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教育學

《普通教育學》全書除《緒論》外，分三編14章。第一編“教育的一般目的”，分為“兒童的管理”和“真正的教育”兩章，主要論述了管理和教育的一般目的問題；第二編“興趣的多方面性”，分為“多方面性的概念”、“興趣的概念”、“多方面興趣的對象”、“教學”、“教學的過程”和“教學的效果”6章，主要論述了興趣的多方面性問題，並以此為基本原理來解釋學校的教學計劃和學科設置，並闡述了教學的過程、環節、方法等一系列教學論問題；第三編“性格的道德力量”，分為“究竟什麼叫做性格”、“論道德的概念”、“道德性格的表現形式”、“性格形成的自然過程”、“訓育”和“訓育特殊性的考察”6章，主要論述了訓育和道德性格的形成問題。 ^[4] 

《普通教育學》發表於1806年。當時正是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上升時期，而德國在經濟上明顯落後於英、法等國。正在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德國容克地主貴族，為了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和政權力量，迫切需要用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培養一批既能維持君主政體又能組織社會生產的人。這種社會需要促使赫爾巴特利用前人的相關成果和自己的實踐經驗，創建一個新的教育理論體系。 ^[4] 

《普通教育學》主要教育思想包括以下幾點：

1.教育科學的理論基礎。赫爾巴特指出，教育理論體系有兩個理論基礎，即倫理學和心理學。其中，倫理學説明教育的目的——道德是人類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心理學決定教育的方法——要想達到教育的最高目的，則需要研究受教育者的心理活動及其規律，以便找到合理而有效的教育方法。

2.兒童的管理。赫爾巴特認為，兒童生來便有“一種處處都會表現出來的不服從的烈性，這種烈性就是不守秩序的根源”。如果不從小便加以“約束”，這種“烈性”可能成為反社會的傾向。因此，必須加強對兒童的管理。在對兒童實施管理時，可以採取以下五種方法：威脅、監督、權威與愛懲罰、活動。赫爾巴特非常重視懲罰在兒童管理中的作用，認為懲罰有助於使學生消除反抗的行為。

3.教學理論。赫爾巴特主要從四個方面談這個問題。①教育性教學。赫爾巴特特別重視智育在教育中的作用和意義，提出了“教育性教學”的著名理論。他把實現教育目的與傳授文化知識看做同一個過程，認為任何教學都必須有教育性，既沒有“無教學的教育”，也沒有“無教育的教學”，所以應該把學校的全部工作都歸結為“教育性教學”。②多方面興趣。他認為在教學過程中，“多方面興趣”是學生意識活動的“內在動力”。也就是説，學生如果有多方面的興趣，就會主動地去追求知識，一心鑽研課業，達到教學的目的。他把興趣分為經驗的、思辨的、審美的、同情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六種。根據這些興趣，赫爾巴特為普通中學擬訂了龐雜的課程體系。③教學階段理論。他把課堂教學分為“明瞭、聯合、系統、方法”四個階段。“明瞭”就是教師明瞭準確地講授新教材；“聯合”的任務是使學生的新舊觀念之間建立聯繫；“系統"指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對新舊知識的聯繫進步進行思考，尋求規律；“方法”是學生通過實際聯繫，將已獲得的系統知識付諸運用。④教學方法。赫爾巴特將教學分為單純提示教學、分析教學和綜合教學三種。分析教學應在單純提示教學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教學大綱就是將分析教學的結果加以重新結合，形成新的觀念。這三種教學之間是遞進關係、交叉關係，三者必須統一運用。

4.德育理論。赫爾巴特指出，道德教育的任務就是向學生灌輸“內心自由”、“完善”、“仁慈”、“正義”和“公平”這五種道德觀念，由觀念形成意志，用意志去陶冶性格。只有體現這五種道德觀念的性格才是道德的性格，才算達到了道德教育的目標。赫爾巴特還提出了“訓育”的概念，即認為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絕不可以採取完全強制的方式，而必須多采用具有陶冶性訓育方式，以使受訓人心悦誠服。不過，其對於“訓育”的必要性的理解，是建立在認為兒童意志的“天然恆常性”難以被察覺的基礎上的 ^[8]  。 ^[4] 

《普通教育學》是教育理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是近代教育理論走向科學的開山祖和奠基石。

赫爾巴特在世時，《普通教育學》作為一部劃時代的教育著作，未獲得它應有的聲譽。但是，之後，在其弟子齊勒爾和斯托伊等人的宣傳下，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很快異軍突起，聞名天下，其思想傳播遍及整個德國大地。在這種情況下，赫爾巴特學派也開始形成，並出現了一個影響德國的赫爾巴特學派運動。

在中國，赫爾巴特主義的傳人可追溯到20世紀初。1901年創刊的《教育世界》使得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潮第一次由日本傳人中國大地。從清末開始，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並對中國近代的學校教育實踐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6] 

《普通教育學》的最早中譯本是由尚仲衣翻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的。中國解放戰爭後，陳書又據英文版並參考尚本對《普通教育學》一書的部分章節予以翻譯，包含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書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964年出版。198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將《普通教育學》與《教育學講授綱要》合為一書，作為“外國教育名著叢書”之一予以出版，譯者為李其龍。 ^[7] 

約翰·弗里德里希·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是19世紀德國教育家和心理學家。赫爾巴特童年曾受過良好的古典文學和哲學教育。1794年，他進入當時德國哲學革命的中心耶拿大學學習法律，卻在那裏潛心研究了康德、費希特、謝林等人的著作。1797年，赫爾巴特到瑞士一個貴族家庭擔任了3年的家庭教師，從此開始了教育生涯。1802年，赫爾巴特在格丁根大學取得博上學位，隨後在該校任教，講授教育學、心理學、邏輯學和哲學。1809年轉赴哥尼斯堡大學，被聘任為康德哲學教席。在此期間，赫爾巴特除了講學之外，還創辦了教育科學研究所和師範實驗班、實驗學校等。他的教學和實驗研究工作均獲得了成功。1833年，赫爾巴特重返格丁根大學任教，講授哲學和教育學。1841年，赫爾巴特病逝。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