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系軍閥

1912年中華民國肇始，山西省擁護共和，宣佈脱離清朝“獨立”，這是其產生時期，袁世凱去世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個軍閥混戰的時期，主要有直係軍閥、奉系軍閥、皖系軍閥等，直系、皖系等主要軍閥勢力都在 1927年南京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進而北伐之後消失，1930年中原大戰是其最鼎盛時期，抗戰勝利後一直到解放戰爭山西解放之後才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晉系軍閥，主要佔據山西地盤。20世紀上半葉，晉系軍閥集團統治山西38年之久。於其他軍閥類似，和當時的北洋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代表人物閻錫山就曾擁戴袁世凱稱帝。

以閻錫山為首，以晉綏地緣為特徵的晉系軍閥集團，屢屢與其他政治力量逐鹿中原，一度佔有晉綏冀察四省和平津二市，其首領閻錫山甚至一度自立為“國家元首”。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馮玉祥、閻錫山失敗，晉系軍閥集團實力、地位大為下降，但仍保持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直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晉系軍閥集團方才土崩瓦解。

晉系軍閥集團萌芽於辛亥革命，發軔於北洋時期，二三十年代逐步膨脹，至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前實力達到頂峯。縱觀中國近現代史，晉系軍閥集團是存在時間最長的派系。

其主要賴以能較為系統和持之以恆的進行官兵教育和培訓，有穩定的領導層，在山西省內積極建立軍事和民用企業，發展經濟。 ^[1] 

晉系軍閥集團以閻錫山為首領，還有幾位主要將領即徐永昌、楊愛源、商震、傅作義等。

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號龍池，漢族。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

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生，清朝陸軍步兵科舉人、協軍校，同盟會員，組織與領導了太原辛亥起義。 ^[2] 

1905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9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歷任山西陸軍監督、新軍標統，參加反清活動。

1911年武昌起義後被舉為山西都督。北洋政府期間支持袁世凱，任山西省省長。

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在山西“清黨”反共，次年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1929年參加討伐唐生智，被蔣介石委為陸海空軍副司令。

1930年與馮玉祥、李宗仁等倒蔣，失敗後逃往大連。

1932年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軍政大權。“九·一八”事變後支持蔣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戰爭時期採取“抗日和日、聯共反共、擁蔣拒蔣”的兩面政策。抗戰後支持蔣介石與中共作戰。

1949年3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山西后逃離太原，6月在廣州就任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最後一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後赴台灣，任“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1960年病逝於台北。

徐永昌（山西崞縣人），1937年後，歷任軍委會辦公室主任，保定行營主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

1945年9月2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

1948年，徐永昌出任國防部長，其後一年多時間，他活動於太原、北京、綏遠之間，企圖挽回國民黨的危局，失敗後去台灣，任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楊愛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後，歷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灣，任總統府戰備委員會顧問。

1959年1月，楊愛源在台灣病逝。

商震（浙江紹興人，生於河北大城縣），1935年後，歷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總統府參軍長，1947年4月起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商震棄政從商，並定居日本。

1974年曾回國觀光。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東京病逝。根據其生前願望，其骨灰後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傅作義（山西榮河人），1915年二十歲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即在晉軍中任職，後成為擁兵數十萬的國民黨高級將領，1949年任華北“剿共”總司令。

在平津戰役中，傅作義能順應歷史潮流，選擇和平起義的道路，使北京這座歷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毀。

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九歲。

閻錫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一個地主兼商業高利貸者家庭。他六歲喪母，由外祖母扶養。

九歲入私塾，十六歲隨父閻書堂到縣城自家開設的吉慶昌錢鋪學習經商。

1900年，父子倆在一次買空賣空的“打虎生意”中蝕了大本，只得逃離縣城，回到河邊村。不久，為避債又逃到太原，閻錫山經人介紹進裕盛店當了夥計。閻錫山不甘心在店裏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設立武備學堂，他認為這是躋身官場之路，於是應機報考。

初試時，他做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口試時，他對答靈便，深得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統姚鴻法的賞識，被順利錄取。 ^[3] 

1904年，閻錫山考取官費生赴日本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結識了岡村寧次、板桓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間，他也結識了孫中山，參加了同盟會，並加入了孫中山在軍人中成立的“鐵血丈夫團”。

1909年3月，閻錫山畢業回國。他先後在北京和太原四處活動，獲得了山西陸軍小學教官的位置，三個月後升任監督。

之後，他又積極謀取兵權，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第八十六標標統。在此期間，他施展兩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討好清朝官吏和立憲派，抓住兵權；一方面組織以同盟會員和反清分子為骨幹的模範隊，以圖在革命到來時作為自己的資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閻錫山與八十五標標統黃國良及温壽泉等策劃太原起義，由八十五標首先發動。

10月29日，八十五標在第二管管帶姚以價的指揮下率部起義，攻打撫署。在太原起義的過程中，閻錫山也玩弄兩面手法，一面給所部下令，稱“八十五標兵變”，調動一部分兵力協助清軍保護撫署；一面密令餘部相機擊潰抗拒起義的巡防馬隊營。而他則躲在大教場東北的樹林裏，派人四處觀察打探情況，隨時向他報告，以便看風使舵，成則居功，敗則諉過。當起義軍佔領巡撫衙門，擊斃巡撫陸鍾琦，起義已成定局時，他便公開率部參加起義。

太原起義成功，為選舉山西都督，同盟會員與立憲派展開了爭鬥。在公選會議上，有選舉立憲派首領梁善濟的傾向，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閻錫山的親信張樹幟持槍跳上主席台，大聲説道：“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全體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致通過。就這樣，閻錫山、温壽泉分別當選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義後，清政府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入晉，鎮壓革命。但吳祿貞早已參加了革命黨，當領兵進至石家莊後，即前往娘子關與閻錫山會晤，組織燕晉革命聯軍，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張紹曾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決定揮戈進京，掃除清室。

對此，清廷及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驚恐萬分，便以重金賄買吳祿貞舊部周符麟，設計將吳刺殺。隨後，又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率領第三鎮曹錕所部進攻山西。閻錫山只得撤離太原，向北進軍，攻取大同，又會合吳行芳、張培梅帶領的雁門、懷仁兩部民軍，攻佔包頭。

1912年2月，宣統帝下詔退位，南北政府和議告成，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之位。閻錫山看到形勢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凱藉口閻錫山棄省出走，不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電令其不準擅自行動。

閻錫山焦急萬分，他馬上施展手腕，急電親信南桂馨面見孫中山，請求支援；一面派與袁世凱拜過把子的董崇仁進京，千方百計向袁世凱表忠。袁世凱終於在3月15日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閻錫山回到太原後，深知要坐穩都督的寶座，就必須要討好袁世凱。他派人長駐北京，賄賂袁世凱的親信、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向袁世凱表示恭順。薦請任命董崇仁為晉南鎮守使，又請任與袁族有親戚關係的陳鈺為山西民政長。為取得袁世凱的信任，他還把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到北京長住，作為人質。1912年10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閻錫山立即聲明脱離國民黨，並在三個月內將山西國民黨黨部一律解散。

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閻錫山雖在這次革命中袖手旁觀，但因他是同盟會員出身，袁世凱也不輕易放過，便三次傳見閻錫山，想尋機剪除。但閻錫山每次都俯首恭順，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懼的樣子，使袁世凱認為他沒有反骨，不僅沒有撤他的職，還封他為“同武將軍”。此時，閻錫山已完全賣身投靠袁世凱，完全背叛了孫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對革命的旗號既不舉起，也不放下，而是見機行事。

1915年，袁世凱要實行稱帝，閻錫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國本大計”，倡議“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憲政”，得到袁世凱的賞識。之後，他又爭先請願，接連三次電請袁世凱登基稱帝。後來，蔡鍔等組織護國軍討袁，他立即致電指責其為“破壞大局，不顧國家”，閻錫山的所為，甚得袁世凱的歡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閻錫山認為再無畏懼之人，於是，不擇手段，要獨攬山西軍政大權。他先以“獨斷軍事”等罪名，將與他一起發動辛亥太原起義的黃國良撤去旅長之職，後又把他趕出山西。又將曾利用來聯絡袁世凱的晉南鎮使董崇仁撤職。繼而逼令曾在閻出走包頭時出過大力的晉北鎮守使孔庚交出軍權。閻錫山在藉故剷除異己的同時，把自己的親信都安插到軍隊之中。收回軍權後，他又策劃奪取行政權，唆使省議會和督軍團會議相繼趕走省長沈銘昌及繼任孫發緒，自己乘機兼任省長。閻錫山雖然奪取了山西軍政大權，但沒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總是不大放心。

於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討好當時的手握大權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在“府院之爭”和張勳復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邊。因此，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段祺瑞政府任命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就集中閻錫山的一身了。

閻錫山總攬軍政大權後，在山西實行政治擴張，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實質是推行軍國主義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進行大規模的擴軍。

晉軍初建於1912年。當時閻錫山從包頭返回太原後，組建軍隊為一個師，師轄兩個旅，旅轄兩個團。另有直轄炮兵一個團，騎兵一個團。

1914年，閻錫山派孔庚率部參加了袁世凱的“徵蒙”行動。事平後孔庚師留駐包頭。由於孔庚原為吳祿貞的部下，且在部隊中不斷安插自己的親信，所以為閻錫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縱張培梅、張樹幟等發動兵變。

1914年6月1日夜，變兵幾十人闖入孔庚的辦公室、寢室，開槍射擊。孔庚藏於天花板上未被擊中，變兵搶劫後逃去。孔庚對此兵變不諳內情，亂殺官兵四十餘人。閻錫山以此兵變為口實，將孔師縮編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為旅長。閻錫山將編余士兵另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晉軍就擴編成三個混成旅。

1917年8月，閻錫山將所部與山西巡防營改編的警備隊，合併擴編為四個混成旅，轄十二個步兵團、四個炮兵營、一個機槍營，共有步、騎槍一萬餘支。為提高軍隊素質，1918年底，閻錫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團，專門培訓軍事幹部。半年後，該團被命名為學兵團，專收學生施以軍訓。又成立了四個在鄉軍人訓練連，分期分批輪訓全省壯丁，每期三個月，訓練後還鄉，隨時召徵入伍。

閻錫山通過不斷擴軍，壯大軍事實力，鞏固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同時，使得晉系軍閥成為了北洋軍閥中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

首先、閻錫山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實用主義的結合，其中摻雜着農民的現實和商人的勢利，在政治、軍事上，受日本影響較大，表現在軍國主義和發展實業上。

一方面有經世致用，改革圖強的特點，另一方面也趨於保守世故，具有小農意識的弊端。閻錫山一生中堅持記日記和讀書，以“立德”、“立功”、“立言”來鼓勵自己，戒聲色犬馬，潛心研究學問，嚴格行為操守，在對“中”的哲學、社會建設、物勞分配都有創造性的建樹，特別是他自己撰寫的《閻府家訓》，系統的闡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啓迪意義。閻錫山生逢亂世，難能可貴，是一個有思想的軍閥，這也是他能夠佔據山西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根據時局的變化適時的改變自己的戰略路線，是他一貫的準則。共產黨在經過長征戰略大轉移後，達到陝北，提出“東渡黃河”的計劃。倭寇入侵，國難當頭，“西安事變”，時局驟然變化，閻錫山及時調整戰略步驟，成立“犧盟會”，組建新軍，提供寬鬆的環境讓共產黨在山西合法的活動，“三個雞蛋上跳舞”，以制衡蔣介石與日本人。

第三、得益於山西這塊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裏，易守難攻；且地偏一隅，離開交通要衝，外部勢力很難進入，外界的影響也十分有限；關起門來，容易自成一統，具備建立獨立王國的天然基礎。同時，它位近京畿，有隨時可以切斷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於中央政府軟肋一側，政治上位置極其緊要。

第四、動盪不安，頭緒紛亂的民國政壇，台上人物頻繁更迭，忙於竊權竊位者，忙於爭地爭利者，既看不起貧瘠落後的山西，也沒有更多的力量顧及它的是非。這就給山西留下了相對自由發展的地。

第五、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學觀點。他説：“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真理。我們的組織是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的。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是代表人類的真理的。因此，我們説，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發，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則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第六、閻錫山在掌握山西大權之後，並沒有像當時許多軍閥那樣，做搜刮地皮的蟊賊，當禍害百姓的蝗蟲，而是以極大的精力圖謀發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設計劃”也罷，都是其他軍閥不謀不做也難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經濟社會都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老百姓也從中受益不少，這就使他的統治得到一個較為穩定的基礎，給他的軍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保障。

第七、閻錫山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重視文化專制，重視組織構建，在對內籠絡和控制人心，對外韜光養晦以利用時機方面有他獨到的策略權術。他的算計精明，兩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現，雖然從道德的層面，人們可以鄙棄或譴責，但在亂世取勝的軍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則是不可忽視的。

1930年的美國《時代雜誌》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