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亞伯

曹亞伯，原籍湖北興國州（民國開始改稱陽新）。出生於今屬湖北省大冶市的曹家灣柯海村。幼年受教於故鄉的本族私塾，平日裏愛聽父老講述太平天國的反清故事，逐漸形成了立志推翻帝制的變革思想。後在學習時，英語獲得了優秀成績，為他日後多次出國留學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2] 

青年時，曹亞伯在武昌兩湖書院就讀，與民主革命先驅黃興同班，又與反清義士宋教仁交往甚密，由於志同道合，後來他們結伴東渡日本。那時，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革命志士為了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統治而結盟建會，同心圖改。當需要在同盟會章程上畫押簽字時，第一個留名的人就是曹亞伯。這一舉動讓孫中山對曹亞伯的堅定立場深表敬意，從此兩人成為摯友，在以後歲月中，兩人相互支持，情同手足。 ^[2] 

為科學救國，曹亞伯曾留學英倫，經過三年苦讀，1910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回國後，曹亞伯輾轉南北，尋求着復興中國的道路。不久，為了興辦經濟實體，他發起成立了中華工業協會，並親任理事長，在他的運籌下，把一些民族工業企業做得風生水起。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革命形勢面臨嚴峻局面，常受到干擾的實業難以再正常經營，他不得不放棄企業另尋出路。曹亞伯已經意識到應該首先改變國家體制實施共和，才能使中華民族強盛起來。於是，他果斷地參與了辛亥革命運動，並冒着生命危險與革命同仁一起策劃起義方案。 ^[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終於打響。曹亞伯不顧生命安危，衝鋒在戰鬥第一線，穿梭在槍林彈雨中，其視死如歸的表現讓前方將士肅然起敬。他的英勇事蹟也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讚賞。1912年，孫中山在上海設宴，為辛亥革命功臣授勳。曹亞伯應邀出席，並得到了孫中山先生親筆題寫的“博愛”字幅。一些民國元老也對曹亞伯的貢獻作出了高度評價。曹亞伯卻低調淡然，從不以功臣自居。當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孫中山特邀曹亞伯出任財政部次長，但被他婉言謝絕。 ^[2] 

隨後，在外敵入侵、國難當頭的時刻，眼見民國政府軍心渙散，措施不力，曹亞伯心急如焚，加緊出謀劃策，夢想力挽狂瀾，時局轉危為安。因此，他竭盡全力籌措軍餉支援前方，還冒着生命危險在寓所內秘密製造炸藥，連他10歲的兒子也常被派出站崗放哨，充當了秘密交通員。為了革命成功，曹亞伯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 ^[2]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曹亞伯被聘為總統府高級顧問。次年，因與胡漢民、胡毅生兄弟不和，並捲入孫、陳（炯明）矛盾，曹亞伯怏怏離粵赴滬，從此淡出政壇轉至江蘇崑山購地經營農場。 ^[3] 

1927年初，曹亞伯在崑山號召鄉民起義，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不料卻被北伐軍某部以“投機分子”罪名抓捕。曹亞伯以革命耆舊之身，遭此劫辱，內心鬱憤，“謂國民黨改組後，一般青年多數典忘祖，鄙視吾輩，皆由不知革命歷史所致”，遂自稱“真史氏”，發憤編成革命史鉅著，警示世人。 ^[3] 

其實，曹亞伯早就有編纂革命史的構想。他傾向於寫一部以武昌革命為核心，旁及整個反清革命運動的綜合史著。相關準備工作，尤其是革命史料的蒐集也着手甚早。 ^[3] 

曹亞伯的史料徵集工作在1926年取得過重大進展。據其自述：“丙寅春間，餘至漢蒐集辛亥革命真史材料，並晤同志吳君兆麟，（請）將辛亥民軍與清軍陽夏之戰以至北伐之役一切戰報、命令及陣中日記檢出交餘，編為革命實錄，備軍事之參稽。”吳兆麟起初不願交出，後來在北伐戰爭中，武漢陷入戰火之中，一些革命史料也遭受損失，曹亞伯“請吳君勿一誤再誤，即將幸而未失各要件交餘攜至崑山，俾與其他真史彙編付梓”。本次所得，都是有關武昌起義的第一手資料，極為珍貴。史料收集來後，曹亞伯還耗費大量精力用於考索、編輯。為了徵集《革命軍》《警世鐘》等早期革命史料，他曾在1928年4月29日的《申報》上刊出廣告，表示願以《革命真史》一部作為報酬。 ^[3] 

1929年，全書定稿，40餘萬字，分為“前編”和“正編”兩部分。前編敍事起自1904年黃興長沙起義失敗，止於武昌起義爆發前夕革命黨人的籌劃；正編敍事起自武昌起義爆發，止於1912年4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解職。同年，曹亞伯在《遊川日記》的扉頁上刊登了《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啓事，稱：“中華民國產生於辛亥八月十九武昌之首義。……然武昌革命之醖釀及起義時之艱難、起義後之血戰，本本原原、是是非非，不可不記載清楚，以為舉國人心之鑑別。作者雖遺忘缺漏之處尚多，但所親歷及耳聞目見之事實，實無一字之附會。” ^[3] 

曹亞伯將書稿交到中華書局後，當時主持書局工作的陸費逵拿着書稿找到編輯所新書部主任左舜生徵求意見。他翻閲書稿後，表示“以史料視此書，則價值頗高；以著作體裁論，則大可商榷。蓋此書所彙集之資料，無一而非真實，然僅側重兩湖，於其他方面，則不免掛一漏萬。如題曰‘辛亥革命史料’，則毛病尚小，斷不能名之曰史，更不能曰‘真史’。”左舜生是著名學者，尤精於中國近代史，他的評價完全從學術角度出發，堪稱公允。但命名之事不宜相強，陸費逵還是選擇尊重曹亞伯的意願。1930年3月《武昌革命真史》出版。 ^[3] 

不久，《武昌革命真史》被查封，乃厭倦世事，創辦崑山佛教道社，潛心佛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呼籲抗日，並籌款資助馮玉祥抗戰。1937年10月27日病逝於崑山寓廬，就地權葬。遺著有《大冶之鐵礦》、《第一次歐戰中世界旅行記》、《遊川日記》等。 ^[4] 

1947年，國民政府為了紀念這位辛亥元老，曾專門發佈褒揚令：“曹亞伯早年加入同盟會，歷經險阻，嗣出亡海外，留學英倫。東歸後，復為國馳驅，不求榮利。晚年崑山隱處，益勵清操。抗戰軍興，攖懷國難，憂憤成疾，齎志以終。追念遺型，良深軫惜。應予明令褒揚，以彰潛德。”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曹亞伯的家人將他的墳冢從崑山遷回故鄉，將他葬在故居旁—湖北省陽新縣曹家灣柯海村南頭大菜園。改革開放以後，崑山市政府將曹亞伯的事蹟編入《崑山縣誌》，紀念他曾經為崑山作出的業績。1983年春，再立墓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