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語義學

普通語義學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以日常語言的作用作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哲學派別，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

1923年，奧格登和裏恰茲合寫了《意義的意義》一書，標誌着普通語義學的正式誕生。創始人為原籍波蘭的美國哲學家A.H.S.柯日布斯基。柯日布斯基的《科學與健全的精神--非亞里士多德體系和普通語義學入門》，系統地闡述了語義學的基本思想。附和並予以解説和發揮者眾多，主要有政論家S.切斯；祖籍日本的美國語言學家S.I.哈亞卡瓦（早川一榮）和數理生物學家A.臘波波特等人。切斯的《詞的暴政》（1938）推動了該學派在美國的傳播；早川一榮的《行動中的語言》（1939），通俗介紹了普通語義學的基本觀點。他們除研究語言和符號與其所指之間的關係外，還研究語言、思維和行動之間的關係，並着重研究語言對思維和行動的影響。他們建立了普通語義學研究所、國際普通語義學會（1942），主辦了《普通語義學報》和《等等：普通語義學評論》。

他們強調有對象的詞語即有外延的詞語，才是可信可用的。他們宣稱研究普通語義學的目的在於增進人們的相互瞭解，從而做到協同合作、消除紛爭。

在普通語義學家看來，任何語詞均有內涵，即使是象“美人魚”這類虛假概念，也有內涵，即“美女頭魚身子的怪物”。但他們認為，虛假概念無外延，即無對象，因為外界並無此實物。例如“天使夜裏守護在我牀頭”這句話就無外延意義。因為天使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也不能用任何科學方法加以檢驗。他們指出,對這類虛假概念的爭論，必然無盡無休,造成衝突。因此,無外延詞語是人類紛爭的根源，需要通過“外延法”教育加以清除。他們還把“荒唐的抽象”和“科學的抽象”混為一談，認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共產主義等等，亦屬“無外延的虛構”，並説正是這類語詞造成無數衝突和痛苦，要求勒令禁用。 ^[1] 

普通語義學在20世紀40～50年代的美國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它研究語言對思想、行動的關係和作用，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它誇大語言的作用，視之為社會生活中的決定力量。同時，它否定科學抽象，貶低理性認識，深深陷於狹隘經驗主義之中。20世紀60年代以後，作為一種哲學理論的普通語義學流派逐漸衰落了，便其一些基本思想和方法已經滲透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許多領域和部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