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厄

中國曆朝皆有保管檔案的機構，周朝為天府，漢朝為蘭台、東觀，隋朝為嘉則殿、觀文殿，唐朝為史館，宋元為架閣庫，明朝為皇史成、內閣大庫、大本唐、古今通集庫，清代為內閣大庫。但歷代戰火頻仍，檔案損失嚴重。五厄的説法，出自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秘書監牛弘上書“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提出“五厄”之説：一為秦始皇之焚書，二為西漢末赤眉入關，三為董卓移都，四為劉石亂華，五為南朝梁末魏師入郢，梁元帝下令焚書14萬卷。

明代的胡應麟又提出續“五厄”：隋末混戰為一，安史之亂為二，黃巢入長安為三，靖康之變為四，南宋末伯顏軍入臨安為五，總結為“十厄”。

近人祝文白又續上“五厄”：一為李自成陷北京，二為絳雲樓之烈焰，三為清高宗之焚書（編修《四庫全書》），四為咸豐朝之英法聯軍，五為中華民國時代的八年抗日戰爭。

戰國時期是我國思想活躍、文化發達的時期，書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始皇一直是歷史上的爭議人物，雖統一六國，設置郡縣，“書同文、車同軌”，標準化度量衡，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帝國，但對其梵書坑儒之過，責難聲千古不斷。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著述頗豐。秦建國初期，求書若渴，官方建有石室、金匱以藏書。後始皇剛愎，聽李斯言，下挾書令。秦統一全國第九年(公元前213年)，為反對儒生干政，體現強權政治，設“挾書律”，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議：“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官藏與民藏之書一律銷燬，只留秦國史書和醫藥、農業之書，並坑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這便是史上震驚的梵書坑儒。在此之前，商殃曾“焚《詩》《書》而明法令”，但始皇此次焚書的規模卻是空前的。

這一次劫難，使得先秦活躍的學術論壇突然沉寂，百家爭鳴之景再無出現，千年默然。此次焚書開帝王專制之先，比之其它禍端，對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扼殺是致命的。

呂雉統治期間實行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的政策，廢除挾書律，下令鼓勵民間藏書、獻書，恢復舊典。為後來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司馬遷在《史記·呂后本紀》中對她的評價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給予呂后施政極大的肯定。建有蘭台、石室等官方藏書機構。雖有漢武帝時推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對於書籍的編撰、徵集卻很有力。不但有官方的司馬遷著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還有班固著我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民間也有不少藏書愛好者，藏書之風乃興。據説西漢所收藏之書有一萬三千餘卷之多，經兩次大難尚能餘此數量，這在當時竹簡時代相當難得。

公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觸發了漢末農民大起義。在位十餘年，戰亂不斷，劉秀崛起與之展開爭權戰爭。後劉秀為平定四處叛軍，引發大小許多戰爭，其中毀壞書籍不計其數。這還不算，公元24年，赤眉軍與更始軍互攻於長安，宮室被焚，“禮、樂分崩，典文殘落。”《文獻通考》説：“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西漢藏書上百年的辛苦經營，在王莽大亂中消滅殆盡。

東漢時期不但布帛在書籍中大量使用，更有蔡倫造紙引起書籍史上的革命。書籍變得輕薄，藏書者成本降低，好此道者更多，藏書數量逐漸增加，超過西漢時期。

然而在東漢末年，董卓專權，天下諸侯共伐之。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為避鋒鋭，使獻帝從洛陽西遷長安，並放火將洛陽城燒成一片廢墟。“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圖書損毀無數。

三國時魏國受曹操等愛書的影響，對圖書收藏很重視。政府典藏又開始豐富起來。至晉統一全國後，建秘閣以藏書，所藏已近三萬卷。但不久，司馬氏王族宗室操戈，內部兵亂，史稱八王之亂，禍延十六年，戰爭不止，秘閣藏書受到嚴重破壞。從此晉國勢力漸微，地方勢力與少數民族勢力長年爭鬥不休。

晉懷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劉聰、劉曜破洛陽，晉懷帝成為階下囚，此一役圖書損毀非常慘重，被稱為“永嘉之禍”，所遺書籍十去其九。東晉遷都後，點檢圖書只餘三千卷。

東晉至南朝，雖南遷而戰火不斷。晉懷帝時已有一批書籍南遷，經多年經營始有所得。南朝初年謝靈運造《四部目錄》，著錄有圖書近六萬五千卷。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滅齊建梁，“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毀”，書籍再遭劫難。

梁元帝繼位後，非常重視圖書的收集與整理，他可以被稱為我國曆史上最酷愛書籍的帝王之一。公元549年，侯景作亂，率兵逼宮，燒“東宮圖籍數百廚”。梁元帝平亂後非常痛心，為再避禍亂，將文德殿藏書等運至江陵，並廣收圖書以藏，所藏之書最多時達到十四萬卷，真可謂前無古人，藏書之冠。然後他醉心圖書，疏懶政事。五年後，西魏攻城，元帝竟然“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14萬卷”，其中包括文德殿所藏，然後出城投降，他説“讀書萬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書有何罪，讀書若此，愚不可及。城破後，魏軍於殘墟之中撿理圖書，僅餘四千餘卷。江陵之焚，比之於前，尤為可嘆，是書史上一次極大的災難，讓人惋惜不止。

痛心的歷史還在延續。公元581年，隋文帝代周，接收周朝圖書一萬五千卷。八年後再滅南陳，天下一統。此時官員牛弘痛陳古人書史五厄，建議政府重新收集圖書，以文治理天下。於是文帝以優厚的條件四下徵集，書庫始盈。至隋煬帝即位，在藏書一項，比其父尤甚。為防不測，煬帝命所藏書目多錄副本，多者達五十個副本。於是隋朝藏書達到極盛，據載有三十七萬卷之多，為歷代之最。後因隋末軍閥割據，羣雄並起，煬帝前往江都。兩年後，禁軍將領宇文化及等發動兵變，攻入宮中，弒逆煬帝，焚燒宮室，所藏之書毀於一旦。因煬帝善抄副本，故洛陽尚餘八萬餘卷。

628年，李世民攻入洛陽，見如此多的圖書，如獲至寶，命將所獲圖書船載運往長安。誰曾想途中書船竟然觸礁沉沒，圖書“皆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甚為可惜。

唐朝其藏書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所獲頗豐。玄宗尤好藏書，命人多錄副本，以防不測，在長安與洛陽兩京各藏一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並有防火、防蠹、防黴等專項制度，設崇文館等以官藏。

唐代在印刷業方面，除了手抄外已出現雕版印刷，這使得書籍數量大大增加。重建後的唐代政府書庫有八萬餘卷，可算是彌補了前朝的部分損失。

然而在公元755年，安祿山發動叛亂，後史思明再起，史稱“安史之亂”。安祿山攻陷兩京，玄宗逃亡四川。兩京所藏圖書“亡散殆盡”，“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圖書再次遭受浩劫。

書史真可謂是“聚而散，散而聚”。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唐朝政府再次重新修補書庫。代宗時，以千錢購書一卷，並設立拾遺史到江南尋訪圖書。文宗時，“搜訪遺文，日令添寫”。經過多年徵集，政府聚書又達五萬餘卷。

然而好景不長，875年黃巢起義，881年攻陷長安建立大齊。兵火之中，“內庫燒為錦繡灰。” 《舊唐書經籍志》載：“廣明初，黃巢幹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但也有説法認為，史書記載黃巢義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閭里晏然”，搶掠焚燒之事多為唐兵趁亂內鬨所為。不管怎樣，這一次官府聚書又空忙一場。

唐後進入五代十國，官藏圖書也屢有劫難。後唐定州節度使王都曾得後梁遺書三萬卷，后王都反叛，被後唐軍擊潰，他焚燒府庫，所有藏書化為灰燼。後晉石敬瑭，為契丹所滅，大批文物圖書被搶掠一空。

五代十國時，雕版印刷技術已經普及，圖書數量很是可觀，但卻屢遭焚燬。據説南唐李後主雖然酷愛讀書，但也曾仿梁元帝焚燬過書籍。然而宋時陸游認為其焚燬多為碑帖書畫，古籍還是得以保存的。 中國歷史至唐前的劫難對書籍有毀滅性打擊，至使後人難見唐前書籍珍品。

宋朝統一全國後，非常重視文化建設。自太祖下詔徵募遺書開始，歷代皇帝對收藏圖書都十分鼓勵。宋朝建有秘書省，設崇文院三館一閣，對圖書傾力蒐集，凡獻書者待遇優厚。因此民間獻書踴躍，經歷代所得也有七萬餘卷，但較之隋唐相差仍遠。好在宋時雕版業已十分發達，畢昇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更為印刷業如虎添翼，加之文化發展空前，文人名士極多，當朝著述頗為豐富，刊刻新書甚多，官方皆藏於秘閣之內。因此宋朝新書的發展足以彌補所藏舊書之不足。

然後禍事終還是來臨。北宋末年(1126年)，金軍入侵，攻陷汴京，“即取秘書錄”，將書錄拿走。次年，金人攻臨開封，迫宋欽宗為人質，憑錄索取北宋全部藏書及印版。兩個月後，宋援軍雲集京師，金軍倉皇北還，“秘閣圖書，狼藉泥中……書史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此所謂靖康之亂，宋人視為大恥，在我國書史上也是一次大難。

宋高宗趙構為避金兵，遷都臨安（杭州），建南宋，國土淪陷大部。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對重建藏書之事未曾放下。不但民間徵集，政府也組織重刻，還有大量新著新刻圖書，如重刻《大藏經》等鉅作。南宋雖然未到百年，館閣藏書白手起家，但所藏之書從數量上已與北宋相若甚至超出，大多是拜新刻所賜。 觀之兩宋，重文輕武，雖積弱多年，但文化之風未減反盛，於藏書業可見一斑。各項科技、藝術中，宋朝都有獨特建樹，尤以印刷業為一頂峯。民間私藏私印也十分發達，宋刻版書，質量甚佳，版面精良，字體規範，校對得當，為古籍中的珍品。

可惜南北兩宋時崇文院都曾失火，燒燬不少圖書。1276年，蒙古軍攻陷臨安，後建立元朝。戰火中，南宋圖書損毀甚巨，此又是書史一劫。 早在北宋時，金人不但也建館收藏所掠的北宋圖書，還徵集民間圖書，因此金人所藏之書也頗豐富。元人滅金後，圖書雖有損毀，但餘者皆歸元人所有。自此，兩宋圖書為元人所承。好在元人也重視刊刻新書，因信佛教，更重視經藏的刊刻，並修宋、遼、金史，為古籍業復甦奠定了基礎，使得今人還能窺到宋版全貌，當為書史一幸事。

明朝滅元朝後，對元所藏書籍保存完好，全部接收，這算是書史上的又一幸事。元明兩代可謂中國歷史上保護書籍的典範，以明尤甚。 因對元人的排斥，一些明人不願接受元朝的東西，甚至連元人刻印用的字體都加以摒棄，要恢復宋時古風，因此重新刊刻了不少書籍。明朝很重視收集歷代古書，建文淵閣以藏。明代官刻、私刻十分發達，是我國印刷史的鼎盛時期，定下許多印刷規範，並有曠世鉅作《永樂大典》問世。其時修文養武，官民皆好藏書，士大夫以藏書為榮，出現了胡應麟、範欽、毛晉等一批著名的專業藏書與印書家，將天一閣、汲古閣等著名藏書樓載入史冊。明朝官藏圖書近百萬卷，民間也非常多，算是一朝盛世。

可惜的是，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進城後燒殺搶掠，認為圖書是無用之物，焚燬損棄嚴重。可憐明時書庫充盈，竟為無知闖王所毀，實為書史上一大劫難。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被毀...八國聯軍入侵，翰林院被焚，「永樂大典」毀失殆盡......

絳雲之禍 備考：當去“絳雲之禍”而增“列強入侵”（如上）：因書厄皆於國難相聯，絳雲之禍於十五厄大旨不合，正如明胡應麟所説："圖籍廢興，大概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清人入關後倒不像闖王那樣無知。為加強統治，清人很重視漢人的古籍，邀請一些知名學者擔任要職，以便收集和整理漢人圖書，其中便有明末清初大學者，東林黨領袖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明時因東林黨禍被革職，後兩次起用，官至禮部尚書。清入關後，授禮部右侍郎，不久告老歸鄉，卒於康熙三年。錢牧齋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詩文俱佳，愛書成癖。因其兩朝高官的地位，更有能力收集到各種圖書古籍，他不但不惜重金地收書，而且對版本、出處以及校讎都有很高造詣。晚年將藏書置於“絳雲樓”，所藏之書有七十三個書櫃，達數萬卷之多，歷無數劫難尚能集得如此多的古籍，真是難能可貴。其中有許多是宋刻孤本秘冊，彌足珍貴。相傳錢與名妓柳如是成親後，因柳也愛讀書，所以闢絳雲樓為柳的書房，常共賞書於此。

錢牧齋晚年時，因小孫女玩耍不慎，將燭火引燃，整座絳雲樓連同數萬卷古籍都被燒燬，令錢痛心疾首。後雖再傾力征集，有所成就，終不能有昔日輝煌，實為書史上一大憾事。錢去世時將其所藏都贈予了族孫錢曾，錢曾也因此成為著名的藏書家。

清朝統治後，因擔心奪政權於明，漢人不服，所以一方面加強漢學研究，力求以漢治漢，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以鞏固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卻大興文字獄，禁止各種不利於政府的言論，有敢犯者，以酷律嚴懲。乾隆年尤甚，書籍首當其衝。乾隆好讀書，深感書中各種異己不利思想有礙政權穩固，會成為各種反清復明勢力的思想源頭。於是清政府通過排查和翻檢各種圖書，對有不利於清者盡皆銷燬，作者常被抄斬滿門。有人只因模稜兩可的詩句便會獲罪，其政之嚴酷為史上少有。為求銷燬徹底並穩定民心，政府開始以修撰《四庫全書》為名鼓勵民間獻書，此套鉅著號稱集古今之大成，想達到“天下之書莫出於此”的思想禁錮的目的，明着為藏書修書，實則也在大量地禁書毀書。有獻書者常獲罪，讓文人藏家進退兩難。全書修成後，分錄副本七部，在各地建文淵閣等分藏以防不測。

清時是文字獄與禁燬書籍最慘烈的時期，前後數十年，禍及幾代人，連我國文學奇葩《紅樓夢》都在被禁之列。其時人人自危，文人多用曲筆，不敢談國事，政府藉此鼓勵文人少談事多修書，修政穩民，扼殺言論。通過收繳和禁燬，所毀之書有據可查者數十萬計，餘者不可勝數，對古籍是史上最嚴重的破壞。致使清之後，宋刻本成為極為稀有之物。思想的扼制，加之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中國社會雖有三代之盛，但終在列強環伺的世界之林，走向衰落。

滿清後期，內憂外患。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政府軟弱無能，外不能禦敵，內不能修政，致使積年民怨沸騰。1851年，洪秀全起義，建太平天國，隨後勢力急增，席捲全國。太平軍攻城掠地，聲勢浩大，所過之處多有搶掠，劫富濟貧，禍及各地的藏書家。因藏書者必有些產業，遂均成為被搶掠的對象。戰火所焚燒，兵家所掠毀不計其數，江浙一帶藏家所禍尤甚，歷史悠久的天一閣、汲古閣等著名書樓均未倖免。地方所藏之《四庫全書》也多有損毀，堪稱一大書厄。

然書禍遠不止此，所謂國弱禍事多。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大肆搶掠有“萬園之園”之稱的圓明園。因園子太大，實在盜搶不走的便放火燒之，以掩蓋其罪行。大火連燒三天，園中所藏古籍當然不能倖免。不但焚燬了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而且還搶掠了《永樂大典》。光緒末年，慘劇再次上演，八國聯軍再燒圓明園，所餘建築也盡為焚燬，使這世界上最龐大的園林蕩然無存，所剩皆瓦礫，見者無不悲憤，實為中華大恥，含辱百年。

清末時清朝勢微，迴天無力，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建立中華民國，中國千年封建制度被徹底推翻。民國時雖政府有志要整緝圖書，但因各派勢力爭鬥，軍閥混戰多年，社會混亂不堪，因此古籍繕本大多散佚於民間，有的流失在海外。民國時相繼建各省圖書館以藏書，並收集民間書籍，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圖書館，收藏有數百萬冊，大多為新印圖書，官方所藏才算小有所得。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戰我東北三省，扶偽滿州國。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炮轟上海，著名的上海東方圖書館被毀於一旦，所藏數十萬冊圖書皆遭於難。1937年日寇攻入南京，進行燒殺搶掠，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戰火所延，各地書籍文物等均遭大難，或搶掠於日人或焚燬於戰火。日人在華期間搶掠了無數中華國寶，罪行累累，罄簡難書。到如今許多珍貴資料的查閲，居然要去日本才行，怎不令人扼腕。

抗日戰爭勝利後，解放戰爭爆發。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家開始着手徵集和編理圖書。然不久文革動亂，十年浩劫。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破四舊”運動隨即展開，許多書籍被批為毒草，在禁燬之列，時過境遷，自有後人評判，然所毀之書籍珍本，卻再難以完全。

1.散佚之書

指某書作為獨立的文獻在歷史上曾經存在並流傳過，後只有個別篇章字句以某種形式被其他文獻轉引而保存下來。

2.散佚之篇

如《詩經》是一部彙集上古至春秋時代的詩歌謠諺的作品總集，然後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詩未見於《詩經》的亦復不少，這些詩篇通常被稱為“逸詩”。對此現象，古人曾提出兩種解釋，一是説這些詩是在“采詩”過程中未被採入；一是説這些詩是由整理《詩經》的人刪除的。

3.脱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傳世文獻中，實際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獻徵引卻不見於其傳本的文句。如司馬遷的《史記》據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見亦為130篇，似為完書，事實上此書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做過一次補撰，到班固撰《漢書》時又有“十篇缺，有錄無書”，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後來又有人補撰而成的。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上元張燈”條曾經提到《太平御覽》所引《史記·樂書》之文為今本所無。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經問對》、《太平御覽》等書所引《史記》之文與傳本相較，得《史記佚文》一卷，皆傳本《史記》所無。上舉諸例，《史記》、《詩經》都是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中説：《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也就是説，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1.書厄説

“書厄説”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書》卷四九《牛弘傳》記載牛弘向隋文帝上書，把秦始皇下令焚書、王莽末年兵亂焚燬、董卓時吏民哄搶、五胡亂華之際文物蕩然、梁滅亡時蕭繹焚書等五件歷史上重大的書籍毀滅事件稱為“書厄”。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又補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災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及皆毀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曆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

當然，書籍的劫難不止於戰亂水火，還有很多人為的禁絕。如王安石主政時曾將自己寫定的《詩義》、《書義》、《周禮義》送國子監鏤版，頒行天下學官，學者爭相傳習，可謂盛極一時；後變法失敗，新學遭禁，王著三經義及《字説》均被廢棄，明代後期皆以亡佚。這是典型的“因人廢言”。如元朝禁燬道家子書、義理、史料記載等，又如清朝修《四庫全書》徵書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詆譭少數民族的書籍一律銷燬。孫殿起根據《禁書目錄》、《掌故叢編》、《文獻叢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等書考察，發現在於銷燬之例者，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lie。這是“因言廢書”。

2.文獻傳播的技術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主要書寫材料是竹簡和絹帛，竹簡笨重，每片所載字數有限，而且書寫前必須經過裁斷、剖削、“汗青”、“殺青”等多道工序，費時費力。絹帛輕便，但價格昂貴，直到絲織業高度發達的漢代，一匹絹尚值六百餘錢，相當於六石米的價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獻傳播的早期，單位文獻傳抄的數量相對較少，而其經過漫長的歷史年代散失的風險也就更大。

而且在書籍主要以傳抄形式流傳的時代，卷帙浩繁的書流傳極不容易。如三國魏文帝曹丕時編的《皇覽》千篇，傳抄不易，至南北朝時已不見原書，只有節抄本存世，至隋朝時節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齊《四部要覽》1000卷、梁《華林通略》700卷、北齊《修文殿御覽》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頭過大傳抄不易，早已不存於世。

3.文獻自身學術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術使用之前，書籍主要靠手抄流傳，因此人們對抄錄的書籍是有所選擇的，質量好的流傳日廣，其他的流傳日微，逐漸被淘汰成為佚書，雕版印刷術使用之後，書籍的傳播手段固然先進了很多，但是書籍的質量仍然影響到書籍的流傳。

4.因觀念落後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獻觀念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為某些稀有文獻資料保存副本，甚至於把圖書視為奇貨、古董，不肯借人瀏覽，更不用説允許別人錄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獻都被古人當成了陪葬品。有時因為一些政治上的考慮而限制文獻的散佈。官文書是瞭解一代社會政治現實最直接的史料，但它們歷來不向社會流通，深藏宮中或官府，世為秘籍。這樣的文獻遇到天災人禍，最易亡佚。自漢至宋的歷朝實錄，命運莫不如此。又如明代所修的《永樂大典》22877卷，徵引上古至明初各類圖書文獻七八千種，其中有許多是今已無傳本的宋元以前舊籍。此書編成後只抄錄了一部藏於南京文淵閣。

非常不利於科學技術的傳播。如秦始皇焚書，主要是針對儒家經典、百家之書和各國史書，而兵書、農書、醫書等生活、技術之書並不在焚燬之列。但由於儒家經典有利於政治教化，史書也對當代統治者有借鑑作用，因此這些被列入焚書之列的典籍後來又大量出現流傳，相反不在焚書之列，而見於《漢書·藝文志》的農書、醫書幾乎全部失傳，成為佚書。馬端臨説：“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休；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由此可見古人觀念如此，竟至於對這些書的亡佚毫無痛惜之情。

李零在《中國方術考》對於古書的成書有精闢論述：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侷限於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説”（老師之説）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師説”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繫辭上》説：“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説”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一般都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闢師説，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也就是説“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説”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説：“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託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①

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範圍僅僅限於“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説，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

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①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説，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週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餘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②。

司馬氏説：“我們認為，餘嘉錫的説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着説：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③。

司馬氏説：“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閲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⑤。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⑥。

梁阮孝緒（479—536）説：“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⑦”《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説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 552 家，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據陳國慶《漢書藝文志註釋彙編》的統計，《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至西漢的典籍 614 家，12990 篇，至今存世的連同殘缺疑偽的在內也不過 90 餘家，7分之 1 稍強。也就是説，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説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説，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其所謂依託者，必古人有此學説，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

如孔子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羣斥為偽書①。《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託也。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説：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

黃愛平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歷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説：

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經過歷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着儒家學説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只有 20 餘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先秦諸子之書，初時多以篇行，如《韓非子》原有《孤憤》、《五蠹》等篇，後來才被集結成書，並以韓非的名字命名。並且，諸子之書的成書過程一般較為複雜，其著者一般習稱自撰而成，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實際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論而成書，更多的是在師門傳承過程中，由其後世弟子編輯而成。

總之有可能是眾手修成或者經過長時間的編纂、增補。正因為如此，諸子之書多傳聞異辭、流傳異本，有的還摻雜有他人的言論。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獻的特點。

在中國學術史上，先秦是諸子百家爭鳴、學術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諸多學人士子，或著書立説，或聚徒講學，或互相爭鳴，既給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也給後人留下了廣闊的發揮餘地和想象空間。後人應該更好的保護與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