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1935年5月，曲吉尼瑪訪滬(3張)

九世班禪（1883-1937），西藏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本名曲吉尼瑪，全名是：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劉家駒的《班禪大師全集》説，“寄父名當珍，母名當瓊措姆，班禪生而母啞”。 ^[1] 

班禪八世丹白旺秋去世以後，扎什倫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尋找轉世靈童，結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個“靈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擇定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十五日，在布達拉宮“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牌位前，舉行金瓶掣籤儀式。從金瓶中用象牙籤抽出一名靈童，是達布地區的倉珠嘉措，於是他就被認定為九世班禪。當天在布達拉宮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禪拜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為師，剃髮，取法名為：吉總羅桑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

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禪在扎什倫布寺坐牀。攝政第穆呼圖克圖給九世班禪授了沙彌戒。為了祝賀九世班禪坐牀，清朝政府特賜白銀一萬兩，由四川總督劉秉璋由“司庫提領”，“派員迅速解往”。九世班禪坐牀以後，特派堪布羅布藏榮墊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謝恩”。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由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十三世達賴給九世班禪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禪由拉薩返回扎什倫布寺。他從出生到受比丘戒這一時期，正是英帝國主義者向西藏地區進行軍事侵略時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進行英勇的抗英戰爭時期。第一次抗英戰爭發生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當時英國人全部佔領了哲孟雄（錫金），已與西藏接壤，西藏方面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與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構築防線，不準英人逾越。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決心，光緒十三年（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倫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體官員，向駐藏大臣文碩上了一道公稟，聲明“縱有男盡女絕之憂，惟當復仇抵禦，永遠力阻，別無所思。”當時的駐藏大臣文碩忠於職守，站在西藏人民一邊，全力支持他們的抗英正義鬥爭。但是，由於當時清朝政府執行對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國的新式武器與藏軍的弓箭刀矛和火槍的相差懸殊，隆吐防線被英軍攻佔。這是西藏曆史上第一次抗英戰爭。

在第一次抗英戰爭中達賴方面和班禪方面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達賴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禪方面是由扎什倫布寺出面。開赴前線的藏軍中，也有班禪管轄地區的民兵。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元月4日，英軍攻佔春丕，6日攻佔帕裏。4月11日，英軍進抵江孜，在此雙方又發生激烈的戰鬥，江孜堡壘被毀，藏軍損失很大，英軍也死傷不少。這就是西藏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衞戰。8月初英軍攻佔拉薩。達賴十三世在英軍抵拉薩的前夕，為了避免被英軍俘獲，被迫出走，經過青海，到了外蒙古。對此，駐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彈劾十三世達賴“平日跋扈妄為，臨事潛逃無蹤，請褫革達賴喇嘛的名號”。清朝政府回電：“著即將達賴喇嘛名號暫行革去，並着班禪額爾德尼暫攝”。

然而，九世班禪是有政治遠見、顧全大局的。他考慮到十三世達賴離藏期間，由他代理達賴的職權，只會增加他們之間的隔閡，對西藏內部的團結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禪接到駐藏大臣的通知後，以“後藏為緊急之區，地方公事須人料理，且後藏距江孜僅二日程，英人出沒靡常，尤宜嚴密防範，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沒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達賴職務的要求。

英帝國主義者乘十三世達賴逃亡之機會，命在江孜留駐的鄂康諾大佐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軍50餘人，突然到達日喀則，藉口他不日即將回國，特來向九世班禪告辭。他還是很有禮貌地接待了鄂康諾。在接見中，鄂康諾突然提出讓九世班禪赴印度。“班禪當即回稱：我往印度不難，但須稟陳欽憲，奏知大皇帝殊批照準，方可起程，否則難以從命。該英員即稱，該國有信，不去不行，請細思之等語”。並且以英軍要佔日喀則和扎什倫布寺為由進行威脅。在此情況下，九世班禪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離日喀則去印度。九世班禪到印度後見英皇太子時，鄂康諾要班禪跪拜，“班禪未從，當稱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餘不行。仍行執手常禮。”當時清朝政府外務部“已電達駐印欽使及印督等，班禪來印赴會則可，若逼令干預藏事，即令班禪親自畫押，蓋用印信，均作為廢紙”。這樣，英人的陰謀未遂，不得不厚禮送歸九世班禪。

九世班禪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兩天後返回扎什倫布寺。這次班禪被迫赴印，未做絲毫有損主權的事情。

1909年（清宣統元年）4月15日，十三世達賴又自塔爾寺啓程，八月初八日到達西藏北方的重鎮那曲（黑河）。1937年九世班禪從扎什倫布寺遠道前來那曲，歡迎達賴回藏。與此同時，川軍入藏，對此達賴不滿，遂與駐藏大臣發生尖鋭矛盾。按理講，駐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當的，因為西藏是大清帝國的領土，迭遭英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保衞邊疆，鞏固國防，中央政府有權也應該派遣軍隊進駐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軍前隊抵拉薩，聯豫（駐藏大臣）派衞隊迎之。衞隊歸途開槍，擊斃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濟仲大喇嘛於琉璃橋畔飲彈而亡，衞隊又向布達拉宮開槍亂擊，僧眾亦有帶傷者，一時全城震動，人心不安，達賴恐遭危險，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見朱繡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記》）因達賴出逃印度，駐藏大臣聯豫緊追不捨，於是達賴由亞東，逃到了印度大吉嶺，受到英國官員的“熱誠接待”。對此清朝政府又根據駐藏大臣的建議，宣佈“革除”達賴名號，並要另找靈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動。但清政府不願收回成命，只令駐藏大臣聯豫派人前去印度，設法勸説達賴回來。直到1912年（民國元年）袁世凱發表恢復十三世達賴名號的命令。同時，也加封了班禪，加封令是1913年（民國二年）頒發的，全文是：“大總統令，據班禪額爾德尼稱，久仰中邦，實沾德喜。凡在我屬漢邊官軍民等，借餉籌食，無微不至等語。該額爾德尼實贊共和，效忠民國，維持藏事，備著勤勞。本大總統實深嘉慰。應即加封致忠闡化名號，以彰民國優待忠勤，尊崇黃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禪接到加封命令後，向袁世凱寫信表示感謝：“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陸委員興祺專人至招，蒙大總統加封致忠闡化名號，謹在扎什倫布寺內，恭設香案，敬叩祗領跪謝。致忠闡化班禪額爾德尼謹呈”。

1912年，達賴從大吉嶺回藏以後，達賴與班禪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其原因是：1915年，達賴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於內地行政專員公署），任命僧官羅桑敦珠、俗官木霞二人為基宗（後藏總官）。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達賴在後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轄班禪所屬四個宗和所有溪卡，這就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在設立了基宗之後，即向班禪轄區的百姓徵收與攤派軍糧税款和烏拉。這樣就使班禪與達賴這間的關係日趨惡化。

1916年，班禪寫信給達賴，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當，並要求會晤，解決問題，達賴覆信拒絕。到了1919年春，達賴同意班禪去拉薩會晤，但無結果。這樣，一直到了1923年，達賴命令扎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即被投入監獄。當班禪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到是大禍臨頭的先光，如不逃走，勢將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於是立即決定向內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則基宗發覺，作了必要安排。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禪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無人知曉。三日之後，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禪的蘇本堪布等100餘人乘月色逃出，追趕班禪，疾行五日夜，才會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進。由那裏越唐古拉山脈，即入青海境內。

1924年農曆5月4日，到達蘭州，甘肅督軍陸洪濤率領官員、軍隊數千人在蘭州郊外迎接。班禪經過的街道皆用黃布鋪路，紮了彩色牌坊，“備極莊嚴”。北洋政府大總統曹錕特派李乃芬為“迎護專員”，率衞隊百人由北京前來蘭州歡迎。從此，班禪在國內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當九世班禪回藏受阻以後，仍將行轅設在青海玉樹大寺的甲拉頗章時，當時日軍已侵佔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戰形勢日趨嚴重，班禪即從玉樹捐獻三萬元，購公債二萬元，並動員行轅全體同仁踴躍捐款，彙集前方，慰勞抗戰將士及救濟傷兵與難民。並在玉樹寺誦經祈禱抗戰早日勝利。同年11月4日，他已飲食難進，每食即吐，左肋劇痛，不能安卧，而且日趨嚴重。到12月1日，在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享年五十四歲。

1941年2月4日，班禪靈柩運到後藏，在扎什倫布寺建寶塔供養。 ^[1] 

九世班禪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鬥爭的一生。班禪不僅佛學造詣極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與十三世達賴共同領導了抗英鬥爭，晚年又積極從事抗日鬥爭，可説是一位勇敢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士。至於他對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維護，更是始終一貫，堅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層人物中是難能可貴的。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九世班禪曲吉尼瑪，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反帝愛國領袖人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