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

1880年7月31日生於北方邦貝拿勒斯附近的拉莫希村。5歲開始在農村上舊式學堂，念波斯語和烏爾都語，後轉入正規小學。後為揹負一家生活，充當家庭教師。

19歲開始在公立學校教書，此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並通過自學取得學士學位。1921年響應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而放棄公職，在貝拿勒斯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後專門從事文學創作，先後主編《時代》、《榮譽》、《甘美》、《天鵝》和《覺醒》等雜誌，創辦智慧之神出版社。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印度農村度過，親眼目睹了西方殖民主義入侵後印度農村發生的種種變化，十分了解農村各階層——農民、地主在這種衝撞中的複雜心態，對農民的命運和農村的前途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36年4月主持印度進步作家協會第一次大會，發表主題演講《文學的目的》，當選協會首任主席。同年10月8日病逝。 ^[2] 

他一生創作了15部中篇和長篇小説（包括未完兩部），約300篇短篇小説及論著、電影劇本、兒童文學和翻譯作品。早期用烏爾都語寫作，1915年前後開始改用印地語。處女作是中篇小説《聖地的奧秘》。1908年出版短篇小説集《祖國的痛楚》，因其中的愛國主義思想而遭殖民當局查禁。從此改用普列姆昌德的筆名。他的作品還有長篇小説《服務院》、《博愛新村》（又譯《仁愛道院》）、《妮摩拉》《舞台》（又譯《戰場》）、《聖潔的土地》、《戈丹》等，短篇小説多收在題名《聖湖》的8部集子中 ，包括《進軍》《半斤小麥》《冬夜》《沙倫塔夫人》、《解脱》、《神廟》、《害人是天職》、《老嬸孃》、《棋友》、《開齋節的會禮地》、《咒語》、《彩票》等名篇。

《戈丹》發表於1936年，是普列姆昌德30多年創作的結晶，標誌着他的現實主義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無論是著名話劇《鬥爭》或長篇小説《仁愛道院》《工地》等，都曾提出過尖鋭的社會問題，但在解決社會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義的幻想。這些都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義的影響，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鬥爭本身的弱點。在《戈丹》裏，作者對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順從地進監獄的思想，通過丹妮亞的口進行了批判；同時，作者已考慮到從社會制度這一根本問題上來解決社會矛盾。小説通過哲學教授梅達和女醫生瑪爾蒂小姐的議論，提出了“要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革”。這個變革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普列姆昌德曾明確説過：“有個俄國，如今建立了新制度，那裏的貴族和富人都受到了懲罰，窮人都過上了好日子。有朝一日，我們也會像俄國那樣。”但在小説裏，作者並沒有指出天翻地覆變革的道路。從作者寫這部小説時的思想狀況看，他對達到理想社會的途徑是不明確的。他認為要達到理想社會，“人們的品質”很重要，他説：“只要我們個人不能提高，任何社會制度也不會繁榮”，甚至會成為“更糟糕的獨裁”。所以在《戈丹》裏，作者讚揚了梅達教授等人言行一致、不為私利而為他人服務的品質，想以此作為人們效仿的榜樣，為理想社會的到來奠定道德基礎。這是一種脱離實際的幻想，實際上是作者既嚮往合理的社會而又不知如何達到的思想矛盾的反映。

《舞台》寫於1928年，普列姆昌德自己認為這是他寫得最好的長篇小説。小説共50多萬字，中心事件發生在20年代貝拿勒斯近郊的邦德浦爾村。《舞台》通過該村雙目失明的乞丐蘇爾達斯為保衞自己祖傳的土地而進行的鬥爭，反映了印度近現代社會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激烈衝突。這部作品在印地語文學中第一次揭示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英國殖民主義的確立，資本主義的入侵，已瓦解了向來作為印度經濟基礎的農村公社，摧毀了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打破了農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給他們帶來了惶惑和災難。《舞台》實際上是面臨衝擊而日趨衰落的印度傳統農業文明的一曲悲壯的輓歌。蘇爾達斯這個形象既是甘地主義的象徵，也是作者普列姆昌德思想的正面體現者。他不以貧為恥、以富為榮，而是安貧樂道、恥於謀利，滿足於吃一口要一口，從不考慮改變自身生存的條件，卻追求心地的純潔、精神的高尚和完美。這正是印度傳統農業文明的人生哲學。作者最後把蘇爾達斯寫成了道義上的勝利者，他的死被看作是民族精神的涅槃，震撼了成千上萬印度人的靈魂。《舞台》所變現出的對傳統農業文明的認同傾向具有明顯的二重性：當它具體表現為對殖民侵略的否定時，它是悲壯而崇高的；當它由此把傳統文明作為永恆的理想世界，不想接受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觀念時，它又是僵化、保守和幼稚的。

《服務院》是其成名作，被譽為印地語文學中第一部優秀現實主義小説，寫一婦女因無陪嫁不能嫁到體面人家，後被丈夫遺棄淪為妓女，受盡歧視和欺凌，最後在服務院棲身。小説揭露了索取嫁妝的惡習、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關係及上層人士的虛偽等。《戈丹》是其代表作和最優秀長篇小説。主人公何利原是自耕農，有幾畝祖傳土地，他與妻兒終年勞動，勉強可以温飽。由於他賒購的奶牛被毒死，受到多方敲詐勒索。後他收留未正式結婚而懷孕的兒媳，更引起軒然大波。他破產而淪為僱農，被迫變相賣女。他最後還想為孫子買頭奶牛，終在熱浪中累倒而死，身後僅剩的20個安那也被婆羅門當作獻牛（戈丹）的禮金搜刮而去。小説揭示了農村中尖鋭的階級矛盾，塑造了典型人物，被譽為印度農村的一部史詩。

普列姆昌德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抱有深刻的認同和真切的關心。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國，他在《覺醒》和《天鵝》等雜誌連續發表社論、時評，譴責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聲援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在《日本的胃口》一文中他寫道：“‘橫行霸道’這一古老的成語，正好適用於日本。它攫取了朝鮮，又攫取了滿洲，現在又想攫取整個中國了。”他在列強橫行稱霸、弱小民族反抗的世界整體格局中看待中印關係，呼籲彼此團結合作，互相支持。在一篇題為《“華北國”》的時評中他寫道：“印度和中國有幾千年的友好關係，印度對中國所抱的尊重、敬仰和友愛之情，那只有印度人民自己能體會到。” ^[2] 

20世紀50和80年代，中國有過兩次普列姆昌德著作的譯介高潮。50年代，他的代表作《戈丹》《妮摩拉》及部分短篇小説被譯成漢語，受到讀者的喜愛，並影響了浩然、劉紹棠等中國當代鄉土派作家的創作。80年代，他的短篇小説以《新婚》（1981）、《如意樹》（1982）、《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説選》（1984）、《割草的女人》（1985）等為題被結集翻譯出版；長篇小説《舞台》（《戰場》，1980）、《一串項鍊》（《貪污》，1983）、《仁愛道院》（《博愛新村》，1986）也經翻譯出版。他的思想和創作一直是中國學者的研究課題和碩士、博士論文選題，中國印度文學研究會曾在1986年為他舉行專題學術研討會，劉安武的《普列姆昌德評傳》（1999）是中國學者研究普列姆昌德的標誌性成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