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與文學的肖像

五六年前，曾暗自許願寫一部關於革命聖徒王實味的書，後來又起意寫一部關於鄉下人的書，結果都沒有寫成，卻斷斷續續地寫了一批文化一文學批評性質的文字。這是沒有料到的。這樣的文字，除了收入已出版的三個集子之外，餘下的差不多都在這本書裏了。

學者是人，而能機器似的運作。他們最大的資本是擁有知識，或稱學問；是大量書籍，尤其是經典和教條的嚼食者。所謂著述，基本上是來自書本的枯燥的排泄物。他們常常以精英自居，遠離俗眾的日常生活，甚至社會的重大事件而自以為超越。在學界，據説“學術規範”是必須恪守的，“價值中立”是最高準則。因此，他們動輒標榜“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周詳完備，總之特殊得很，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學術在中國，不像西方有政教分離的傳統，由來不曾獲得獨立的超然地位。作為知識的累積，闡發與承傳，學術與道德修養的聯繫十分密切；按照“修齊治平”的正統要求，它應當是由智達德，由凡入聖，大有助於“教化”。考一部學術史，“我注六經”雖代不乏人，然而那種埋頭考究的細瑣功夫，其源頭恐怕正在於“避秦”；像桃花源中人那樣，表面閒適，灑脱，自外於世事，實乃出於不得已，未必受了求知慾的驅遣的。這“學統”蔓延開去，到得末代於孫，便已全然不諳其先祖治學的苦衷，惟知一味“為學術而學術”而已。

世間的文字大約有三種：一是獨語的，二是對話的，三是宣講的。獨語的文字多寫在伍爾芙説的“自己的房間”裏，像狄金森、普魯斯特、卡夫卡，都是獨語式作家。對話可以是幽閉的，也可以是開敞的，但是一定有明確的對象。書信顯然是對話的文字，期待的文字，所有的傾訴都在等待回聲。柏拉圖式的對話，其實不是對話，而是宣講，他的身份是教師和自擬的哲學王。宣講也有各式的，地點或在校園，或在會議大廳，或者就在廣場上。廣場的聲音未必盡是莊嚴的，但是，社會的正義之聲往往出自那裏。在三種話語形態中，我最喜歡的是獨語，房間裏的聲音。而對話的傾心，宣傳家的信仰、熱誠、全力以赴，又常常構成難以抵禦的蠱惑。尤其是廣場上的聲音，像林肯的廢奴宣言，梭羅的不合作主義的聲明，馬丁·路德·金的關於“我們為何不能等待”的講演，潘恩在人權問題上對柏克的駁潔，左拉為德雷福斯作的辯護，托爾斯泰為被政府殺害的農民作的控告，以及中國的魯迅為死難學生而作的出離憤怒的悼文等等，讀後沒有不血脈賁張的。我大約是一個好事之徒，從小受到鄉民的蠻氣的傳染，後來卻多出幾次政治運動的威嚇，無論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心。所以，房間與廣場雖然相距甚遠，但仍然不免向窗外探頭探腦者，實在並非因為着意傾聽所謂的“風聲雨聲”，説得簡單點，有時竟僅僅為了打聽一下遠處的響動之所由來而已。

也許，每個人都要受環境的牽繫的罷？耽守在自己的房間裏而又偏説些關於廣場的話，其膚淺和尷尬可想而知。但願有一天，讓廣場眾聲喧譁，讓人們自由訴語去，我則全然返身於獨語的世界。那時，我只管説自己的事情，任時間之河從心中汩汩流過，沒有河岸，也沒有岸上那些凌亂的腳蹤。

林賢治

2001年冬，於南方之城