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文化

丁村遺址從一發現就以它鮮明的文化特徵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意，稱其為“汾河文化”。“汾河文化”從地域上講，它處於汾河流域，從文化內涵上看，它可以涵蓋此前在山西發現的西侯度文化和 河文化的文化特徵。因而它是山西原始文化的典型代表。

兩週考古和區系晉文化類型 　山西的兩週考古主要是圍繞晉文化考古展開的。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四項突出的成果：第一項是侯馬晉國遺址的發現；第二項是侯馬晉都新田遺址的發現；第三項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侯馬晉國遺址出土的我國東周時期的晉國官方文書——侯馬盟書；第四項是1988年對太原晉國趙卿墓的發掘，該墓葬者系春秋晚期晉國趙姓正卿，也有人認為是趙簡子之墓。以上發掘，特別是侯馬晉國遺址的發掘説明，兩週時期晉文化遺存的主要分佈區在山西翼城、曲沃、侯馬、聞喜一帶。這與文獻記載的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範圍相吻合。這樣，侯馬、曲村遺址作為古唐國、早期晉國的範圍的認識已無懷疑了，但作為唐國或早期晉國的都邑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也就在這些重大的發掘和研究的基礎上學術界提出了關於考古學上晉文化類型的概念。

戰國時期的三晉法家文化 　戰國時期的三晉文化是區別於齊文化、魯文化、楚文化的具有鮮明特點的晉文化。這時期晉文化的顯著特徵是法家文化。三晉是法家文化的發源地和法家成長的搖籃。

漢晉時期的幷州河東文化 　三國時山西的幷州、河東是曹操最早收復的地方，是當時國內少有的一塊相對安定的地區。這段時期也是山西文化發展的一個輝煌時期。當時的幷州刺史梁習和河東太宋杜幾以及河東監高誘在他們任職期間為山西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當時的河東更是南北名士聚集的地方。大政治家仲長統、玄學大師嵇康都來此講過學。幷州、河東文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士家望族的崛起。幷州、河東的名門望族對整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文化的影響為世人注目。最著名的是太原的王家、賈家和河東的裴家。

北朝文化 　北朝文化既是一個考古學上的概念，也是一個區別於南朝文化的南北朝時期的區域文化概念。從時間上説，它包括從十六國到隋初約300年的歷史。就範圍講，主要指長江以北地區的文化。從構成而言，它包括四部分：（1）中原文化；（2）北方遊牧文化；（3）一部分江南文化；（4）同佛教一道傳來的印度文化。北朝文化的具體形成，有兩大因素，一是民族融合，二是佛教東傳。

唐至明清時期的晉文化 　唐代和唐以後是中華民族文化充分走向成熟的時期。晉文化以它悠久、厚重的優勢在這一大段的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幾乎在每一時期和各個文化領域都獨領風騷，碩果累累。如唐代的詩歌，元代的戲曲，明代的小説，清代的考據學，都反映了晉文化的開創精神。

晉文化八大文化品牌是指：華夏之根、佛教文化、黃河之魂、晉商家園、邊塞風情、關公故里、古建瑰寶、太行神韻八大旅遊文化品牌。

三晉大地，表裏山河，人傑地靈。山西作為中華文明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地區之一，從史前文明的舊石器時代發端，聯繫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其歷史文化脈絡清晰，框架完整，文明進程從未間斷，影響深遠，留存有35000處文物古蹟，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19處，位居全國第一。山西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進性以及藝術性，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風俗、習慣的形成發生了重要作用，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和影響力，並以“華夏文明主題公園”、“古代東方藝術博物館”、“中國社會變更和進步的思想庫”三大特徵組成了“華夏文明看山西”的深厚內涵和豐富的文化底藴。

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三個方國，在那個諸侯連綿征戰、百家爭鳴不停的特殊歷史時期，韓、趙、魏的活動直接影響着中國的發展進程，在三晉大地上演了李悝變法、魏文侯改革，西門豹治鄴、張儀縱橫天下、胡服騎射、圍魏救趙、長平之戰等一幕幕精彩紛呈、聲勢浩大的歷史正劇。

秦漢以來的山西譜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光輝篇章。從某種角度看，山西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來，山西就是中原與北方各民族文化交匯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農耕經濟與北方遊牧經濟衝撞對接的前沿地帶。山西始終發揮着民族大融爐的作用，譜寫了民族大融合的輝煌篇章。

上古時中原各國因經濟文化方面的優勢而稱華夏，與其毗鄰或是錯雜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視為戎狄蠻夷。隨着華夏各國的日益強大，西戎為秦所滅，赤狄、白狄為晉所滅，齊滅萊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國被楚、魯所滅，戎狄蠻夷逐漸接受了較為先進的華夏文化，逐漸融合於華夏族。西漢一朝，通過武力打擊、和親通商等政策，促進了與匈奴的民族融合。東漢時，北方草原大旱，匈奴分為兩支，南匈奴依附漢朝，南移入山西汾河流域。建安初，曹操分匈奴為五部，分居山西，合計約20萬人。兩晉時民族融合的規模再次升級，匈奴四次大規模內附，移民部落多達19種，特別是太原地區成為移民的集中地。與此同時，雜居於山西的還有羯人、鮮卑人、羌人、氐人等。十六國時期，山西是當時矛盾集中的地區，各族迭相稱雄，戰亂相因不斷，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亦加劇。三晉文化因民族融合充實了新鮮血液，各族人民在漢化過程中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宋明時期的大槐移民是中華民族艱苦創業、愛國念祖的精神象徵。據學者考證，南宋時即有從山西移民事，但明初洪武、永樂兩朝移民規模大、次數多，達20餘次，長達50年之久。明廷在洪洞大槐樹下設局駐員，為移民登記造冊，發放川資憑證，住户部循入裏籍後，由後軍都督府派兵押解赴各省州縣定居。移民不僅來自洪洞，還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則尤為廣遠，遍佈國內30個省市，2217個縣市。大槐樹成為移民聚散地的標誌，各地後代移民共認大槐樹為其祖先故地所在。

元末明初，中原江淮間戰亂不已，極大的破壞了生產力，人民死傷無數，城郭為墟，農村殘破，兼以水旱蝗災，兩淮、山東、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遺一，千里無雞鳴”“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而山西由於地形險要，鄰省的戰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內大部分地區，又風調雨順，連年豐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丁興旺。明廷為了鞏固政權，恢復生產，採取了以移民墾荒為中心的振興農業的舉措，將洪洞縣廣濟寺定為移民之地。大槐樹移民在各地力披荊棘，除草萊，立街市，漸至人煙繁多，百貨駢闐，野有餘糧，民無菜色，在各地經濟發展、民生振興中貢獻頗巨。後世移民子孫，又外出奔走，近代頗多赴海外謀生者，故海內外華人後代均有以大槐樹為祖籍，追念先人辛勤創闢，寄託愛國愛鄉之情。廣濟寺門前漢植大槐樹便同移民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移民之根，成為根祖的代名詞，也成為激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淵源。

漢藏並存、諸宗競秀的“中國佛教縮影”。山西五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世界五大佛教聖地”之一，是唯一與印度靈鷲山爭俊的靈山勝景，是各民族佛教徒心中的聖地，是“中國佛教首府”、“國際佛教文化中心”。五台山的佛教發展，對後世影響甚巨，它是中國佛教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五台山佛教不屬一宗一派，其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文殊信仰，包容了幾乎所有的漢地佛教各宗派與藏傳佛教的各大宗派，可謂顯密並存、諸宗競秀，是佛教華嚴、淨土兩大派別的中心或發祥地，是我國唯一兼有漢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場。北魏孝文帝、隋煬帝、宋太宗、元英宗、清聖祖、清高宗等都曾駕幸五台山，至於歷朝歷代皇帝、皇后遣使札禮五台山者，更是自北魏到清朝，從未間斷，翻開五台山各大寺的“廟史”，第一頁幾乎全是“敕建”二字。五台山佛教文化有兼容幷包的開放性特色，與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日本、朝鮮、越南、蒙古等國均有文化交流，並在我國具有“中華衞藏”的重大作用，是中國漢、藏、蒙、滿、土等多民族共同遵奉的佛教聖地，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方面起着積極作用。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由北向南在山西境內一瀉千里、呼嘯奔騰而過，呈現着最具代表的黃河自然景觀，孕育了最具民族魂魄的黃河人文精神，形成了獨具魅力的黃河民風民俗。山西“黃河文化”以其厚重的歷史底藴為依託，以“黃土風情”、“黃土風貌”為核心，以“粗獷豪放，原始淳樸，堅忍不拔”的精神共核為內涵，具有濃烈的、史詩般的、獨具地域風格的特色民俗文化特色，充滿了黃河泥土的韻味，民歌、民樂、民間舞蹈、民間剪紙、麪塑直至諸多的鼓樂，無不放射着黃土地、黃河流域文化的芬芳，成為中華文化中的奇葩。

“晉人善賈”，古已有之，明清時及至巔峯，聲名遠揚，縱橫商界500載，在我國商業史、金融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晉商從鹽業起步，發展到棉、布、糧、油、茶、藥材、皮毛、金融等各個行業；從內地貿易做起，直到把貿易擴展到蒙古、俄羅斯、朝鮮、日本等鄰近的國家。晉商的貿易活動，大大豐富了中國近代的商業文化，把中國的商貿經營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晉商開辦的“山西票號”使商業經營與金融資本相結合，為金融領域開闢了一條安全、便捷的流通方式，將傳統的中國商業資本運動推向了最高峯。

山西東以太行為天然屏障，西和南以黃河為自然疆界，北邊橫亙長城天塹，境內太行、恆山、五台、太嶽、中條、呂梁六大山脈縱橫起伏，丘陵、盆地遍佈期間，山地、高原回互相連，地勢險峻，關隘眾多，形勢天成，表裏山河，據之則居高臨下，東出可取冀豫平原，南下可逐鹿中原，西進可窺視關中，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民族交融之所，文化激盪之處，呈現着獨特的邊塞風情。

5000多年前，河東解州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爭，黃帝族先後戰勝了炎帝族、九黎族，形成了華夏民族。古代戰爭遺址，有戰國後期規模最大的戰役“長平之戰”古遺址，有聞名遐邇富有歷史傳奇色彩的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有曾經殺聲震天、屍橫遍野的金沙灘古戰場，有荒冢累累葬有萬千漢代戍邊將士遺骨的山陰漢墓羣以及至今仍然較好保存的代縣楊家將祠堂、寧武宋建寧化古城、新廣武城與舊廣武城等。古代眾多名將如戰國的廉頗、李牧；漢代的衞青、霍去病、李廣；三國時的關羽、張遼；唐代的尉遲恭、薛仁貴；宋代的楊業及楊家將、狄青等，皆出自山西，他們與長城一道演繹着民族的歷史，鑄造着民族的精魂，是山西乃至長城文化的不盡源泉。

關公文化。關公文化以“忠、義、仁、勇”為核心，植根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土壤，融合體現了中國儒釋道的倫理道德精神，有着鮮明的民族性，反映了我們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凝聚力和融合力。關羽的崇拜價值在於，他的行為構成了統治者所提倡的倫理價值的楷模，忠孝節烈，神勇武威，為國捐軀、生之人傑，死亦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後“扶名教而植綱常者，賴有聖帝也。”

山西被譽為“中國古代藝術寶庫”和“中國古代建築博物館”，現存的古建築無論從數量從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看，在全國都首屈一指。山西遺存了我國古代從北魏至明清各個朝代各種類型的建築典範，遼金以前的木結構建築總計達540餘處，佔全國現存同類建築的70%以上；唐代木結構建築在我國有5處，4處在山西；宋、遼、金代在山西有近百處著名建築，元代以後的建築則更多。現存古代彩塑12712尊，古代壁畫24000多平方米，在全國均位居榜首。山西是現存古代長城時間跨度最大的地區，保存了戰國以來兩千餘年的長城3400餘公里，其中東魏、北齊、隋、宋四朝長城為山西獨有。現存古戲台2888座，其中元代戲台和元代戲曲壁畫山西獨有。有世界文化遺產2處(平遙古城、雲岡石窟)，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5座(大同、平遙、代縣、祁縣、新絳)，全國曆史文化名鎮2個(靈石縣靜升鎮、臨縣磧口鎮)，歷史文化名村4個(臨縣西灣村、陽城縣皇城村、沁水縣西文興村、介休市張壁村)。20世紀30年代，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正是由於在山西的數次考察，才破解了中國古建築結構的奧秘，完成了宋代遺傳的《營造法式》這部建築學“天書”的解讀。

古色太行——古老的人類文明。太行山是一座不朽的人類歷史豐碑。早在遠古時代就有人類在這片沃土繁衍生息，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神農氏就在這裏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從遊牧到定居，從漁獵到農耕的偉大變革。太行山亦曰王母山，又名女媧山，“神農嘗百穀”、“粒王填海”、“參盧農耕”、“羿射九曰”“、女媧補天”等神話傳説都發生在這裏。相傳九黎部落首領蚩尤及堯、舜、禹都在此活動過。女媧的主要活動舞台就在山西太行山，有不少女媧遺蹟留存，如長治天台山有女媧“煉石補天”的“望天台”；晉城浮山北谷，有女媧“煉石補天”的“媧皇窟”；長子發鳩山，有女媧“精衞填海”的遺蹟；黎城廣志山，有女媧所至的“媧皇廟”等。

太行山歷史悠久，不僅有古老的人類文明，而且有豐富的文化寶藏。太行山兩側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散發出古色古香的魅力，留下了歷代帝王將相、達官賢士、文豪武傑、宗教名流、神醫巧匠的足跡。“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唐代詩人李白曾吟出《行路難》的詩句；三國魏相曹操在北征途中也寫下了“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的淒涼與哀嘆。先人的感悟使太行山更增添了幾分神秘與蒼茫，從山西解州的涿鹿大戰到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從晉國諸侯到開創東周，從春秋晉國到三晉分家，從長平之戰到秦朝一統，興衰起伏的歷史劇在山西輪番上演。歷史的凝固使山西的地面古建築佔到全國的72%，這72%中在太行山地區就佔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