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學堂

時務學堂，是清末維新運動期間，湖南所創辦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它標誌着湖南教育由舊式書院制度向新式學堂制度的轉變，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開端。

1895年陳寶箴任湖南巡撫，以“變法開新”為己任，推作新政，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896年冬湘紳創辦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蔣德鈞“嫌其跡近謀利，乃創為添設時務學堂之議”，1897年1月由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領銜正式呈報巡撫陳寶箴批准立案，旋由熊希齡等請兩江總督劉坤一撥鹽釐加價銀7000兩為經費，遂建於長沙小東街。

1897年8月，發佈《湖南時務學堂緣起》，闡明瞭設學校、培養維新人才的宗旨。不久，湖南巡撫陳寶箴又發佈《時務學堂招考示》，宣佈“本年議定暫租衡清試館開辦，延聘中西學教習，擇期開學，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業”。委派黃遵憲、熊希齡具體負責學堂籌備事宜，任命熊希齡為提調（即校長），主持一切行政事務。聘請梁啓超為中文總教習，聘請李維格為西文總教習。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錄取學生四十名。於九月正式開學。 ^[1]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時務學堂被迫停辦。1899年2月，時務學堂改為求實書院。1902年求實書院更名為湖南省城大學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學堂與改制後的嶽麓書院合併，在書院舊址組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1922年梁啓超重遊長沙時所書“時務學堂故址”時務學堂的舊址位於當今的長沙市三貴街。

時務學堂創辦之時，租用長沙小東街（今三貴街）一套五進二層宅第。此宅原主人是清乾嘉年間任禮部尚書劉權之，光緒年間轉手為益陽人周桂午（歷史學家周谷城的族祖父）所有。時務學堂停辦後，小東街校址屋歸原主。後周桂午的兒媳將宅第租予湘潭人言某，辦起了“泰豫旅館”。

1922年，梁啓超來長沙講學，重訪時務學堂故址，應旅館言老闆之請題寫了“時務學堂故址”。抗日戰爭“文夕大火”中，時務學堂舊址全部被毀。1945年陳雲章（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館名譽館長）買下此地，並興建了三棟紅磚洋樓。當今時務學堂舊址上的建築是陳雲章的私宅和其他一些建築。近年來長沙市政府有意在此地恢復重建時務學堂。

以時務學堂為前身之一的湖南大學，為了紀念時務學堂，由校友羅武子出資，在嶽麓書院內建立一紀念亭“時務軒”，並將“時務學堂故址”碑嵌入其中。 ^[2] 

提調（校長）：熊希齡

中文總教習：梁啓超

西文總教習：李維格

中文分教習：譚嗣同、唐才常、韓文舉、葉覺邁、歐矩甲

西文分教習：王史

數學教習：許奎垣

湯志鈞在《戊戌變法史》一書介紹説：

學堂人物、史料(6張)

時務學堂功課，分為兩種：一曰普通學，其目有四：‘一曰經學，二曰諸子學，三曰公理學，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二曰專門學，其目有三：‘一曰公法學，二曰掌故學，三曰格算學’。入學六個月以前，讀普通學；六個月以後，則各認專門，但普通學仍須兼習。學生所讀之書，有涉獵之書，有專精之書。學習時學生須先將《春秋公羊傳》和《孟子》反覆鑽研其中微言大義、民權思想，然後擇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較參證，使之明瞭維新變法的旨意。

時務學堂從創辦到停辦，歷時不到一年，只招考過三次。光緒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錄取學生四十名。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一日，時務學堂第二次招考，錄取內課生三十名，外課生十八名，附課生七名。閏三月，又錄取第三期學生，其中內課生四十六名，外課生五十二名，各送北洋學生十名。錄取學生總數只有兩百名左右，卻培養出了一批傑出的人才，其中大多集中於第一班的四十人中。楊樹達曾經評價道：“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時務師生合力為之，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 ^[3] 

蔡鍔：雲南都督，護國戰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楊樹達：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

範源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師範大學首任校長。

方鼎英：黃埔軍校代校長兼教育長。

李復幾：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 ^[4] 

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質、唐才中：自立軍起義烈士。

梁啓超曾多次説:“新舊之哄,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氣最可用”“予在時務學堂雖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四十人有十一人隨我俱去，後唐先生才常在漢口實行革命,十一人中死難八人!”毛澤東也説過：“湖南之有學校，應推原戊戌春季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卻養成了若干勇敢有為的青年。”1895年開始的湖南維新運動，使湖南成為當時中國最富朝氣的省份，也是後來戊戌變法的前奏和實踐基礎，而時務學堂的創立，則是湖南維新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時務學堂也對湖南近代教育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它促成了湖南各地新式學校的設立和書院制度的改革，實現了由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轉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