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的困境

制度變化，書生之困，有什麼關係。

本書從資料蒐集入手，於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判斷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分析現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命運。1949年前相對論傳播及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從院士到學部委員折射出的1949年前後知識精英與國家之關係，一本國文教科書醖釀的現代文學教材模式，一個小説細節預示的百年中國文學之“趙樹理悲劇”，《文藝報》討論、《文匯報》專欄反映的當代文學轉型過程，《學習》雜誌事件揭示的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作用，《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透露的高層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北京大學《紅樓》雜誌與“文革”後期《朝霞》雜誌呈現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質，以及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 70年代初訪華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何炳棣、楊振寧等人的家國情感……一切發生過的歷史，無論當時或後人如何評價，這些歷史本身都具有研究價值。 ^[1] 

作者的話：

理解一個時代知識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質，觀察他們的大學生活是一個較有説服力的角度。不是説大學生活可以完全決定一個人的知識和精神生活，而是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知識精英的知識結構和精神品質。

中國知識精英後來的命運主要是國家造成的，因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對知識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後導致了知識精英的悲劇命運。

對一種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決於知識分子的基本思想傾向。

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不能僅僅以作家和作品的變化為主要依據，還應當注意那些曾經對作家的創作道路和讀者的欣賞趣味產生了影響的歷史事件。

謝泳，1961年生，山西晉中師專英語專業畢業，現為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國現代文學的微觀研究》《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儲安平與〈觀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困境》《靠不住的歷史》等。

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紀念王瑤先生逝世二十週年

1949年前相對論傳播及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

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從一本國文教科書看中國現代文學教材模式

“文藝學”如何成為新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以1951年《文藝報》一場討論為例

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以1952年《文匯報》“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為例

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趙樹理悲劇”——從《小二黑結婚》的一個細節説起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以《學習》雜誌事件為例

《紅樓》雜誌研究

《朝霞》雜誌研究

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

外一種：胡適與廈門大學

家同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