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學堂

華僑教育真正引起清政府的重視是在1905年以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鴻慈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考察憲政。端方從歐洲歸國，途徑南洋，受到當地華僑商人和華僑學校師生列隊歡迎。他不僅深切感受到海外華僑愛國情深，而且認識到舉辦華僑教育之不可緩。因之，召見各埠華僑“勸其就地興辦學堂培養子弟，並戒其勿染外洋習氣”。為了"宏教澤而系僑情"，清政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後，屢次派遣官員赴南洋調查學務。南洋查學成員中，較為重要的人物是錢恂和董鴻禕。錢恂，字念劬，曾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因而增長了國際知識和外事才幹。1899年他受任湖北留日學生監督而駐紮東京，1905年作為參贊官，隨載澤等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憲政，因而與五大臣中的端方得以結識。1906年他被學部特派為南洋查學委員。同時，學部還派遣專門司行走董鴻褘作為陪同。

錢、董二位於1906年秋天抵達爪哇。爪哇是華僑比較集中的大島，該島首府巴達維亞的中華會館已經在此前創辦了中華學堂，開南洋華僑辦學的先河。各埠此後雖創辦了大量的學堂，但由於師資和教材均感不足，教學質量也不盡如人意。華僑父老仍有送子弟回國讀書的願望。錢、董二人有見及此，鼓勵華僑子弟回國讀書，允以官費待遇。並往各埠華僑學堂視察，其間挑選了60多名僑生，準備分批返國。錢恂等除了立即向學部申報外，還致電兩江總督端方，請他主持辦學。12月份錢恂致端方電説：“爪島學生通官音（指能講普通話）可接中學程度者約三十人，志切歸國讀書，選地南京，川資日用自備，惟請官給食宿。並準學部電諮，以該僑民篤志內向，自宜因勢拊循”。端方接此電，深知“大地造物”的哲理，主張秉着“百年樹人的大計”，接納這些來自外洋的華僑學生，讓其有一個更好的讀書環境。

恰逢學部根據錢恂的建議，也向兩江總督端方徵詢意見，端方贊同其議，即奏請朝廷説：“爪島僑民流寓遠方，不忘歸國，派生內渡，就學金陵，洵屬愛國情殷，極堪嘉許，自當官備食宿，妥為照料。當經電飭該員錢恂等，允為照辦。屬其傳語華僑，益相敦勉，札飭江寧提學使，俟該生等來寧，即查詢志願，分送各學堂肄業。嗣後南洋各島及檀香山、舊金山等地僑民，如有願送子弟來寧就學者，並當一律收取，以宏教澤而系僑情。”

清廷出於“宏教澤”，“系僑情”和“彌隱患”的考慮，准許了端方的請求。於是，錢、董二人率領第一批爪哇歸國的僑生21人，先到新加坡等候輪船東渡。當時已經是1907年1月20日，臨近春節，未能等到過完春節即起身東渡回國，由此可見僑生回國讀書的急切心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宴會，歸國僑生即席朗誦詩歌，當地的中文報紙《叻報》於當年2月6日作了詳細的報道，可謂盛況空前。

歸國的僑生臨時被安置在南京三牌樓實業學堂寄宿。原來的想法，是“該生等來寧即查詢志願，分送各學堂肄業”，並未想要辦一所專門招收華僑學生的學校。但是這些華僑學生到達南京之後，原來的計劃不得不作改變。改變計劃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這些僑生資質參差不齊，且不諳國內的風土人情，若按照原定計劃分送各學堂學習確有其意想不到的困難。另外尚有特別具體的困難。鄭洪年在1929年11月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召開的南洋華僑教育會議上介紹當時的情況説：“端（指端方）欲先試驗各人程度，再分送各校。而他們（指僑生）回國的時候，適降大雪，與南洋熱帶的氣候迥殊，因此病了好幾人。大的二十二歲，小的只有十一歲。我就對端（方）説，分開來恐怕不行，一定要走散回去的。於是就在本京三牌樓實業學堂樓上，請教員來替他們補習”，“我與陳伯陶商量，索性在一起，多請幾位教員來教。陳並題了一個名，取《書經》：‘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之意，名之曰暨南學堂”。這段話起碼錶明，鄭洪年與江寧提學使陳伯陶一起參與了暨南學堂的籌備和創建。由於學生主要來自南洋，陳伯陶建議用“暨南”做校名。次年3月23日開學。鄭洪年任第一任堂長。“暨南”一詞源自《尚書·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寓意為：中華民族優良的道德風尚和文化教育，以中國為中心，輻射、傳播到四面八方，把中華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暨南校名因此而來。學堂辦學規模計劃為500人。

端方欣然採納了鄭洪年、陳伯陶的建議，於光緒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上奏稱：“該生等初回內地，語言驟難合一，應選派教習補習國文國語及各科學一年，再行考驗程度，查詢志願，分送各學堂肄業。且聞內響芳殷，來者日眾，非為特闢一校，不足以敷教育而系僑情，當飭署江寧提學使陳伯陶，差調直隸候補道王崇烈照料一切，並籌撥經費，擇度校舍，延訂教習，分科教授，派員管理，統合畫一，名曰暨南學堂。”光緒皇帝於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月硃批：“該部知道”。從上述情況可看出：“暨南學堂已經開學之後，端方才奏請光緒皇帝批准的，這實際上是補辦審批手續。由於清廷前已批准接受僑生，而創辦暨南學堂，只是從實際出發，變通做法，以便把華僑教育工作做得更好。由於鄭洪年積極參與籌辦工作，因之被委任為首任堂長（庶務長）。

經過籌備，校址選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該處地居南京城中央，鼓樓之南，唱經樓之北，西北緊鄰金陵大學，鬧中帶靜，頗可以進德修身。校舍舊式，部分改建，景緻清幽，誠得天獨厚之“華僑學府”。暨南學堂就在薛家巷誕生了，薛家巷由此成為中國華僑教育的搖籃。1917年改名為國立暨南學校，先後開設師範、商業兩科和補習班、中學、小學。1921年，將學校商科遷往上海徐家彙辦學。同年與東南大學在上海合設上海商科大學。1922年3月成立暨南學校董事會，由黃炎培、範源濂、袁希濤、林文慶、史量才、鄭洪年、張謇等17人組成。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上海真茹的國立暨南學校改組為國立暨南大學。

從此，暨南大學進入了一段全面發展的時期。首先，暨南大學將原有的商科大學改組為商學院，隨後又陸續增設了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和法學院。同時附設中學部，其中高中部設普通科、商科、師範科和農科，初中部則不分科。此外還設置了一個很特殊的專業——外交領事專修科，在當時堪稱獨一無二。學校的硬件設施也頗具規模，教學樓、宿舍、實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作為當時的華僑最高學府，學校還設置了一所專門的研究機構——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研究南洋、美洲的華僑問題，主編了《南洋研究》季刊和《南洋叢書》等。鼓勵學生進行學術研究，出版《國立暨南大學學報》刊登學生的研究成果。暨南大學還非常重視學生的體育鍛煉，為中國國家代表隊輸送了不少體育健將。他們中有不少人曾經代表中國參加歷屆遠東運動會和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辦的第十一屆奧運會。如足球隊隊員陳鎮和、徐亞輝，籃球隊隊員蔡演雄、王南珍、尹貴仁，田徑隊員郝春德、傅金城（短跑）、符寶廬（撐竿跳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