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村天馬遺址

1962年，國家文物局與侯馬工作站的工作人員在調查中發現了曲沃張村的戰漢古城，同年翼城縣清理出西周銅器墓，表明附近可能有重要遺存。

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的張萬鍾先生指導四名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學生進行試掘工作，這是曲村天馬遺址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活動，彼時還未將此地與晉都相聯繫。

1979年至20世紀80年代，為探索早期晉都晉文化，進行12次發掘，包括居住遺址和墓葬（曲村的邦墓羣，曲村東北的晉侯墓羣），發現這裏遍佈居住遺址，西部發掘了可能是晉國公族墓地和“邦墓”區。

1992一1994年，對遺址中部的晉侯墓地進行了5次發掘，清理了8組17座大墓，其中4組10座大墓完好無損，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青銅器等，許多青銅器的銘文載有晉侯名號。

2005一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新發現的羊舌晉侯墓地進行調查發掘，探明的5座大墓已清理了1組2座，另有3座分組尚不明確。考古認為，羊舌晉侯墓地是北趙晉侯墓地的繼續。 ^[6-8] 

天馬村在遺址東部，曲村在遺址西部。遺址範圍包括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自然村，包括墓葬區在內，總面積約為10.64平方千米。

晉文化遺存幾乎遍佈整個曲村天馬遺址，其居住遺蹟有房址、水井、陶窯和灰坑，並有大量墓葬。墓葬是天馬曲村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曲村村北和村西的墓地和北趙晉侯墓地，前者為晉國的“邦墓”區，後者為晉國的“公墓”區。

車馬坑的形制有長方形和“T”形兩種，均為東西向。長方形的面積大，放3輛車和10多匹馬。“T”形的為1車2馬。馬身上無馬具，車上的銅構件除車外其餘都置於墓內，個別坑內有御者殉葬，葬式為俯身葬。車型結構與其他地方出土的同期車輛相同，單轅獨軸。

通過對遺址和墓葬的分析研究，可將它們綜合分期為八段：第一段屬西周初年，最晚不晚於成王。第二段西周早期，其上限可早到成王，下限不晚於昭王。第三段約為西周中、晚期之間。第四段、五段在西周晚期或東、西周之際，下限不晚於春秋早期。第六段下限應在春秋中期，約公元前7世紀。第七、八段與侯馬晉國遺址早、中期的年代相同，即從春秋中期至春秋戰國之交，約公元前600一公元前500年。 ^[9] 

曲村天馬遺址中出土有數以萬計的青銅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時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春秋早期。北趙的晉侯墓地已發現9組19座晉侯及其夫人墓、4座陪葬墓、數十座祭祀坑，並探明5座車馬坑，出土有精美的青銅器和玉器等隨葬品，其中部分器物帶有銘文。墓內隨葬的玉器種類繁多，裝飾華美，是發現的西周時期等級最高的玉器。 ^[9] 

從學術研究來看，曲村天馬遺址的豐富發現推動了西周與晉國的年代學討論，對早期晉文化的面貌有了直觀的認識，為進一步探索晉文化的來源與發展、晉國與宗周及其他封國的關係等問題提供了線索。晉侯墓地的發現為了解西周時期的喪葬制度和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提供了極佳的材料，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推動了古文字、冶金、制玉工藝、原料來源與區域間文化交流等問題的討論。

對於考古學的學科建設，曲村天馬遺址也有着重要貢獻。據統計，僅20世紀80年代的六次發掘中，就有147位北大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此實習，是很多考古人夢開始的地方。曲村天馬遺址的考古工作也讓考古工作者積累了發掘、記錄和報告編寫的經驗，提高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 ^[6] 

1996年11月20日，曲村天馬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 

2021年10月，曲村天馬遺址入選為“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2] 

2021年10月12日，曲村天馬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3] 

曲村天馬遺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曲村。 ^[7] 

週一至週日08:30一18:30。

曲沃縣人民政府距離曲村天馬遺址17千米，建議駕車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