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蘇聯財政人民委員，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屬黨內布爾什維克派，長期從事反對沙皇專制鬥爭，曾被逮捕和流放。1912年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後，在俄羅斯東部烏拉爾地區開展革命活動並領導該地區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十月革命後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歷任俄共（布）中央書記、黨的機關報《真理報》編輯。他是1918 年“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的主要成員，國內戰爭時期在紅軍中工作。他是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黨綱起草委員會成員， 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1920年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財政委員會主席。

後改任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部職業教育管理總局主席。從1923 年起，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成為托洛茨基派的首領之一和主要理論家，陸續寫出不少反映該派思想觀點的經濟著作。其中《新經濟學》第一卷第一分冊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引發黨內大辯論。1927 年被開除出黨，1929 年恢復黨籍， 但因繼續堅持其立場，後再次被開除出黨。在1937年1月公審所謂的“反蘇託派中心案件”中，他被誣陷，命令他出庭受審，但他拒絕出庭，作為“人民之敵”被處決 ^[1]  。1988年被恢復名譽。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著作有《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紙幣》（1921）、《從新經濟政策走向社會主義》（1922）、《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危機》（1924）、《新經濟學》（1926）等。其中《新經濟學》是集中他的經濟思想的代表作。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最初的時日裏，他與布哈林等組成“左派共產主義者”小集團，反對列寧的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主張“實行最堅決的社會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批評他們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完全不瞭解俄國的落後性和經濟的過渡性質。

20年代中期，他又同托洛斯基一道主張用犧牲農民的方法來積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以加速工業化的實現。為了論證他們的錯誤主張，編造了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規律。他把社會主義“國家手中的主要來源於或同時來源於國營經濟綜合體之外的物質資源的積累叫做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新經濟學》三聯書店版第41頁）這種原始積累對落後的農業國加速國營企業技術改造起非常大的作用，可以保證國營經濟最後戰勝資本主義經濟。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主要辦法是社會主義國家運用預算、信貸以及貨幣價格等手段，重新分配國民收入，急劇改變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把資金從農業方面抽調到工業方面，以保證工業的高速發展。他認為這是一條客觀規律，社會主義國家應自覺利用它來籌集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需的資金（實際上這就是後來斯大林體制下的工農業剪刀差）。

他認為，對國營企業來説，生產完全沒有必要採取商品生產的形式，國營企業產品的商品形式完全是外部環境強加給它的。在國營經濟內部完全應該依靠行政命令實行計劃管理，它是完全排斥市場機制的。因此，在整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始終都貫穿着體現社會主義計劃性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同反映市場自發性的價值規律的鬥爭。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作用逐漸擴大，價值規律作用範圍日益縮小，當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最終完全取代價值規律的時候，也就是過渡時期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徹底勝利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