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曉村

景曉村（1917-1994），本名景慕達，1917年10月出生在山東章丘縣第十區宅科村（現屬濟南市歷城區彩石鄉）。

1931年“九一八”事變，北平（今北京市）等地的學生組織請願團到南京請願。當時，剛考入章丘縣立第三完全小學的景曉村與師生們聽到這一消息，也自動組織起來到集鎮、農村進行遊行示威，宣傳抗日的主張。他用演講、演出等多種形式，向羣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

1933年夏，景曉村在縣立第三小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濟南山東省第一鄉村師範學校（簡稱濟南鄉師）。與同學編輯出版《求生》和《齊魯先修》，積極參加學生進步活動。 ^[13]  濟南鄉師有個好傳統：每當新學年開始，中共地下黨員都積極熱情地與新同學交朋友，開展工作。景曉村入學後，聽課十分認真，課餘時間埋頭於閲覽室中，閲讀了《吶喊》、《彷徨》、《大眾哲學》、《蘇俄考察記》等大量進步書籍，還積極參加學生會組織的各項活動。景曉村的表現，引起學校中共地下黨支部的注意。黨支部書記趙健民分工負責對他進行撒育和幫助。

1935年10月，經趙健民介紹，景曉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4] 

1935年12月，趙健民與中共河北省委代表黎玉建立了聯繫，從而與北方局取得了聯繫。

1935年12月9日，震動全國的北平“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爆發了。消息傳到濟南，廣大學生立即響應。景曉村組織和領導了濟南的學生運動，成立了鄉師學生救國會，組織學生準備罷課和遊行示威，但被山東的韓復榘國民黨政權鎮壓下去了。 ^[13] 

1936年5月，黎玉受中共北方局委派來到濟南，成立了中共山東省委，黎玉任書記。景曉村通過趙健民介紹，向黎玉彙報了濟南鄉師地下黨組織的活動情況，不久景曉村擔任了中共濟南鄉師黨支部書記。暑假期間，景曉村受黎玉委派，以組織員的身份去博興、壽光、益都、臨朐等地檢查工作，指導各地恢復和重建遭到破壞的基層黨組織。

1936年秋天，任省委巡視員。 ^[13]  因叛徒出賣，趙健民等被捕。在嚴重時刻，景曉村承擔起省委巡視員的工作任務，根據黎玉的指示，冒着極大的危險，先後去兗州、濟寧、東阿等地巡視黨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務。景曉村根據黎玉的指示，組織鄉師黨員和進步學生在學校附近農村開辦了數處夜校，上文化課和講解形勢，啓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和愛國熱情。景曉村擔任鄉師黨支部書記時期，正是鄉師地下黨組織發展最快的時期，全校300多名學生中，有中共黨員70多人，還有許多“民先”隊員。鄉師黨支部領導學生積極開展多種活動，成為中共黨組織在濟南地下工作的堅強戰鬥堡壘。 ^[8]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景曉村從濟南鄉師畢業後，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任中共山東省委秘書長。 ^[13]  景曉村根據省委指示，組織到山東的平津流亡學生成立了平津流亡學生會和“民先”山東省隊部，派遣大批“民先”隊員回各縣發動羣眾組織抗日武裝；組織大批出獄的黨員，到各地參加抗日遊擊隊的發動工作。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東省委在黎玉、洪濤、林浩、趙傑等領導下，舉行徂徠山武裝起義誓師大會，成立了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第四支隊，景曉村為政治部副主任兼一團政委。 ^[12] 

徂徠山武裝起義後不久，景曉村調任魯東南特委書記兼山東抗日遊擊第二支隊政委。他與第二支隊司令員劉湧等率部在莒縣、沂水、諸城、日照等地開展鬥爭，開闢了濱海北部抗日遊擊根據地。

1938年5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東省委改稱為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景曉村任省委秘書長，兼青年部部長。景曉村到清河區後，主持召開了特委會議，傳達了山東分局的指示：改正過去忽視根據地建設的傾向，加緊建立專署和縣、區抗日政權，積極擴大三支隊與地方武裝，鞏固發展地方黨組織，改變對頑固分子妥協退讓和消極防禦的被動局面。隨後，景曉村、楊國夫等西進與三支隊司令員馬耀南部會合，打通與冀魯邊區的聯繫。

1938年6月6日，三支隊等部在鄒平西北劉家井子一帶遭到駐濟南、惠民、張店、周村、青城、齊東等地日偽軍4000多人的合圍。三支隊以簡陋的武器創造了斃傷日軍井田司令以下800餘人的戰績，打擊了日軍的器張氣焰，擴大了八路軍的影響，推動了清河區抗日遊擊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和根據地的開闢建設。但三支隊在戰鬥中也受到較大傷亡。

1938年7月22日，三支隊司令員馬耀南在桓台牛王莊戰鬥中壯烈犧牲。馬耀南犧牲後，景曉村到山東分局向書記郭洪濤和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徐向前、政委朱瑞彙報工作，聽取指示。郭洪濤、徐向前、朱瑞明確指示：要樹立長期堅持清河平原游擊戰的信心，要向北發展，改變東西一條線的狹小活動範圍，建成南北一大片的根據地。隨後，八路軍山東縱隊副指揮王建安來到了清河區，向清河地委傳達山東分局、山東縱隊關於三支隊和清河區要向小清河北及黃河以北發展的指示，並宣佈由清河地委書記景曉村、三支隊司令員楊國夫、三支隊政委徐斌洲三人組成清河區軍政委員會，由景曉村任書記，統一領導全區的黨政軍工作。 ^[9] 

清河地委、三支隊遵照分局和山東縱隊的指示，跳出了原來禁錮的小圈子，擴大了活動區域，開闊了視野，放開了手腳。景曉村提出，羣眾是永遠砍不倒的青紗帳，要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必須放手發動羣眾，積極發展黨員，培養和提拔幹部，充實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和各級羣眾團體，建立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發展縣、區地方武裝。根據平原作戰的特點，他又提出了改造平原地形的戰鬥任務，大挖“抗日溝”，使敵人的快速部隊寸步難行，八路軍則依靠“抗日溝”的掩蔽進行活動，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

1938年8月，中共山東省委決定建立魯東南特委，景曉村任特委書記，同時任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第二支隊政治委員。特委建立後，景曉村和司令員劉湧等特委一班人率第二支隊由莒縣、沂水地區，向諸城、日照等地發展，曾數次重創頑軍劉黑七部，不久就統一了魯東南地區黨的領導，擴大了抗日力量，提高了戰鬥力，開闢了濱海北部抗日遊擊根據地。 ^[13]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決定調景曉村到清河地區任特委書記。6月6日拂曉日偽軍3000餘人將三支隊駐地牛王莊團團包圍，三支隊司令員馬耀南在突圍時壯烈犧牲。馬耀南的犧牲和多次戰鬥的失利，使景曉村、楊國夫一致認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必須改變鬥爭策略。為此，景曉村在向山東分局、八路軍山東縱隊的建議中指出：三支隊在膠濟路南的部隊，迅速返回路北，與路北部隊和特委機關會合，趁青紗帳季節，集中力量，發動羣眾，積極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他的建議得到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徐向前、政治委員朱瑞的同意。

1939年9月上旬，根據山東分局的指示，中共清河特委改稱中共清河地委，景曉村任地委書記。

1939年12月，宣佈成立清河區軍政委員會，景曉村任書記，統一領導全區的黨政軍工作。

1940年5月5日，清河區參議會召開，景曉村當選為參議長。

1940年10月，中共清河區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博興純化鎮召開。中共清河地委撤銷，建立中共清河區黨委，景曉村任書記。 ^[13] 

1940年11月，八路軍清河軍區成立，楊國夫任司令員，景曉村任政委。到年底，清河區抗日根據地已包括17個縣的一部或大部，建立了13個縣級黨的領導機構和清河區行政主任公署及10個縣級抗日民主政府，根據地人口達110萬，佔全區人口的30%，根據地面積佔全區面積的33%。清河區經過由弱到強、由小到大、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正式形成了黨政軍羣領導機構齊全、具有較穩固的根據地的重要戰略區。 ^[5] 

1941年夏，清河區黨委派遣部隊和工作團開始向黃河以北地區發展，開創墾區抗日根據地。9月，清河區黨委、八路軍山縱第三旅一舉解放了國民黨頑軍盤踞的沾化縣義和莊，標誌着清河區平原最大的墾區根據地正式形成。隨後，清河區三旅部隊與冀魯邊區東進部隊在沾化境內勝利會師。至此，向黃河北進軍、打通與冀魯邊區聯繫的重大戰略部署勝利實現。

1944年1月，中共山東分局和八路軍山東軍區宣佈由清河區與冀魯邊區合併建立中共渤海區黨委和八路軍山東渤海軍區。景曉村任渤海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 ^[4] 

1944年7、8月間，渤海軍區部隊在景曉村、楊國夫的指揮下，對日偽軍發起了夏、秋季攻勢作戰，策反壽光縣的“滅共建國軍”1600多人，攻克利津縣城。不久又發起全區的秋季攻勢，先後攻克樂陵、臨邑、南皮（屬河北省）三座縣城和沾化、青城的大部分地區，共殲滅日軍和漢奸隊5000餘人，創造了渤海區抗戰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戰果，並鞏固和擴大了渤海與膠東區、魯中區的聯繫。

1945年對日大反攻，景曉村與楊國夫率領渤海軍區部隊，作為山東軍區的第四路大軍對津浦路滄州至濟南段及膠濟路西段之敵展開進攻，解放了渤海區腹地的全部縣城，從東北方向逼近濟南市。

1947年10月，在渤海區召開的土地會議上，景曉村遭到誣陷和打擊，先後被撤銷了中共渤海區黨委書記、渤海軍區政治委員和十縱隊政委等職務，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 ^[13] 

1948年6月，景曉村調離渤海區，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華東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員。

1950年2月，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1951年8月，任華東工業部副部長。

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局長。

1956年6月，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助理。期間，景曉村參與了機械行業建國初期和“一五”期間大規模的恢復發展工作。

1958年7月，景曉村任第二重型機器廠籌備組組長、廠黨委書記兼廠長。

1963年初，景曉村調離第二重型機器廠，回北京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65年5月至1968年8月，景曉村任國家一機部技術司司長。 ^[11] 

“文化大革命”中，景曉村再次遭受迫害，打成走資派、“山東渤海戰團”的後台。

1969年，被關牛棚10個月，

1970~ 1972年在五七幹校勞動3年。

1972年8月，景曉村由“五七”幹校調回一機部任重型通用局局長。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景曉村得到徹底平反。 ^[13]  為了恢復生產秩序，把重型機械設備生產抓上去，支援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景曉村親自帶領工作組深入一重、二重廠等重型企業蹲點，做廣大幹羣的工作，幫助解決生產和職工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對全國重型企業在完成生產任務，確保產品質量，滿足國民經濟發展需要起到了推動作用。為了加快攀枝花鋼鐵廠建設，景曉村帶領機關各部門和設備主機廠、配套廠的技術人員和幹部到攀鋼去開現場會，現場研究解決設備製造、安裝中的質量問題、技術問題，促進了攀鋼的建設。

1975年8月，景曉村任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在國防科研生產任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9年春，任農業機械部常務副部長、黨組成員。

1982年6月，景曉村退居第二線，任機械工業部老幹部工作委員會主任，是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3] 

在此期間，他受機械部黨組委託，歷經十年，完成了《當代中國的機械工業》、《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工業》等系列史書的編輯任務，為機械、農機行業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還積極參與了山東黨史、軍史資料的編纂工作，為黨和人民搶救和保留下來一批珍貴的史料 ^[3]  ，景曉村還擔任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後又任第七屆委員。

1994年8月9日，景曉村因病不治，逝世於北京，享年77歲。他夫人王夢林和3個兒子根據他的遺願，將他們多年積蓄的5萬元人民幣，捐贈給濟南市歷城區彩石鄉宅科小學作為獎學基金，支持家鄉教育事業。 ^[10] 

1995年，《景曉村文集》出版，收入了景曉村同志從1938年開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寫的文章和作的報告。 ^[7] 

政協濟南市歷城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認為：景曉村晚年熱心為大家服務，他以出色的工作成績，得到了老同志們的稱讚。主編了《當代中國機械工業》、《當代中國的農機工業》、《機械工業大事記》、《機械工業重要文件彙編》。為機械、農機行業留下了一份珍貴資料和精神財富。與此同時，他還協助山東省委組織編寫了原魯東南特委、清河特委、清河地委、清河區黨委、渤海區黨委、清河軍分區、清河軍區、渤海軍區和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第二、三支隊、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的黨史、軍史資料；他以極大的勇氣和高度的負責精神，協助各級黨組織平反了歷史上的冤假錯案，為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曉村具有較高的領導藝術和很強的駕馭全局的能力，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就是一位能夠開創軍事鬥爭、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羣眾工作新局面，受到羣眾尊敬、使敵人喪膽、聞名山東大地的領導者。他工作認真，講求實效；無論在哪個崗位上工作，都能成為一位內行頜導。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關心愛護同志，密切聯繫羣眾，善於團結同志共事。他胸懷寬廣，無論個人蒙受多大冤屈，都能以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得失。1994年8月9日這位存心為公一世，蒙受冤屈半生的真正的人民公僕，因病不治，逝世於北京，享年77歲。其後9月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他逝世的消息，還報導了他夫人王夢林和三個兒子根據他的遺願，將他們多年積蓄的5萬元人民幣，損贍給濟南市歷城區彩石鄉宅科小學作為獎學基金，支持家鄉的教育事業。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