國在文獻記載上存在文字書寫上的差異；更由於書寫材料的昂貴（絹帛）不便（竹木簡），知識的傳播在很多情況下是靠口授來完成的，當這些知識（尤其是一些文字知識）經過眾口因傳後再形成文本流傳時，文字的讀音、寫法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差異甚至是錯訛，同音異字有之，音近而誤為同字亦當有之，因此，同一人被誤解為兩人或兩人誤為一人也就不稀奇了。所以考證歷史人物、事件等單單依據訓詁學是遠遠不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清梁玉繩《人表考》，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等依據同一事件的異名記述，單從訓詁學上（或沿襲前人、他人之説）就得出最後的結論，是失於對史實的細緻考究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分析，至少是不全面的。

從網上看到李零先生提供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告攵蔑之陳》釋文：“魯莊公將為大鐘，型既成矣。曹沬入見……”李先生解釋説：“釋文是在整理者釋讀的基礎上作的，凡從其説的文字除個別確有必要者外不再嚴格隸定，直接以通行字寫出。我們有不同意見之處則以註釋的方式簡單交待。”李零又解釋説，“上博楚簡《曹沬之陳》中的‘曹沬’，他的名字，寫法和傳世文獻又不一樣，是作‘散蔑’”。也就是説，原文中的“散蔑”被整理者“無可懷疑”地訓成了“曹沬”，然後又通過訓詁學上“劌”、“沬”的音近而得出同一人的結論。然後倒果為因，再以此作為曹劌、曹沬為一人的論據。在這裏，我們不禁要產生一個疑問：這樣的“無可懷疑”是學術界的共識還是個人的主觀臆斷呢？

部分人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多用“相當於”、“可以”、“也可以”、“應該是”、“從道理上講”推斷，而最後推出“一定是”、“肯定是”……

綜上所述，曹劌和曹沬可能是兩個人物形象，在學術上還應該繼續深入研究和討論，在沒有更確鑿、更有説服力的學術定論之前，專家學者們不要把“後路”堵死，存疑探究、闕疑備考是最實際、最科學也最受人尊敬的學術態度。

另外，明代人馮夢龍在《東周列國志》中寫“乾時之戰”、“長勺之戰”、“柯地之盟”等故事章節時，均把“曹劌”、“曹沬”作為兩個人物形象來描寫，至少説明在明代以前曾流傳着這“二曹”不同的演義故事。

結論：曹劌與曹沫是否為同一人，目前仍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