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陽石雕

據考證，滿城劉勝墓出土的漢白玉男女俑就由曲陽黃山漢白玉雕刻而成，是迄今為止發現年代最為久遠的曲陽石雕作品。曲陽王台北村的狗塔，相傳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為一條義犬而修建的。狗塔共13層，高約50米，由黃山漢白玉和磚瓦精築而成。塔內一至四層的石壁上刻有浮雕壁畫，構圖嚴謹，佈局勻稱，藝術性較高，代表着當時曲陽石雕藝人的藝術水平。曲陽“狗塔”是中國最早的紀念碑式大型石雕建築物之一，也是東漢時期石雕藝術成就較高的建築物。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全國各地建寺修廟、鑿山開窟，規模浩大，盛況空前，曲陽石雕由此得到了飛速發展，這一時期，曲陽石雕藝人們的足跡遍佈全國各地，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雕刻才藝，雕刻出眾多的佛教造像。

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繁榮，曲陽石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曲陽由此成為我國北方的雕刻中心。

元代，曲陽雕刻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技藝高超的曲陽石雕藝人在元大都興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清時期，在皇家宮殿、陵墓和園林的營建中，曲陽石雕藝人們將他們精湛的雕刻技藝盡情發揮，幾乎達到登峯造極之境。在頤和園蘇州街北岸的兩塊護岸石上留有“曲陽匠師”的刻字，成為曲陽石匠參與京城園林建設的珍貴史料。

抗日戰爭爆發後，各雕刻工廠和作坊停產歇業，藝人改行，或遠走他鄉謀生，雕刻行業處於蕭條甚至停滯狀態。

新中國成立後，曲陽雕刻走上覆興之路。1952年10月，曲陽十幾名雕刻藝人被選調到北京，經過一年多的培訓後，他們負責紀念碑浮雕的主雕任務。紀念碑完工之後，北京市政府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以參加紀念碑建設工程的曲陽雕刻藝人為骨幹力量成立了北京市建築藝術雕刻廠，這為曲陽雕刻藝人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用武之地。

1958年，曲陽雕刻藝人被抽調到北京參加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等北京十大建築工程建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古老的曲陽雕刻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2011年2月，曲陽雕塑文化產業園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命名為國家級文化產業試驗園區。 ^[3] 

曲陽石雕在塑造佛像這類性別不清的形象時，強調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講究人物間、人物和動物之間的呼應 。曲陽石雕重神韻的造型中即是不唯形似，去掉繁瑣細節，抓住人的精神及結構的主旨，使用減法，以求造型在動態結構上達到傳神的要求。曲陽石雕作品造型千姿百態、構圖形象各異，由於原始手段的石料開採，無法控制石料體積的厚、薄、方圓，曲陽石雕藝人適形造型，根據這些異型的石料，展開豐富的想象，雕刻出各式各樣的石雕作品。 ^[4] 

曲陽石雕線條飛揚流動，發展了陰刻、陽刻、陰刻陽刻結合等多種線刻技法，線條的表現力在這裏獲得了充分的發揮。線條在曲陽雕刻中起着重要的造型輔助作用。在因線條作用而造成的不拘泥於形體外表的空靈的空間感中，有着一種與西方團塊雕塑的實在空間感大相異趣的美感。 ^[4] 

在曲陽石雕中，圓 雕、浮雕、線刻等表現方法常常被不拘一法地混合並用於一件大型石雕，局部往往有着浮雕、線刻的部分。曲陽石雕作品中那些人像的頭、手等部位為圓雕，而大部分身軀則是用依附於石壁的高浮雕形式，衣飾等細部又是由線刻形式表現出來。鑲嵌、鏤空等方法有時也被結合進來。 ^[4] 

曲陽石雕的打製方法分為“選料、大荒、二荒、定細、拋光”五個步驟。

石雕打製前要先進行選料，選料是石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石料的石性、軟硬、疏密、質地等都會直接影響到作品的成敗。

也稱“打荒” “剝荒”，就是打去荒料，確定雕像大的體積和動態。

二荒是進一步地造型過程，要求明確雕像的形象、姿態等細節。這個階段應注意觀察形體關係是否準確、協調，以及雕像各個部位的連接性，以達到局部造型與整體的完善。

定細也稱“刀工”，是對雕像各個部分細節刻畫。定細環節應做到線條流暢，稜角分明，大面平展，根腳利落，無刀鑿痕跡；要求藝人翻腕靈活，輕重有序，還要根據石料的軟硬、綿脆程度適度用力。

拋光即打磨，是石雕的最後一道工序。這一環節藝人可根據藝術效果控制打磨的位置與程度，既可通體打磨，也可局部打磨，使雕像產生細膩與粗糙的不同藝術效果。 ^[5] 

曲陽石雕的題材相當廣泛，既有傳統的仿古建築飾品，又有現代人物雕像；既有園林雕塑，又有家庭裝飾；既有飛禽走獸，又有游魚花卉；既有上百米的鉅作，又有長不盈寸的精品。曲陽石雕的代表作品有《仙鶴》《乾枝梅》等作品。 ^[1] 

曲陽石雕的文化內涵是深沉的。它凝聚着一個古老而又淳樸的、在太行山脈以農業為主要生存手段的歷代農民藝匠的雕刻之魂。在這塊盛產白石的山坳中，數十代人通過一錘一釺的不斷雕鑿，廣泛汲取北方諸民族與佛教文化的營養，以極強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入其中，用傳統的技藝，以無聲的形象描繪民族的尊嚴、宗教的虔誠，出色地雕刻出屬於世界級的文化瑰寶。這其中自然滲透着曲陽雕刻藝匠生活於斯的親歷感受，有着對造型藝術獨特的感悟，同時把宗教信念、審美情趣溶鑄於每尊雕像之中。通過各個時期曲陽石雕藝術作品所凸顯的造型精神，可以看出它的拙中藏巧、以小喻大，頑石通靈的技性，從而體現了曲陽文化內涵的深沉度，也決定了曲陽石雕的傳承價值。 ^[6] 

劉紅立，男，漢族，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曲陽石雕代表性傳承人。 ^[7] 

劉同保，男，漢族，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曲陽石雕代表性傳承人。 ^[8] 

甄彥蒼，男，漢族，1938年生，河北曲陽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曲陽石雕代表性傳承人。 ^[9] 

盧進橋，男，漢族，1927年生，2009年去世，河北曲陽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曲陽石雕代表性傳承人。 ^[10] 

安榮傑，男，漢族，1947年生。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曲陽石雕代表性傳承人。 ^[11] 

2005年起，曲陽縣連續5年舉辦雕刻藝術節、雕刻展銷會、雕刻博覽會，積極組織企業走出去，引導企業到上海、深圳等城市參加招商會、洽談會活動，擴大麴陽雕刻影響力。 ^[12] 

2014年，曲陽漢風雕塑職業培訓學校在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支持下，開展以曲陽雕塑藝術為內容的免費培訓。 ^[13] 

2017年9月20日，在文化部非遺司的大力支持下，由河北省文化廳、河北美術學院承辦的“文化部、教育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羣研修研習培訓計劃——河北美術學院2017年首期曲陽石雕培訓班”開班儀式在河北美術學院正式啓動。 ^[14]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曲陽石雕項目原保護單位存在單位性質、機構等方面重大變化，不具備保護單位基本條件等情況，重新認定保護單位曲陽縣文化館。 ^[20] 

2024年3月20日，文化和旅遊部公佈《2023—2025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名單》，依託曲陽石雕項目的河北鑫特園林建築雕塑有限公司，被認定為“2023—2025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 ^[21] 

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西羊平藝人劉普治雕刻的石雕作品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直隸出品展覽會上獲獎，其中美人像獲銀牌獎，佛像、獅子銅牌獎。

1981年，盧進橋雕刻的《坐獸觀音》在河北省工藝美術作品評比中獲第一名。

1982年，盧進橋雕刻《卧獸觀音》在全國工藝美術作品“百花獎”評比中獲優秀創作設計二等獎。

1983年，盧進橋石雕作品《三大仕》在仝國工藝美術品“百花獎”評比中獲優秀作品獎，並送往意大利陳列。

1984年，盧進橋雕刻的《卧獸觀音》和《三大仕》被定為國家珍品徵集收藏，永久保存。

1986年，王樹昌、劉同保雕刻的漢白玉石雕《騎獸觀音》和《坐山觀音》被國家輕工業部評為優秀作品。同年盧進橋雕刻的《坐獸觀音》、《卧獸觀音》在全國第六屆工藝美術品“百花獎”評比中榮獲國家石雕行業首次頒發的“銀盃獎”。 ^[15] 

2014年2月14日至3月18日，海外“歡樂春節”暨河北曲陽雕塑展、河北唐山工藝陶瓷展及河北民俗工藝展演活動在西班牙馬德里中國文化中心舉辦，該展覽向西班牙觀眾展出了曲陽石雕等藝術作品。 ^[16] 

2017年6月10日，主題為“非遺保護——傳承發展的生動實踐”的第三屆京津冀非物質文化遺產聯展暨第十屆河北省民俗文化節活動在河北廊坊舉辦，展會上向人們展出了曲陽石雕等藝術作品。 ^[17] 

2018年4月10日，北京·曲陽文化旅遊推介展在北京工藝美術博物館舉辦，本次推介展向人們展出了曲陽石雕等藝術作品。 ^[18] 

2018年5月18日，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文化生態，第十一屆河北省民俗文化節在河北博物院拉開帷幕，文化節期間向人們展出了曲陽石雕等藝術作品。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