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逸之

時逸之(1907一1982)，又名賡昌，晉城市城區五龍河西村人，出身於商業家庭，幼時在本村小學就讀，後又在城內第一高等小學讀書，畢業後入晉城縣獲澤中學讀書。在校時思想進步，傾向革命，曾參加聲援“五卅”慘案的活動。1926年經陳立志、孔祥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任山西省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兼晉東南特派員，積極從事革命活動。

1927年初，中共晉城特委成立，時逸之任特委委員，同時任國民黨晉城縣黨部執行委員。“4.12”反革命大屠殺之後，閣錫山也在山西搞反共的“清黨”活動，原在晉城地區公開活動的共產黨員均在通緝之列，中共晉城特委的負責人陳立志、孫思孝、陳榮先、王福裕均已出走，特委所屬各縣黨組織先後遭到破壞，時逸之同志仍在本地堅持工作。黨組織派他去陵川、高平、長治、屯留等縣聯絡黨員，設法恢復黨的組織。時到各縣調查後向省委寫了情況報告，省委指派他恢復晉城特委。不久，組成了以時逸之為書記的晉城新特委，繼續領導晉東南地區的革命活動。

1928年初，中共山西省委遭到破壞，敵人從中得知晉城特委的情況，晉城特委第二次遭到破壞。時逸之及另外三名特委委員翟玉山、張茂甫、田運才均遭速捕，解往太原第一監獄。時逸之被判刑六年。1932年轉往國民黨山西反省院。

時逸之無論在獄中還是到反省院，始終堅貞不屈，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從來不向敵人吐露黨組織的任何情況，使敵人毫無辦法。敵人要求政治犯每三個月寫一份交待材料。讓他談對黨派、主義、國家、政治的認識，逼共產黨員交待組織狀況，“悔過自新”。時逸之卻藉口對這些問題缺乏研究，專門寫一些風雲變幻的國際問題，這些應付性的文章卻在獄方主辦的《自新月刊》上連載了。這些文章後來經過修改，由天津良友書局以《日美戰爭與太平洋》為書名出版發行。

1936年6月，時逸之出了反省院。9月，經黨組織介紹去了國民黨第41軍任政治教官。同年11月，經組織介紹去天津，以辦良友書局作掩護，從事地下工作。1937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又派時逸之去國民黨山西訓導院任教導主任，他設法營救共產黨營以上幹部多人。不久，中共山西特委又派時逸之去國民黨新編第二師師部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以後，時逸之先後任太嶽區三專署路西辦事處秘書主任、嶽南辦事處主任、嶽南專署專員、太嶽行署民政處長、秘書長、陝南行署主任等職。

1950年元月至1960年12月，時逸之先後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副省長、省委常委等職。1956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60年底，兼任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長。1963年10月到1966年7月，時逸之先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主任，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書記兼院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時逸之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被打成“叛徒”、“走資派”，住牛棚，受審查，歷時11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時逸之平反後歷任陝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等職。

1982年7月，時逸之因病在西安逝世，終年75歲。 ^[4] 

1926年冬，晉城建立了第一個黨小組，初由陳立志任小組長（兼晉東南特派員），後由時逸之接任。1927年，省委批准建立晉東南特委，陳立志任書記，時逸之為委員，分工負責組織工作，在地區分工負責晉城南半縣。在特委的領導下，縣工會、學生聯合會相繼成立，他們積極開展反對廠主剝削，要求增加工人工資的罷工鬥爭；貼標語，辦牆報，和商務會開展鬥爭。常文鬱、常行光、常子善、趙樹理等人創辦“晉山研究社”，後改名“學社”，時逸之常常到學社大講北伐戰爭形勢和南方工農革命運動的情況，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民和青年學生的覺悟。

正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工農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蔣介石於1929年4月12日叛變國民革命，大肆捕殺共產黨人。7、8月間，山西亦開始“清共”，山西全省通緝的共產黨人共72人，在晉城被通緝的有陳立志、時逸之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黨的工作轉人地下，一些共產黨人出走，時逸之披荊斬棘地堅持到晉東南的陵川、高平、長治、屯留、陽城等地瞭解黨組織被破壞情況，設法進行恢復。同時在知識分子、工人中又發展了一些共產黨員。經過一段工作和準備，成立了新的晉東南特委，時逸之任特委書記，繼續進行革命活動。1928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州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機關，研究部署今後工作。時逸之和常文鬱前往參加，到了霍州，會議已經結束，會議精神由省委宣傳部長王洪鈞在興洞縣作了傳達。時逸之回到晉城，傳達了會議精神，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以省委代號“唐僧偉”向中共山西省委寫了報告。

由於省委通訊機關遭到破壞，報告落於敵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通知晉城縣黨部加緊偵查，迅速逮捕。1928年4月，時逸之等4人先後被捕。在國民黨晉城縣黨部和太原特種刑事臨時法庭上，時逸之立場堅定，大義凜然，以國民黨左派（跨黨）身份，怒斥敵人背叛國民革命，背叛國民黨政綱，背叛總理遺教。後來，他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送山西省第一監獄執行。

時逸之在獄中抓緊一切機會，利用一切條件進行學習和鬥爭。他先後閲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以及李大釗、蔡和森、彭湃、肖楚女的文章，還有《嚮導》、《中國青年》等。為了改善犯人生活，他們還進行絕食鬥爭。根據國民政府法令，監獄政治犯刑期過半，可以轉到自新院。時逸之於1932年由監獄轉往反省院。在反省院，他先後寫了《談談青年讀書問題》、《太平洋問題與中國》、《對國聯調查報告的檢討》等文章。特別是《太平洋問題與中國》，他於1935年在天津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時，又經校閲，定名為《太平洋問題之過去、現在和將來》出版。該書共9萬字，讀起來仍覺觀點明確，徵引豐富，內容充實，論述精闢，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1933年6月他出反省院，1935年秋到了天津，後經世界日報常駐天津記者殷之平（河北博野人）介紹，接上黨的關係，參與經辦良友書店，從事黨的活動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1936年，山西政局開始有所轉變。為了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黨組織決定，時逸之由天津回到太原，經中共山西省工委同意，1936年10月任山西訓導院教務主任。訓導院的由來，是1936年2月紅軍東征，閻錫山集結大軍堵截，把在作戰中俘虜的一部分小紅軍先集中在感化院，後來感化院改為訓導院。西安事變之後，國共開始合作，閻錫山趨於抗日，政治犯開始釋放，訓導院又成為所謂政治犯出獄釋放的過渡地方。這個過渡辦法是在山西面臨抗戰前線和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下，經中共山西省工委研究同意的，由時逸之具體負責進行。這就使一部分同志又重新回到黨的懷抱，走上抗日前線。 ^[6] 

時逸之輯有《廣州行》、《征程新步》、《病中吟》等詩集。

新城漫遊四首（錄一）（一九七九年二月）

新城明代秦王府，飽餐風霜歷寒暑。

時代契機雙十二，震驚中外垂千古。

新舊苗圃花爭豔，雜草叢中羣蠅舞。

撥亂反正兩年過，豈能蓬頭久不梳。

灃鎬驅車奔户縣四首（一九七九年四月）

灃鎬遠眺

秦川百里望無涯，麥苗青綠油菜花。

車如流水馬如龍，夾道楊柳映彩霞。

户縣重遊

故地重遊倍覺親，農民畫展一枝春。

渠道縱橫連阡陌，今與昔比處處新。

小尖山

日落西山霧濛濛，驅車直向尖山衝。

無限風光收眼底，草堂古寺聞鼓鍾。

太平河

太平河上不太平，山洪暴發成災情。

千萬愚公齊動手，降龍伏虎擒妖精。

途經馬嵬坡

（一九七九年五月）

自古佳人多傾城，西子曾助越王興。

華清千年浴池香，馬嵬坡前墳草青。

秦嶺巴山贊

（一九七九年七月）

秦巴之間漢水蜒，土特山貨金銀山。

山大溝深河流多，道路崎嶇行路難。

因地制宜窮變富，人若勤勞地不懶。

合理佈局經營好，勝似關中米糧川。

商洛行選六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車如流水東西穿，壩橋飛渡進終南。

韓公侄孫曾相通，疑是藍關非藍關。

車輪滾滾進南山，溪水潺潺流不斷。

步步登高不自覺，秦嶺之巔眼界寬。

山山水水真好看，蒼松翠柏不畏寒。

白雪皚皚遍山野，身着棉衣猶覺單。

上山下山九道彎，兩上兩下到商南。

東有龍駒西黑龍，創業不易守業難。

毀林開荒實可嘆，築堤造田人稱讚。

經驗教訓要總結，做事要從長遠看。

商州自古盛名享，有山有水好地方。

生漆桐油核桃樹，萬山叢中百寶箱。

丹江板橋兩條川，川川匯水二龍山。

築壩建庫修渠道，發電灌溉利生產。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