暈滃法

暈滃（發音wēng，同“翁”）法是地圖上表示地形的一種方法，印在地形坡面圖上順流水線方向繪製一系列不連續的短線（稱暈滃線），以線粗細、疏密和長短表示地形坡度的陡緩，並建立一定的立體感。 ^[1] 

暈滃法由德國萊曼（J.Lehmann）於1799年創制，他把地形坡上的受光量，根據直照原則設定水平面上的單位受光量等於 1，則在傾斜面上的受光量H=1×cosα=cosα（α為傾斜角），以此算式為基礎，制定了暈滃尺，將暈滃線的寬度與暈滃線間空白的寬度之比與地形坡度建立對應關係。

暈滃法在19世紀曾經是表示地形的主要方法。到19世紀後半葉逐漸讓位於更科學的等高線法。到20世紀中葉被繪製更方便、立體感更強的暈渲法所取代。現已較少使用。 ^[2] 

暈渲法（hill shading）是應用陰影原理，以色調的陰暗、冷暖變化表現地形立體起伏的一種方法。最初使用直照光源，後改為斜照光源，設平行光線傾角為45°，地形各部位的受光量H=0.707（cosα+sinα·cosc）。式中α為地面坡度角，c為相對於光源的方向角。暈渲法不嚴格按此數學法則進行，而根據斜照光源下地形各部位受光量變化的基本規律，並引進空氣透視等藝術法則，應用繪畫技術進行地形立體造型。暈渲通常用毛筆及美術噴筆為工具，用水墨畫單色暈渲，用水彩（或水粉）繪製彩色暈渲。此法雖缺乏數量概念，但立體感強，富有表現力，通俗易懂。暈渲最早出現於18世紀初期，1701年俄國謝明、列麥佐夫所編的西伯利亞地圖集中的一些地圖，1716年德國高曼所繪的世界地圖，都採用該方法顯示地形。19世紀後半葉出現了多色平版印刷術，暈渲的制印顯得便利經濟，得到普遍採用，到20世紀暈渲技術更加成熟，隨着半色調網目制印的出現，暈渲法獲得了精美的印刷效果，在20世紀中葉取代了暈滃法，成為主要的地形立體顯示法。

中國一直使用由來已久的筆架式或三角式山形符號表示地形，但隨着中西交流的不斷深入，國內出現了不少使用暈滃法繪製的地圖，使得國人開始關注並學習這種新的地形表示方法。

國內最早出現的使用暈滃法的地圖是由西方人繪製的，根據繪製地點和所繪區域不同，可以分為兩類:由西方人帶來的暈滃法地圖和西方人在中國繪製的暈滃法地圖。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制的《輿圖要錄》中收錄了多幅凱里（J．Cary，1754～1835年）、芬德雷（A.Findlay，1790～1870年）等19世紀歐洲著名製圖大師繪製的地圖，而那個時代暈滃法在歐洲極其普遍，由此可以推斷這些圖極有可能使用了暈滃法。這些在域外繪製並傳入中國的西文地圖是暈滃法在中國傳播的一種形式，至於有何作用尚待考察。

第二類外國人在中國繪製的暈滃法地圖。西方人來到中國後，建立租界，佔據港口，繪製了許多地圖。這些地圖採用了當時西方先進的測繪技術，與同時代中國的地圖相比，大部分繪製精良。1841年，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琦善因沙角、大角炮台失陷，揹着清朝政府割讓香港。英國軍艦硫磺號船長卑路乍（E．Belcher）奉命對香港島及其附近一帶的水域進行測量，並製成《香港和附近一帶水圖》，該圖運用暈滃法來表示地形，並使用直射暈滃法。1856年，法國人繪製的《大嶼山北部航道圖》則以斜射暈滃法繪製。1864年英國駐台灣府副領事郇和發表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期刊》34捲上的文章《福爾摩沙島簡介》附有《福爾摩沙島略圖》，現收藏於台灣歷史博物館。在這幅圖中，使用了直射暈滃法表示山脈。1895年，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就在當年，日本人繪製和譯製了兩幅台灣地圖—《帝國大日本新領地部台灣地圖》和《實地踏測台灣詳密地圖》，前者為日本人嵯峨野彥太郎繪製，後者為英國前海軍大尉沃爾特原著、日本人松本仁吉翻譯。

1922年由格雷戈裏（E．Gregory）繪製的《京畿四郊遊覽全圖》，其中的山脈均用暈滃法表示。這幅圖描繪了當時的北京周邊地區，即現在的北京郊區。圖中的比例尺、方向、圖例、經緯度等要素一應俱全，並且使用彩印印製。在筆者所見的西方人繪製的暈滃法地圖中，除了個別草圖外，幾乎所有的成品圖均採用了科學的暈滃法表示地形。這種標準的暈滃圖為暈滃法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參考和指引。 ^[1] 

在西方地圖中使用了暈滃法的同時，中國人也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開始嘗試使用這種方法來表示地形。筆者所見中國人繪製的最早的暈滃法地圖是同治年間（1862～1875年）的《廈門舊城市圖》。但是該圖採用很不標準的暈滃法符號—用大約平行的封閉的毛蟲式的線條，繪出像章魚觸角一樣的鳥瞰山形—只能算暈滃法的雛形。研究者所見中國人繪製的最早規範使用暈滃法的地圖是《清代會典圖》中的《江南安徽輿地圖》和《湖北輿圖。清光緒十二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會典館”，主持編纂《大清會典圖》。光緒十五年（1889年）通知各省測繪《大清會典輿圖》，並限期一年將各省的省、府、縣圖各一份，並圖説呈送會典館。光緒十六年（1890年），會典館補發通知，對各省所交之圖做出明確規定和統一要求，規定山仍作“筆架式”，但此時清末傑出的地圖學家鄒代鈞（1854～1908年）在給會典館的上書中，介紹了法國和日耳曼的暈滃法，或許正是因為鄒代鈞的上書中提及了暈滃法，在後來各省呈送的輿圖中，湖北省和安徽省採用了這種方法，顯示出其先進性。《湖北輿圖》和《安徽輿圖》均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呈送。在官方的測繪地圖中使用暈滃法，這首先説明，官方主動採用了新式的繪圖方法；其次，也説明在當時已經有受過這方面訓練的繪圖人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