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晉

關於後晉國號由來，胡三省雲：“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為晉。 ^[6]  ”故遼太宗在冊封石敬瑭為帝的冊文中也提到：“仍以爾自茲並土，首建義旂，宜以國號曰晉。” ^[1]  也即強調了地域因素。 ^[8] 

從契丹方面來説，“晉”除了地域因素之外，還代表着“晉王”，也即李克用和早期的唐莊宗李存勖。而相較於之後的後唐而言，這是一個與中原政權更為友好的時期。契丹在與莊、明二帝的戰鬥中屢屢失利，損失慘重。可以想見，其對唐莊宗所建之後唐充滿敵意。對比之下，當年與晉王李克用把手結義的時期也就顯得彌足珍貴。“晉”這一名號，對於契丹而言，也就更為友好親切，遼太宗將其賜予石敬瑭，也是希冀雙方締結如同當年遼太祖與李克用那樣親密的盟約。 ^[8] 

而對於石敬瑭而言，“晉”這一國號，除代表起家龍興之地以外，亦是其自身姓氏的發祥地。此外，石氏先祖的籍貫還與國號產生了聯繫。石碏為衞大夫，居於衞地，石奮則是居於河內温縣。而提及河內温縣，恰是司馬晉國號之由來，胡三省注《通鑑》雲：“司馬氏，河內温縣人。……以温縣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7]  那麼既然司馬氏能因河內郡望作為自己國號由來，石敬瑭自然也可因襲前例，國號與其攀附之先祖形成了統一。 ^[8] 

後晉高祖石敬瑭是沙陀人，家世貧寒，連姓氏也沒有，至於石姓，也不知其來源。石敬瑭的父親早年跟從李克用征伐，以功授洺州刺史。石敬瑭為人沉默寡言，穩重沉厚，李嗣源愛之，遂將女兒嫁給了他。 ^[12] 

由於這個原因，使他得以在李嗣源帳下為將。李嗣源稱帝后，歷任保義、宣武節度使、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嗣源晚年轉任河東節度使。 ^[13-14]  唐明宗李嗣源死後，後唐發生了鉅變，兒子李從厚剛繼位，養子李從珂就發動了兵變，領兵殺向洛陽。李從珂召石敬瑭趕來洛陽商議軍國大事，石敬瑭在路上遇到從洛陽逃出來的唐閔帝李從厚，將唐閔帝的隨從全都殺死，然後把後唐閔帝幽禁起來，去向李從珂請功，最後李從珂派人殺害唐閔帝。

李從珂繼位以後，將石敬瑭當成最大的威脅，想盡辦法要將他調離河東這塊興王之地。石敬瑭認為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於道路，遂決意謀反。大將劉知遠，掌書記桑維翰也有此意。於是，石敬瑭上表指責唐末帝李從珂是唐明宗養子，不應承祀，要求讓位於許王李從益（明宗四子）。唐末帝撕裂其表，削其官爵，並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將兵三萬築長圍以攻太原。

石敬瑭在河東的兵力不足以抵擋後唐的進攻，因此石敬瑭決定求助於契丹。作為條件，他同意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對遼太宗耶律德光自稱“兒”。於是，遼太宗決定幫助石敬瑭。但後唐君臣對契丹的來援卻毫無戒備，沒有及早截斷雁門諸通道，致使遼太宗所率的軍隊順利度過險要，進抵太原，大敗後唐軍隊，將後唐五萬大軍包圍於晉安寨。被圍於晉安寨的後唐軍隊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軍心已亂，副使楊光遠、大將安審琦勸主帥張敬達投降，遭到拒絕，索性將他殺害，舉全軍投降了石敬瑭。後晉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日（936年11月30日），遼太宗作冊書封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改元天福， ^[11]  遼太宗自解衣冠授之。十一月，石敬瑭遂即位於柳林（今山西太原市東南），即晉高祖。 ^[10]  不久晉高祖石敬瑭攻入洛陽，唐末帝自焚，後唐滅亡。天福二年（937年，契丹天顯十二年）晉高祖將都城遷到開封。

石敬瑭取得帝位之後，將幽雲十六州，即今天的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大片領土割讓給了契丹。十六州是：幽（今北京市）、薊（今天津薊州區）、瀛（今河北河間）、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縣）、檀（今北京密雲）、順（今北京順義）、新（今河北涿鹿）、媯（音歸，原屬河北懷來，今已被官廳水庫所淹）、儒（今北京延慶）、武（今河北宣化）、蔚（今山西靈丘）、雲（今山西大同）、應（今山西應縣）、寰（今山西朔縣東馬邑鎮）、朔（今山西朔縣）。

晉高祖依靠契丹自藩帥而奪得帝位，所以每年除了向契丹貢奉大量的財物外，吉凶慶弔，從未遺忘，使者相望於道，奉表稱臣，稱遼太宗為父皇帝，其實他比耶律德光還要大九歲，契丹太后、太弟、諸王、元帥以及重要大臣韓延徽等，也都有賄賂相送。每有契丹使者至，必於別殿拜受詔敕，契丹使者小不如意，多出不遜之語。對於這一切晉高祖都忍受下來了，但朝野上下鹹以為恥，有的大臣也因此而拒絕出使契丹。如兵部尚書王權就是如此，晉高祖派他出使契丹，向遼太宗獻徽號，王權恥於向遼太宗跪拜，寧願丟官，也不願充使。

晉高祖石敬瑭病逝後其侄石重貴繼位，即晉出帝。石重貴的親生父親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兄長，早年在唐莊宗部下為將，早死，所以被石敬瑭收養為子。由於晉高祖的五個兒子早死，而石重睿年紀尚幼，所以只好立石重貴為太子。

晉出帝石重貴雖然當上了皇帝，朝中大權卻由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掌控。景延廣無勇無謀，卻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權以來，改變了之前晉高祖對契丹的政策，拘禁其使者，殺害契丹商人，搶奪其貨物。晉出帝對契丹稱孫不稱臣，引起契丹的不滿，戰爭一觸即發。景延廣不做好戰爭準備，卻口出狂言，聲稱“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天下笑，當成後悔矣!”遼太宗耶律德光聞言大怒，連年進兵侵擾中原。而後晉王朝內部也有不少軍閥也想乘亂奪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亂，如晉高祖的兒女親家楊光遠，原後晉大將趙延壽、北面都招討使杜重威、李守貞等，無不是此類人物。在契丹與後晉的戰爭中，幸賴廣大軍民的拼死奮戰，才使契丹軍屢次受挫而退，有時還敗得很慘。

開運二年（945年，契丹會同八年）初，契丹又一次南下入侵，又是趙延壽為先鋒。晉出帝本想親征，但由於患病，就先派張從恩、馬全節等人領兵分路北上抵禦契丹軍隊。開始朝廷畏懼契丹的聲勢，讓軍隊後撤，沒想到引起了各軍的恐慌，導致部隊混亂無法整頓。三月一日，後晉幾萬兵馬集中，列陣於相州（今河南安陽）安陽水以南，皇甫遇和濮州刺史慕容彥超率領數千騎兵偵察前進。與契丹兵數萬人遭遇於漳水，皇甫遇領兵邊戰邊退，然後再與契丹兵決戰，終於遏制了契丹軍的攻勢。不久，晉出帝親自出徵，進到滑州（今河南滑縣），又督促各路軍隊北進。

到四月二十三日，都招討使杜重威在定州集結各軍，接着北進攻下泰州（今河北保定），五月二日又佔領了滿城（今河北滿城），並俘虜了契丹一個酋長和士兵二千人。這時，契丹的降將説遼太宗又領兵八萬再次南下，杜重威非常恐慌，五月四日退守到泰州固守。五月七日又向南撤退，契丹兵尾隨而至。晉軍退到陽城（今河北安國東南）後就開始反擊，將契丹軍趕得向北逃竄。但晉軍繼續南撤時，契丹軍又以重兵壓過來。

五月十一日，晉軍到達了白團衞村，埋設鹿砦紮下營房。契丹兵則將晉軍重重包圍，還派部隊截斷了後晉的糧道。眾將率領萬餘騎兵向着契丹橫掃過去，喊殺聲驚天動地，在晉軍將士出其不意的全力反擊下，契丹兵的攻勢被徹底摧垮，被殺得大敗而去，兵敗如山倒。李守貞也命令士兵拔掉鹿砦，步騎兵一起進擊契丹軍隊，一直向北追擊了二十里。契丹兵因為是下馬攻擊晉軍，在這突然襲擊面前來不及上馬迎戰，丟在戰場上的戰馬和其他裝備遍地都是。

這一仗，晉朝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契丹軍隊退到陽城東南的河邊，散兵稍微聚集起來。遼太宗在北逃時也很狼狽，原來乘車跑，跑了有十幾裏，看後晉兵追得急，就趕忙換了一匹駱駝騎上，揮鞭急逃。眾將要求繼續追殺敵人，杜重威這時卻膽怯起來，李守貞這時也和杜重威一樣，於是退回到定州。這仗靠將士的頑強抵抗才取得全勝，契丹兵損失慘重，氣得遼太宗回去後把許多將領打了幾百杖。但一次勝利並不能使後晉的整個形勢好轉，這次勝利竟是後晉的一次迴光返照。

會同九年（946年），遼太宗再次征討後晉。他指示降將趙延壽與瀛州刺史詐降，送假情報給後晉。晉出帝不辨真假，急於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為統帥，統領大軍北上抗擊。杜重威此次出征也想效仿晉高祖。所以藉口此次出戰深入敵境，必然要有強大的兵力才能保證成功。晉出帝只好給他增兵，致使禁軍皆歸其麾下，京師空虛。杜重威到前線後，每日置酒作樂，不議軍事，只知一味地向晉廷要求增兵運糧。晉軍兵多將廣，實力強於對方，由於主帥沒有任何作為，反被敵軍截斷糧道，形勢極為不利。杜重威正想使晉軍處於危險境地，以便受其裹脅投降契丹。他與副帥李守貞商議，派人與契丹聯繫請降。遼太宗雖然包圍了晉軍，但晉軍畢竟人多勢眾，且戰鬥力較強，欲想獲得全勝，也沒有必勝的把握。當他得知杜重威率軍投降的消息後，大喜過望，馬上許願事成後立他為帝。於是杜重威招集諸將，伏甲於營中，宣佈投降契丹，諸將中雖有不願意者，但在刀劍的威脅下，也只好連署降表。當杜重威向全軍宣佈投降的消息後，全軍慟哭，震天動地。

杜重威投降後，遼太宗讓他穿上赭黃袍，由於他早已許立趙延壽為帝，於是也讓延壽同樣穿上赭黃袍，將兩個賣國賊玩弄於股掌之上，而實際上根本無意讓他們中的任何一人當皇帝。這一回他本人要過過中原皇帝的癮。

由於晉軍主力已經投降契丹，所以遼太宗很快進入了汴梁，俘獲了晉出帝及其全家，將他們遷往契丹境內的建州（今遼寧朝陽境內）居住。據遼寧博物館收藏的《晉出帝石重貴墓誌銘》記載，晉出帝北遷後崩於遼保寧六年（974年）。

遼太宗在汴梁的後晉皇宮中稱帝，改國號為大遼。由於契丹軍隊在中原到處燒殺搶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們聚集起來，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到處打擊契丹軍隊，殺戮契丹派來的官吏。遼太宗無力維持其在中原的統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許王李從益為帝，然後率軍北撤，途中一病而亡。後晉共歷二帝，統治了11年。

後晉建國伊始“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天福二年（937年）朝廷下敕，令大理寺、御史台、刑部以後唐律法為基準，將其中“不動格條，不礙理義”檢尋改正，其他“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天福四年（939年）編撰成書的《天福編敕》，在後世亦有着“後唐制敕晉朝編”的論斷。 ^[9] 

後晉遵奉唐禮，並務求沒有疏漏。後晉天福元年（936年）閏十一月初，石敬瑭“入洛”，即“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以籠絡後唐遺舊，次年正月“封唐宗室子為公”。南唐則在升元二年（938年）冬“立太學，命刪訂禮樂”，表示自身尊崇唐禮的本心。後晉在天福四年（939年）九月，“封李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後”，並於其年冬“立唐高祖、太宗、莊宗、閔帝廟於西京”，而南唐亦立“唐高祖、太宗廟”，祭祀唐室宗廟社稷。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