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論

”明確強調了戲曲創作的寫意特性，對當時曲壇的考據之風提出了批評。《曲論》評論戲曲作品以“本色”為準則，追求元曲的本色天然，他反對王世貞從“弘詞博學”、“風教”等方面評論戲曲，認為《拜月》“宮調極明，平仄極葉，自始至終，無一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同時，他對曲壇的“道學氣”提出了尖鋭的批評：“《香囊》以詩語作曲……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之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對曲壇的“文辭派”也以“本色”為標準作了批評：“（怔塊記）極為今學土所賞，佳句故自不乏……獨其好填塞故事，未免開恆訂之門，闢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為何物。”徐復祚提倡“本色”是從戲曲藝術的獨特性人手的，他認為：“傳奇要使田唆紅女聞之而趣然喜，悚然懼”，戲曲“出於優伶之口，人於當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基於這種認識，他一方面強調戲曲語言要通俗淺易，同時戲曲創作更要“守沈（璟）先生之律”。徐復祚的理論主張是其創作經驗的總結，故能切中曲壇時弊，對當時及後世都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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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祚（1560—1630以後），原名篤儒，字陽初，號暮竹，別署破慳道人、陽初子、洛湧生、休休生、三家村老、忍辱頭陀、慳吝道人。常熟（今屬江蘇）人。博學能文，尤查詞曲，有戲曲作品多種，以《紅梨記》和《一文錢》最為著名。另有曲選《南北詞廣韻選》。 ^[1] 

1912年鄧實編《古學彙刊》摘何良俊《四友齋叢説》和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中有關論曲部分，合刊為《何元朗徐陽初曲論》，《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據此分輯成徐、何《曲論》二種，並從《借月山房叢鈔》所收八卷本《花當閣叢談》中輯出鄧實未收之數條，作為《曲論》之附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