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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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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子周(1879-1967)字作新、子周,天津人,回族。生於1879年(清光緒五年)。畢業於保定大學堂,並加入中國同盟會,後隨張伯苓創辦南開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時,任《華北新聞》《新民意報》等主筆,倡導抗日。1928年任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常務委員。此後在天津創辦市立師範。1935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2月24日任寧夏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次年6月10日調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1940年7月13日任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分校主任。1945年5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1946年任天津市參議會議長。同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去台灣後,仍為“國民大會”代表。1950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後又被聘為中國國民黨第七、八、九屆中央評議委員,並被選為“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1967年9月29日病逝於台北。著有《伊斯蘭教教義五十講》,譯有《國語古蘭經》。 [1] 
中文名
時子周
別    名
時作新
民    族
回族
籍    貫
天津
出生日期
1879年
逝世日期
1969年

時子周人物生平

時子周家庭出身

時子周,又名作新,天津人,回民。父名時震一,母劉氏。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五月十九日。他上有兄、姐各一人,兄年僅十歲夭折。世居城西北角文昌宮西。
天津西頭一帶,是回民聚居之地,大多數回民以經營小本生意為生,屬於勞動階層,但時的父親卻是一碌碌無名的讀書人,略有薄產,並曾在一家鞋店當記帳先生。時父為增加收人、補助生活,將文昌宮西自己住房臨街的一面,改為門面房出租。時子周就出生於這樣生活環境的一個回民家庭。
時子周的元配夫人穆吉平,也是回民,生有二子四女。穆氏因產後病去世,時子周續娶丁允貞。她是回民名醫並曾主編《竹園白話報》的丁子良老先生之女,生四子二女。時子周的親朋,多系回民中的上層文墨人士。 [2] 

時子周五四運動時期

時子周幼年就學於私塾,後考入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堂畢業。他與天津聞人嚴範孫翰林為近鄰,曾在嚴氏家塾教物理、算術、幾何、代數等,與張伯苓共事。1904年,嚴氏家塾擴充,改為敬業中學,這就是後來南開中學的前身,時子周也隨着張伯苓進入南開任教。時在任教期間,積極參加校內及社會上各種活動,也曾活躍於學校慶祝活動的戲劇排演工作。南開新劇團,成立於清末,早期演員就是時子周、馬千里、周紹西、祜辰、尹勳洵、伉乃如等,後又有周恩來、馬駿和萬家寶等。當時曾演過《一念差》、《一元錢》、《仇大娘》、《新少年》、《新村正》等劇。時的另一項突出活動,就是組織學生練習演講。後來南開學校的演説競賽會,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由施奎齡及周恩來分任正副會長。時子周善於演講,口齒清楚,能吸引聽眾,他除在校內作示範演説外,且常參加學校組織的講演團,到城廂附近和四鄉各村鎮,做啓發民智的講演。他所演講的內容,能深入人心,收到良好的效果。
當1919年中國入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政府統治的五四運動爆發後,風潮很快席捲全國。天津地近京畿,各校師生和革命知識青年,立即熱烈響應,組織了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各界聯合會和國民大會等一系列愛國團體,分頭活動,領導天津各界人民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和抵制日貨運動。時子周以回教團體代表身份參加了天津各界聯合會,被推為評議員,又經各界聯合會的推舉,參加國民大會為一委員。在幾次示威遊行大會上,他擔任講演,針對當時巴黎和會和日本侵略中國以及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等問題,以其清楚的口齒,慷慨陳詞,激動人心。後天津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天津市各界聯合會為了勸導部分奸商別再賣日本貨。組織了“跪哭團”。時子周在這個愛國行動中,積極率領跪哭團團員們,穿戴着白布的孝袍、孝帽,每人手裏還拿着“哭喪棒”,去到唯利是圖、偷賣日本貨的奸商門前,如喪考妣地痛哭流涕,進行勸導,直到那個商號把藏匿的日本貨拿出來,表示不再售賣為止。這種行動,對當時抵制日貨很生效。
由於東門裏魁發成洋廣雜貨鋪勾引日本人毆打檢查日貨的學生,釀成一場風潮,1920年1月24日天津各界代表被拘,1月29日省公署轅門前請願學生被毆及被捕。時子周就是在1月24日被保安隊點名捕去的。捕後與周恩來、馬駿、馬千里等一同被押在天津警察廳兩個半月,從4月7日解送天津地方檢察廳,又經過三個多月的所謂“偵查”,最後經過“審判”,於7月17日被判以“私擅監禁罪”(指東門裏魁發成洋廣雜貨鋪夥友裴潭溪被帶到國民大會事)處五等有期徒刑二個月。因其未決期內羈押日數已超過所判的刑期。按照折抵辦法。當庭即被釋放。
在“五四”運動中,南開學校當局及老師、學生彼此之間在政治上產生分歧。學校秉承主管教育當局的意旨,盡力勸阻師生參加罷課遊行,並曾開革了一些學生,解聘了幾位教師。時子周因參加運動而被捕,也與某些人產生芥蒂,因之在出獄後就不能不離開南開中學。同時離開南開的還有馬千里、沈玉書等。 [3] 

時子周北伐前後

時子周在“五四”運動中被捕後,鎮壓學生運動的元兇。警察廳長楊以德就曾對他進行拉攏。在“五四”運動平息後,楊以德又以高官厚祿來收買時子周,推薦他當上了天津工巡擁務處處長。時子周出任工巡捐務處處長,並沒有個人可靠的“班底”於是把以前參加過抵制日貨的“跪哭團”的幾個人全拉進了捐務處。時子周在捐務處工作得很不順利,既無經驗又不善於用人,所以不久即辭職而去。
時子周辭去工巡捐務處職務後,依然故我,仍過着書生的平淡生活。
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伐,打下了江西,並節節向江浙進逼。當時南京為“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所割據,處在南京一帶的許多北方人,害怕北伐軍來了以後對個人不利,因而紛紛跑回天津。當時時子周與國民黨毫無淵源,也跑回天津。正巧私立河東中學鬧內鬨,校長李榮培(少軒)與教務主任康輔德(牖民)有矛盾,教職員和學生都分成“李派”與“康派”,最後康輔德帶走一部分教員和學生,在河北另成立一處河北中學。自任校長,致使河東中學的教務主任虛懸無人。時子周通過李榮培的關係,一度就任了河東中學的教務主任,兼教英文、公民兩門課。時子周在“五四”前曾擔任南開中學的教務主任,這時他把南開的辦學經驗施展到河東中學來,駕輕就熟,發揮所長,很快使河東的聲譽為之一振。
1928年6月,直隸省改名河北省,省會設在天津,由閻錫山提請任命商震為河北省主席,南桂馨為天津市長。南到任不久,因貪得無厭,大刮民脂民膏,招致地方人士的不滿,旋經李廷玉等士紳向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控告,其中時子周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大。閻錫山不得已,把南桂馨撤職,提請任命崔廷獻接替。崔廷獻接受了南桂馨丟官罷職的教訓,極力拉攏地方人士,組織了天津臨時市政委員會,由崔自任主席,邀請了王文典、卞白眉、楊西園及時子周等三十餘人,為天津臨時市政委員會委員。另外,崔廷獻為進一步拉攏天津人,又在局長為李榮培、教育局局長為鄧慶瀾。與此同時,崔廷獻並決定設立市立師範學校,任命時子周為校長,撥出一筆鉅款,交由閻子亨設計製圖。在天津市河東特別二區三馬路河沿(即今河北區進步道西口河沿)籌建校舍,於1930年暑假時落成,即進行招生開學,時子周就任了這個市立師範學校校長,為他後來投靠了中國國民黨進行各項活動起了極大的方便作用。 [4] 

時子周投靠國民黨

1927年3月間,時子周在天津參加了尚處於秘密狀態的國民黨,但時子周在國民黨內的發跡,則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主要是通過張厲生的引線。張厲生原系南開中學學生,上學時叫張星舟,河北省樂亭縣人。他在南開只上了一年,正趕上赴法勤工儉學高潮,他就與當時的一批青年周恩來、李福景、劉清揚、趙光宸、張崧年等人,去到法國勤工儉學。
1925年張厲生學成畢業,從法國回到上海,投奔他在法國結識的邵元衝(當時邵在上海辦建國學校)。不久北伐軍打下浙江,國民黨政府發表邵元衝為杭州市長。邵去杭州履新,就將張厲生帶去任秘書,後又把張厲生介紹給陳果夫。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為蔣介石,副部長為陳果夫,張經陳派為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未幾又經陳籤請蔣介石任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從此,張厲生得以逐漸成為蔣介石的親信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張厲生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兼華北黨務特派人員身份,長期留居北方。張為了在天津安置自己的人,便看中了時子周。時是張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的老師,張對時極為尊敬,就推薦時子周為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委員,彼時邵華、劉不同也全是天津市黨部委員。
時子周所以能跟陳果夫和陳立夫發生關係,主要是因為他在天津有些聲望,是二陳想利用的工具。時子周很快就被吸收參加CC的小組織“忠實同志會”,成為國民黨在天津的嫡系。
在“七七”事變前夕的1935年《何梅協定》以後,因協定中有關於華北各省市的中國國民黨黨部撤出華北的條款,故此時子周也與其他黨部人員撤到南京,時的家眷也隨之遷到南京,住在板橋西村。由於張厲生在陳果夫面前的支持與推薦,所以在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時子周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時又被選為國民黨後補中央委員,後又補為中央委員。
不久,寧夏省教育廳廳長童耀華出缺,又經張厲生的推薦,時子周當了寧夏省教育廳長,並把李榮培、趙光宸等人帶去,在教育廳安排了秘書、科長等職。
1938年,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陳誠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經張厲生的推薦,將時子周調到湖北,出任湖北省教育廳長。由於當地情況複雜,各方情形也難以應付。到後一年左右,張厲生見到時子周處境困難,他又改向陳誠推薦張伯瑾接替時子周,把時調往重慶,就任陳果夫安排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邊疆教育班主任(班務則交由李淑敏等代理),時本人則長期住在重慶市內觀音巖附近回民救國協會。該協會理事長是白崇禧,副理事長為時子周。白不經常到會,時則住在會內,處理日常事務,一直到抗戰勝利。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1944年冬,蔣介石令張厲生擬具戰後天津市黨政人選。張厲生提出施奎齡為天津市市長,時子周為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和天津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蔣介石表示同意接受。轉年8月日本投降。張伯苓向蔣介石推薦張廷諤為天津市市長。蔣介石當時為了利用張伯苓,不能不接受張的推薦,臨時改變原定計劃,任命張廷諤為天津市市長。時子周仍任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和天津市臨時參議會議長,施奎齡作為中央政府代表接收天津市。
時子周由後方飛到天津後,一直與張廷諤為難,擠他下台。當時天津市黨部和天津市臨時參議會同天津市政府之間互相傾i軋,唇齒相譏,最後迫使張廷諤不得不下台。
1948年10月,時子周在天津的兩個據點,市黨部主委既讓位於邵華,改選為正式的天津市參議會議長一席,又為楊亦周所奪。兩處地盤,先後失掉,所剩的僅是一個光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身分,面臨水盡山窮之境,在天津解放前夕的1948年10月,懷着“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悄然離開天津故土,經長沙、昆明繞道去台灣,最終客死異鄉。 [5] 

時子周周恩來致時子周的信

子周先生:
相別十五六載,每憶“五四”洪潮,想見先生丰采。今歲平津學潮再起,追溯舊事,千里"既逝,天安"久矣,鐵窗同伴,更念先生。惟前志未遂,後死之責。今日強敵鐵蹄,佈滿平津,先生雖備位中委,恐求如“五四”時代之活動自由亦不可得。且華北淪亡,已轉瞬間事耳。唯我方不忍見亡國慘禍降臨全土,故累次宣言,輒以聯合抗敵為號召。去歲紅軍北上,志切抗日,幸達陝甘,得以西北為根據。今春東向出師,為爭對日作戰,不圖閻氏阻戰於前,蔣復出兵於後,使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旨,竟見厄於內。轉戈相向,事非得已,要亦為抗日闢血路也。
先生“五四”先導,念年奔走,未忘暴日,來所彌信。今日兵壓境,先生其有意於聯合各界,不分黨派,不分信仰,為救亡圖存之舉乎?倘蒙見教,願作先驅,並願先生廣佈斯旨於華北,求得抗日戰線迅謀建立。此不僅華北之幸,亦全國之幸。
寇深禍急,馳騁燕趙,計期匪遙。敢布腹心,諸維心鑑!
周恩來
1936年5月15日於瓦窯堡 [6] 
參考資料
  • 1.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 上,團結出版社,2005.12,第1013-1014頁.
  • 2.    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之史資料選輯 第44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07,第191-192頁.
  • 3.    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之史資料選輯 第44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07,第192-194頁.
  • 4.    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之史資料選輯 第44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07,第194-196頁.
  • 5.    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之史資料選輯 第44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07,第196-200頁.
  • 6.    魏建國主編,瓦窯堡時期中央文獻選編 下,東方出版社,2012.10,第2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